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攤丁入畝”，被很多學者譽為清朝雍正的“德政”之一，將之視為減輕了農民賦稅負擔，“數千年來力役之征一旦改除”，還有廢除了長達2000年的人頭稅，從而促進了人口增長等等。總之是美譽如潮，清朝雍正也因此被稱為具有大魄力的“改革皇帝”。

其中，古代稅收主要是田稅、商稅等，還有針對人丁的徭役——免費勞動，張居正改革后，逐漸將徭役折算為銀錢，故而稱之為“丁銀”（丁稅），攤丁入畝就是將丁稅與田地捆綁，理論上是田多丁銀多、田少丁銀少。需要注意的是，明代中晚期，實質已有以田畝數量來計算徭役，本質就是攤丁入畝。

問題在于：雍正末年，國庫存銀由康熙末年的800萬兩增加到6000多萬兩，但這就像分蛋糕，“攤丁入畝”之后清廷分得的蛋糕明顯變多，既然如此，攤丁入畝真能減輕底層百姓負擔，真能稱得上“千古德政”嗎？其實，攤丁入畝真相被長期扭曲，因為相比明朝而言它壓根不算德政。

清朝丁稅遠超明朝

談及“攤丁入畝”，有必要先了解明朝丁銀政策，和康熙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

關于明朝丁銀，主要有三個要點：

其一，明朝在冊人口一直都是5000多萬，但古今中外學者根據地方耕地數量、人口變化等測算，普遍認為晚明至少2億人口，因此明朝是典型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其實，明朝稅收是定額制度，就按5000多萬人口的納稅份額征稅，朝廷稅收不會因為人口增長而增長，加遼餉之前，明朝中央稅收收入基本不變，甚至還不斷降低。

其二，明朝中后期之前，沒有丁稅，只有官府要求的徭役，中后期后開始將徭役折算為丁稅，但各地不同，有些地方征丁稅、有些繼續徭役。

其三，明朝徭役或丁銀，屬于地方稅，用于支付地方辦公、人員開支等等，并不交到中央。當然，地方肯定存在亂收稅，官員中飽私囊的現象，但地方也的確需要各種開支。

關于明朝丁稅重不重，俗話說的好，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因此不妨看看清朝丁稅情況。

1645年，清軍入關第二年，清廷開始征收丁稅，且全部交給清廷中央。1661年、順治十八年，清朝中央政府首次公布全國丁稅統計數字，即“直省徭里銀3008900兩9錢，米12570石1斗”。

1661年，當時還有不少反清勢力，清朝并不能做到全丁征稅，那么卻能征收如此之高的丁稅，是不是說明要么人丁多、要么稅重？選人丁多，那么清朝人口大增長奇跡就要打折扣；選稅收重，也不利于清朝形象塑造。

更為重要的是，因為清初戰亂，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導致白銀輸入銳減，因此當時是銀貴銅賤谷賤，康熙時高珩有《行錢議》說：“明末每錢一百。買銀一錢。康熙二年。至三百文。今遂六百有余。尚苦無銀可買。國家未曾加賦，而百姓一年，若納四五年之糧矣。”

因此，300多萬兩丁稅，其實相當于明末1000萬兩的購買力，沿海遷界后更是嚴重到相當于近2000萬兩，可見丁稅之重，可謂是駭人聽聞、前無古人。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將全國丁銀總額固定為335萬兩，新增人丁不再加征丁稅，這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

但問題是：清朝將丁稅收回中央，還收的如此之重，那么地方辦公經費、人員工資從何而來呢？其實，這一點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再征！

因此，清朝順治康熙時期的人均丁稅之重，肯定要超過明朝，問題在于實際高了多少倍而已。因為稅負太重，所以百姓實在交不起而經常拖欠，于是清朝又自吹“皇上圣明、體恤百姓”而蠲免拖欠錢糧，最終清朝到現在很多文人吹噓康熙圣德。

雍正攤丁入畝政策

雍正繼位之后，為解決地丁分征帶來的賦役不均問題，于是推出“攤丁入畝”政策。那么，既然稱攤丁入畝為德政，那么能不能減輕底層百姓負擔呢？

其實，所謂攤丁入畝就是將丁銀并入田賦中一次性征收，以前是田稅、丁稅分開征收。也就是說，丁稅并未消失，只是表面被隱藏了起來，實際是換了一種方式征收。

毋庸置疑，這是簡化了稅收方式，肯定利于朝廷征稅，但問題是利不利于百姓，是不是像不少學者說的那樣“廢除了長達2000年的人頭稅，從而促進了人口增長”等作用呢？

首先，雍正時的攤丁入畝，就是將丁稅攤入田賦合并征收，以田畝為標準折算銀兩繳納，各地標準不一，最低的省為一厘至二錢不等，最高的省為二錢到四兩五分三厘不等，全國標準為0.1-0.45錢，稱之為地丁銀。

其次，雍正的攤丁入畝，稅收依然收歸中央，成為清廷中央收入，地方留存極少。其實，清朝也不敢在地方多留錢，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害怕地方漢人有錢造反。

除此之外，還有火耗歸公等，清朝將明朝時大量地方留存的費用立為“法定正稅”、并都收回中央。那么，地方經費不夠怎么辦？答案是或明或暗的再征，除非清朝地方經費充足（各種地方稅費都收歸中央，焉能經費充足）、且官員不貪！

根據黃仁宇的研究，明代賦稅中起運大概占據賦稅總額的56%左右，加上徭役或丁稅等用于地方，因此地方經費相對清朝比較充足，賑災也比較多，相反清朝地方想賑災也缺乏相應經費。

第三，攤丁入畝看似田多丁稅多、田少丁稅少，理論上沒有地就不要交稅，但問題是田少或無田者要不要租種地主的田地，租種地主田地時，地主會不會好心的不向佃農轉嫁丁稅？甚至，在轉嫁的過程中，會不會趁機撈一筆？其實答案是肯定的。

總之，攤丁入畝表面看廢除了“人頭稅”，實際上依然在征收，只是隱藏了起來而已。

最后，康熙“永不加賦”和雍正“攤丁入畝”，向來被譽為清朝歷史中的亮點、德政，但真正扒開詳細看一看時，卻會發現一則丁稅被收歸清廷、且變為清廷正稅，這就必然導致地方經費的困難，進而導致百姓再一次被或明或暗的征稅，以及地方賑災困難等，一則康雍丁稅遠高于明朝，百姓稅負顯然遠超明朝。那么，“德”在何處？尤其與明朝相比，何“德”之有？

問題在于：長期以來，很多學者都在大肆貶低明朝、同時贊揚康熙的永不加賦和雍正的攤丁入畝，將之視為減輕百姓負擔、解除中國“人頭稅”等，將他兩視為中國一等一的好皇帝，但為何清朝在所謂“皇帝圣明體恤百姓”后，丁稅負擔卻還遠超明朝？稅負遠高于明朝，康熙“蠲免逋欠”還是德政嗎，真是“圣上節儉克己、體恤百姓”嗎？

可見，清朝歷史的確重新審視，過去的清朝敘事存在嚴重美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