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保障性租賃住房占比較低，奉行市場自由調控為主要準則。紐約作為全球塔尖城市，人口稠密、土地資源稀缺，住房問題極為嚴峻。目前紐約市三分之二的居民選擇租房居住，其中接近一半的房屋處于租金穩定政策的管理之下。那么紐約的低保障性是如何讓住房體系穩定運行的？今天我們來了解一下紐約住房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演變歷程，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對上海的啟示。

一、紐約低保障性城市

相比新加坡8成人口住在政府建設的組屋（公共住房）中，紐約著實是個低保障性城市，僅有11.8%的人口居住在政府資助的租賃住房中。2018年，紐約市347萬套房屋存量中，218萬套（62.9%）為租賃住房，104萬套（29.9%)為自有住房，另有約25萬套是空房（7.2%），其中租賃住房是紐約市住房的市場主體，62.9%的占比遠超全美36.9%的平均水平。

租賃住房中又分為三種類型：無監管住房（42.9%）、政府監管住房（45.9%）和政府資助住房（11.8%）。一、無監管住房（94萬套）不僅體量大，并且不受政府監管，租金貴、租金上漲快、對租客的保護性弱。二、政府監管住房顧名思義就是指在政府監管下的住房，這部分住宅數量最大，又可以分為租金控制型住房和租金穩定型住房，租金控制型住房數量很少，租金極低，并且政府規定了每年房租的上限；租金穩定型（96萬套）數量最多，占比約44.3%，租金穩定型住房每年的房租上漲幅度由房租管委會決定，并且適用美國《緊急租客保護法》法案，租客除非違法，不然可以無限續租。可以說租金穩定型住房穩定了整個紐約的租賃住房市場，因為近一半的住房在監管下租金上漲幅度可控、租客權益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能制約無監管住房的瘋狂上漲，同時對政府支出要求低、財政上可行性高，確保租賃住房的穩定發展。三、政府資助型住房雖然占比較少，卻花費財政巨額支出。據統計2021年聯邦政府在住房補助方面的支出約為900億美元。

二、紐約保障性住房類型

紐約政府在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為適應現狀，采取了與時俱進的介入手段。

紐約政府資助住房的類型主要分為三種：公共住房、Section 8法案資助住房、Mitchell-Lama項目資助住房。

公共住房：由政府出資建造并運營管理，第一幢公共住宅建于1935年，該住區至今仍在使用。公共住房租金實行收入關聯租金制度，即住戶的收入水平是地區中位收入（AMI）的百分比是多少，不同的百分比支付租金不同，這樣可確保租金的可負擔性。這類住宅可以無限入住，即使收入提升后也可以繼續入住。

▲圖片來源于網絡

Section 8法案資助住房：1974年，聯邦政府住房新政出臺，從直接建設可負擔住宅轉為給居民提供住房券補貼（Section 8）的形式。“8”法案資助有兩種形式：一是政府資助開發商，將小區內的部分公寓出租給低收入群體；二是對低收入群體補貼，租戶可以租賃市場化的房源，差值由“8”法案的房屋優惠券補齊。這類住房區一般只簽訂10年或20年可負擔合約，到期后居民需搬出，并且在租期間，如果收入上漲能覆蓋房租的時候，優惠券就不會發放。

Mitchell-Lama項目資助住房：M-L項目主要針對中等收入群體，提供租賃住房和有限權益住房。租賃住房租金固定，對申請者收入范圍有限制，規定家庭年收入低于7倍的租金價格即可申請；有限權益住房是居民以較低價格購買公寓所有權，但轉售受到限制，類似于我們的共有產權房。這類住房有效期為20年，目前已有大量接近有效期，這類住宅最終將全部退出市場。

除了政府資助住房，紐約聯邦政府及區域政府對于機構類、開發商、非營利機構等又出臺了一系列補貼措施，吸引開發商積極參與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比如：421A減稅政策、區劃提升、融資政策。

421A減稅政策：421A是紐約的一條房地產稅法，根據421A，只要開發商為60%AMI的家庭配建20%-30%比例的可負擔住宅，就可以申請減免整個項目的房產稅，減免房產稅對于開發商來說價值連城。這部分住宅有效期為35年，居民申請由抽簽決定。

區劃提升：開發商還可以申請對特定地塊進行區劃提升，將非住宅區劃改為住宅區劃、低容積率區劃改為高容積率的區劃。一旦地塊的區劃被提升了，那么該塊地上住房就必須提供占項目總戶數20%-30%的可負擔住宅。這一比例，紐約最高，舊金山為12%-20%，波士頓15%、芝加哥10%，且后兩者并非強制要求。這部分住宅的有效期是永久性的。

融資政策：對于經濟適用房比例高、受眾群體工資極低的項目，減稅及區劃提升的政策都無法提升開發商的積極性，政府便會提供比商業銀行條件要優惠許多的貸款，降低開發商融資的成本。除了貸款外，聯邦政府，還會發放“收入所得稅抵免”幫助開發商吸引股權投資，開發商通過資本市場找到項目的股權投資人，并將“優惠券”給其作為投資的回報，投資人拿到“優惠券”就可以在每年報稅的時候抵免與“優惠券”面額相等的所得稅。這部分分住宅要求有效期達到30年以上，居民申請通過抽簽決定。

可以看出，政府為了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不同階段推出不同類型的保障性住房，從前期的政府主導建設階段到后期開發商主導建設，從給租戶發優惠券再到給開發商發優惠券減稅，從無限制入住到為每種住房設置不同的年限，可以看出紐約保障性住房籌建思路整體的轉變。

三、對上海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啟示

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和國際大都市，在保障性住房建設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構建了極具特色的住房保障體系。對比紐約的經驗，可以發現雙方在核心邏輯上高度契合，即通過“政府引導、市場參與、金融支持、多策并舉”的模式，構建多層次、全覆蓋的住房保障網絡。這種共性，恰恰證明了上海道路的前瞻性與正確性。

在此基礎上，紐約實踐中的一些具體做法與細微差別，能為上海進一步完善住房保障體系，提供寶貴的深化與優化啟示：

1. 在“混居模式”與“隱私保護”上深化設計，促進社會融合

上海現狀：上海的保障性住房（如公租房、共有產權住房）多為獨立社區或獨立樓棟，管理清晰，定向保障。

紐約亮點：紐約的許多保障性住房項目（尤其是通過421-a稅惠、區劃提升催生的項目）強調“混合收入社區”，即在同一棟樓或同一小區內，包含市場價格單元、租金穩定單元和針對不同收入線的可負擔單元。租戶僅按自身收入支付對應租金，外觀與管理上并無區別，有效保護了低收入家庭的隱私與尊嚴，避免了社會隔離，促進了社區自然融合。

對上海的啟示：上海可以在未來的新建商品住宅地塊出讓或城市更新項目中，更廣泛地探索和推廣 “混合社區” 模式。通過規劃條件，要求開發商在同一項目中配建不同租金/售價梯度的保障性住房，并與商品住房實現規劃、設計、建設和物業管理的一體化。這不僅能更自然地實現社會融合，也能提升保障性住房的區位質量和社區品質。

2. 在“租售同權”的實質落地上持續發力，筑牢租賃權益基石

上海現狀：上海已明確提出“租購并舉”并推行租賃合同網簽備案制度，賦予承租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政策方向明確。

紐約亮點：紐約通過強有力的《緊急租客保護法》等法律，賦予了租金穩定住房租戶近乎永續的租賃權與穩定的租金預期，并將居住權益與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深度綁定，使得“租房”成為一種長期、穩定、體面的居住選擇，社會認同度極高。

對上海的啟示：上海可進一步夯實租賃權益的法律與政策保障，尤其是在長期租賃合約保護、租金調整機制的透明化與規范化方面，給予“保障性租賃住房”乃至部分合規“市場化長租”的租戶更強的穩定預期。同時，需持續推動戶籍、子女教育、社區醫療等核心公共服務與租房行為更緊密、更便捷地掛鉤，消除承租人享受公共服務的隱形壁壘，真正提升租賃住房的吸引力與幸福感。

3. 在“激勵工具”的精細化管理上尋求突破，提升可持續性

上海現狀：上海在利用土地、稅收、金融政策激勵市場主體參與方面已有豐富實踐（如配建要求、專項貸款等）。

紐約亮點：紐約的政策工具呈現出極強的精細化與分層化特征。例如，針對不同地段、不同開發強度、不同目標收入群體，其稅收減免幅度（如421-a）、區劃提升條件、融資支持力度均有所不同，并且設置了35年、永久等不同的保障年限，以實現政策效率最大化。

對上海的啟示：上海可考慮對激勵政策進行更精細的“分層分類”設計。例如，針對中心城區極度稀缺地塊、五大新城增量地塊、城市更新地塊，設定差異化的配建比例、保障年限和激勵力度。探索與保障性住房可持續運營績效掛鉤的長期激勵機制，而非僅聚焦于建設環節，引導資本和專業機構參與長期運營，確保保障性住房社區的活力與品質歷久彌新。

最后，紐約的經驗并非顛覆上海已有的成功路徑，而是為其住房保障體系的“最后一公里”優化提供了鏡鑒。上海完全有能力在自身堅實的基礎上，吸收國際經驗中的精細化、人性化元素，在社會融合的深度、租賃權益的硬度、政策工具的精度上更進一步，打造出更具溫度、更可持續、更具示范意義的中國超大城市住房保障“上海模式”。

參考文獻：《國際大都市租賃住房發展模式與租賃住區規劃》

《紐約是如何讓開發商建“保障房”的？》

《市政廳|城市案例：紐約是怎么建保障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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