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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近代科學的興起與快速發展，科學精神的內涵與結構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科學精神最初是由少數精英科學家在科學實踐中逐漸總結提煉出來的，這些獨特的精神特質構成了科學大廈的底層架構。隨著科研活動的日益拓展，科學精神的內涵變得愈發豐富與龐雜。從貧乏到豐富，科學精神的內涵存量也愈發充實。

從科學史的角度來看，這一進程與整體的科技發展幾乎同步。科學精神內容多了，就需要分類，否則科學精神的豐富內容就無法清晰呈現與有效傳播。

為了簡化論述，筆者把小科學時代的科學精神稱作1.0版；二戰后科技進入大科學時代，此時的科學精神可稱作2.0版。當下被寄予厚望傳播開來的科學精神正是廣譜多元的2.0版科學精神。

傳統的1.0版科學精神其內涵與結構大多是單一特質與線性結構，這是科學處于童年時期的特征，如果當下仍沿用這種科學精神結構去傳播,效果肯定很不理想。

對此，我們不妨看看傳統科學傳播視野下的科學精神的內涵與傳播方式。

在竺可楨看來，科學精神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是對真善美的追求，是科學存在的前提。

李醒民（2014）從邏輯基點出發，強調以實證精神和理性精神為支柱，將追求真理視為科學精神的根本。

袁江洋（2021）則從人文主義視角，界定科學精神為尊重實驗觀察、發揮理性創造力，并強調其在真假判斷和價值取向中的指導作用。

威爾頓（Stephen P. Weldon，2020）更進一步拓展了科學精神的內涵，指出其超越了單純的實證主義，不僅提供知識，更蘊含道德準則和理想，能為人類生存發展提供指導。

這些論述表明，科學精神1.0版的核心在于：以理性和實證為基礎，以追求真理為主線，并在此過程中體現其價值與意義。

在小科學時代，科學精神傳播的主體與傳播路徑比較單一，僅僅依靠學院科學家利用講座等形式向公眾介紹科學成果（圖為法拉第于1827年舉辦圣誕講座）

從科學家個體視角來看，科學精神呈現出追求真理與承擔社會責任的雙重維度。杜祥琬院士曾提出科學精神的三個核心要素：追求真理的基本取向、創新的本質屬性，以及科學家應具備的家國情懷和歷史使命感。這種界定暗含了這一理念的外化與跨界，它涉及科學精神與科學家精神的內在關系。這表明，科學精神在個人層面意味著既要追求真理與創新，又要承擔社會責任。

“科學精神的2.0版”

當今的科學早已告別了個人英雄主義時代，進入了大規模、大投入、大設備、大團隊、大風險的大科學時代。科學事業能取得如此快速的進步和發展，原因就在于其背后支撐科學活動的科學精神已然進入2.0版，那么，科學精神的2.0版又包括哪些新的內容呢？

筆者認為，最核心的特質有兩項：協作精神與民主精神。這是大科學時代協同攻關與平等交流的基本配置，否則規模龐大的科學建制根本無法有效運轉。畢竟科學精神2.0版是在1.0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至此，科學精神2.0版的內涵結構已經清晰可見。

第一，科學精神的表層結構：求實精神/求真精神（基于科學知識生產過程衍生出來的精神特質，這也是科學精神1.0版的副產品）。

第二，科學精神的中層結構：協作精神等（這是大科學時代科學有序運行的基本組織保障，也是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建制得以運行的基本原則，否則美國的“曼哈頓工程”、中國的“兩彈一星”這樣的大科學工程恐怕很難完成；協作與民主可以看作科學精神2.0版的核心內容）。

第三，科學精神的底層結構：批判精神和懷疑精神（基于理性和實證精神，這是科學精神1.0版的核心內容，也是最古老的科學精神基因）。

用傳播科學精神1.0版的模式與路徑去傳播科學精神2.0版的內容，注定是小馬拉大車，很難實現預期中的科學精神傳播的目標。

科學精神的中層結構被忽略

反觀國內科學精神傳播的實際狀況可以發現存在如下兩個問題。

一方面，科學精神的內涵結構被嚴重撕裂，導致群體在認知上無法達成共識。

科學精神的表層結構被公眾所接受，底層結構被專業人士所接受，而科學精神的中層結構卻被忽略了，進而造成表層結構與底層結構嚴重脫節，導致每一方都認為自己才是科學精神的堅定捍衛者。

另一方面，當科學精神的中層結構有意或無意地“缺席”，就會導致社會認知出現斷裂，致使科學精神淪為一種毫無用處的空對空的概念。

中層結構的核心旨趣是什么？誰是最好的傳播主體？傳播路徑有哪些？傳播模式有什么特點？這些在當下都是晦暗不明的。同時，當代科技最光鮮的名片是涌現出一批偉大的高科技企業，它們既推動了社會進步，又實實在在地踐行了科學精神2.0版的核心旨趣：協作精神等。

這些著名的科技公司之所以能取得偉大成功，皆源于其建基于最新的科技知識，并在運行中時刻以科學精神的中層結構如平等、自由、開放、合作等作為行動指南。這些都是科學精神在科學建制化運行中的具體體現，缺少了這種維度的科學精神支撐，任何科學建制的有序運行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會影響整個社會文明的發展進程。

加強科學精神2.0版的有效傳播

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科技的突飛猛進，科學精神的內涵日益豐富，早已完成從1.0版向2.0版的演變，這就決定了傳播科學精神的主體愈發多元化，因為任何個體都無法涵蓋科學精神的所有層面。具體而言，主要包括如下三類傳播主體：學院科學家、高科技企業科學家與專業科普工作者（圖1）。三類傳播主體與科學精神的特定內涵有如下關系。

圖1 三類傳播主體與科學精神的關系

學院科學家與科學精神的本質最貼近，傳播的科學精神質量與密度也最大；企業科學家次之，專業科普工作者再次之。

從傳播效果來看，企業科學家依托科技產品實物，傳播效果最佳；科普工作者借助于表達能力，次之；學院科學家的工作遠離人們的日常生活，其傳播的科學精神更接近于其本質，傳播效果反而不好，受眾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發覺并理解它的價值和意義。

與之對照，在小科學時代，科學精神傳播的主體與傳播路徑比較單一，僅僅依靠學院科學家開展講座等形式向公眾介紹科學成果，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并傳播科學精神的實質，如英國皇家科學院自1825年以來所辦的系列講座，其中最著名的當數由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于1827年舉辦的圣誕講座。

從傳播效果來看，三類主體的傳播效果存在共性，即主體影響力越大傳播效果越好，如愛因斯坦、費曼等知名科學家哪怕只是傳播枯燥難懂的科學精神底層結構，效果也遠好于普通的科學家。

科學精神的傳播離不開空間載體，科學精神2.0版的三類傳播主體最重要的空間載體分別是：大學與科研院所、高科技企業與專業科普機構（科普研究機構、科技館等）。在傳播科學精神2.0的實踐過程中，不同的傳播主體以獨特的空間載體作為平臺，承擔不同科學精神內涵的傳播（圖2）

圖2 三類傳播主體的職能分工與傳播路徑

在實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科學精神傳播主體功能交叉的現象，即有些科學家既承擔科學精神底層結構內容的傳播，又通過演講、報告、宣講等活動承擔科學精神表層結構的傳播，這在當今時代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

同時在科學精神2.0版的傳播鏈條上，還需要厘清兩個概念：科學精神與科學家精神。

顧名思義，科學精神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所產生的一種規范性要求，而科學家精神既有在科學活動中對科學精神的堅守，還有作為社會人的使命，即科學家是社會的一分子，要承擔社會人的一些角色。比如費曼教授，他既是優秀的物理學家，又是充滿個性、非常活躍的科普專家和承擔社會責任的公民；周培源教授除了是科學家之外，還是教育家和承擔社會責任的行政管理者。

但是，不論主體的身份如何多樣，堅持與捍衛科學精神是其從事某一領域并取得成功的首要條件。

正如美國倫理學家雷斯尼克（David B. Resnik）所言，“科學和科學家的關系很簡單：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或是科學家進行的一種實踐；科學家會通過自身的行為和信念影響科學”。

最后，聚焦三類主體在科學精神傳播中采用的具體模式，不難發現他們各有特色。

第一，科學精神的底層結構是科學精神的基礎，這部分內涵的傳播對受眾的認知與學識要求很高，它的主要傳播模式是通過大學與科研院所從業者常年的規訓展開，他們要想取得成功必須接受與認同科學精神的底層內涵——批判與懷疑精神；回到社會層面，能夠領會這層內涵的人群在總人口中占少數，只能通過教育與科研活動來實現。

第二，著眼當下，最為缺乏的是對科學精神中層結構內涵的理解與傳播，即協作精神與民主精神的“隱身”。這兩種精神的傳播是我們的文化中比較缺少的。

中國的科技企業家很少在公開場合宣傳這種科學精神內涵。與西方科技企業相比，中國似乎鮮有如奧特曼（Sam Altman）、哈薩比斯（Demise Hassabis）那樣的企業科學家，這對于全社會準確理解科學精神是不利的。

協作與民主是科學取得偉大成就的主要內在機制，也是社會進步與文明的一種度量標準。科學精神中層結構的傳播要依靠企業科學家的努力與整個社會科技的進步，要讓人們看到這些企業與成果對于生活的改善與社會的進步所起到的作用，從而激發人們探求科學精神中的協作與民主機制。

第三，科學精神的表層結構大多由科普專家通過發表文章、開展講座以及舉辦科技展覽等方式來實現，但是，這種科學精神的傳播往往流于表面，很難內化于心并指導個人的生活實踐，如我們在生活中很難看到對某個問題求真與求實的人，為什么呢？

求真、求實是需要具體能力和勇氣的，絕大多數人很難具備這種條件，只要看看社會上出現的各種偽科學現象，以及網絡上泛濫的各種反智思潮，就可以略知科學精神的表層結構僅具有象征意義，很少發揮實質效用，它迫切需要中層結構與底層結構內涵的支撐。

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剖析世界觀的結構時，曾提出三部分構成說：“第一個方面是態度，第二個方面是世界圖景，第三個方面是心靈生活。態度與世界圖景都以第三個方面為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精神的表層結構的傳播僅僅完成了解決人們的態度問題，而中層結構的傳播則會展現科學精神內在的世界圖景，只有底層結構才能真正啟迪與豐富人類的心靈生活，但那是非常遙遠的,眼前我們可以通過逐漸增加這個層面的輸出規模來提升科學精神傳播的質量與廣度。

基于這種現實，傳播科學精神的三駕馬車中，短期來看，企業科學家應該成為第一主力，學院科學家次之，科普專家再次之；長期來看，學院科學家應該成為恒久的第一主力，科普專家次之，企業科學家再次之。這樣才能保證科學精神源源不斷地輸出，并滿足公眾對其多層次內涵的不同需求。

-本文作者李俠是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谷昭逸是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博士生；文章刊載于《世界科學》雜志2025年第9期“科苑”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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