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1963年12月，莫斯科的雪尚未沒過腳踝。紅場上有口號聲響起，打破了國際主義的虛幻景象。五百多名非洲留學生舉著標語，標語內容為莫斯科是第二個阿拉巴馬。他們將克里姆林宮圍墻變為冷戰宣傳的擂臺。這場看似偶然的抗議，之后成為了俄羅斯非洲裔人口比例長期處于低迷狀態的隱形分界點。
若要講述這件事情，就需要從加納醫學生埃德蒙·阿薩雷·阿多的死亡開始說起。在12月中旬的時候，他的尸體在郊外的雪地被人發現。蘇聯官方給出了尸檢報告，稱是因為醉酒而被凍死的，并且還特意讓兩名加納學生去旁觀解剖的過程。但是留學生們發現了其中存在的問題：阿多生前正打算和蘇聯姑娘結婚，那他又怎么會獨自跑到偏遠的地方去酗酒？這樣的憤怒如同煤油被潑進了留學生的社群當中一樣。他們又想起平日里被克格勃學伴監視信件的事情，還有警察偏袒本地人的積怨。
那這些非洲學生實際上是冷戰的產物。1960年赫魯曉夫創辦了人民友誼大學。為第三世界的留學生提供包機票以及發放津貼的待遇。每月80盧布的獎學金比蘇聯工人的工資還要高。不過優厚的待遇中有糖衣，對宿舍進行監控并且隨時被抽查，與當地女性交往會被約談。所謂的國際主義兄弟情早被蛀空了。
抗議的那一天具有相當戲劇性的特點。西方媒體的長焦鏡頭對準了現場。BBC的記者錄到了學生呼喊“停止殺害非洲人”的聲音。克格勃的特工在屋頂等待著，卻接到了奇怪的指令：不允許采取武力行動，并且還要保護示威者不被圍觀市民沖擊。之所以如此克制是存在政治方面的算計的。蘇聯擔心流血事件會被說成是紅色種族主義，從而破壞在非洲的外交安排。
我認為真正的轉折是在抗議平息之后出現的。蘇聯并沒有大張旗鼓地進行鎮壓，而是采用了細致的辦法來處理問題。首先將獎學金降低到與本土學生相同的水平，隨后以學業不佳為借口將活躍分子遣送回去。尼日利亞學生領袖伊肯納被迫轉學到倫敦上學，阿多的未婚妻斯維特拉娜全家搬離了莫斯科。這種軟性的清理比暴力驅散更為持久，到1964年底，非洲留學生的數量減少了三成。
政策層面有著更為深遠的影響。蘇聯暗中將留學生審核權收回到中央。人民友誼大學非洲新生的比例從1963年的42%下降到1965年的18%。俄羅斯聯邦延續了這種收緊的狀況。2022年全俄非洲裔長期居民數量不足兩千人，這與法國數百萬非洲裔形成了殘酷的對比。當下莫斯科街頭的非洲面孔大多是短期的留學生，如同候鳥不構建巢穴一般。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紅場事件使得理想與現實的裂痕顯現出來。當留學生將蘇聯和美國的種族隔離相提并論時，他們所戳破的不只是某一項政策，而是整個冷戰意識形態的虛假之處。后來俄羅斯的移民政策高度保守，這難道不像是對那次信任崩塌的長久補償？如同化開的雪水滲入磚縫，之后再凍結就形成了永久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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