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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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行
文/鄭學用
夜色漫過大屯的屋頂時，我給父親上了最后一炷香。香頭三點暗紅，在遺像前明明滅滅，像他不肯閉上的、殷殷望著的眼。
母親坐在昏黃的燈影里，絮絮地說著些舊話，聲音輕得像在撫摸一件極脆弱的瓷器。她說起父親走時的安詳，說起這兩個“七”里夢見他總是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腋下夾著課本，匆匆地，像是趕著去給哪個孩子上課。
我靜靜聽著，目光卻穿過窗欞，望向外面沉沉睡去的村莊。再過幾個時辰，我就要離開這里了。
行李早已收拾停當，立在門邊，沉默而堅定。可是心里有什么東西，卻怎么也收拾不起來。那感覺不是疼，不是悲傷，是空——仿佛我是一棵樹，被人從貼著心窩子的地方，把根須一根一根地抽走了。這空，讓我想起父親常說的一個詞：“根”。
上世紀九十年代，村東頭的阿柱哥，是個故事。他把畢生攢下的兩千塊錢，存在山門鎮一個商人那里圖點利息。商人倒了，錢沒了。阿柱哥的天也塌了。那個黃昏，父親剛從學校回來，聽人說起阿柱哥在后山的老松樹下坐了一整天。他飯也沒吃，轉身從里屋的木箱底，取出一個手絹包。那是家里預備翻修灶臺的錢，也是兩千塊。他找到阿柱哥，只說：“拿著，日子還長。”阿柱哥老淚縱橫，要跪，被父親牢牢扶住了。
這件事過去了許多年，阿柱哥和他兒子都已不在人世，可那份情義卻延續了下來——昨天下午，阿柱哥的外孫特意從外地趕回來，握著我母親的手，紅了眼眶：“阿婆，以后每年我都來看您。”
這不過是父親人生賬本里尋常的一筆。他的“應該”，從來不只是兩個字。村里的小榮，生了二胎，按那時規矩，算超生，要罰五千。五千塊，在當年是能壓垮一個壯勞力的山。小榮蹲在我家門檻外，抱著頭，唉聲嘆氣。父親給他倒了碗水，聽他說完，沉默了一會兒，說：“政策是鐵，該交的交。錢的事不用愁，五千元隨時來我這里拿。”這句話像定心丸，讓小榮穩住了心神。
后來他東拼西湊，終究沒來拿那筆錢，但這份情他記了一輩子。前些天來吊唁時，小榮還紅著眼圈說：“老阿公那句話，比五千塊錢更金貴。他知道我難，肯開這個口，這份心意我永遠記得。”
父親的慷慨，最常傾注的地方還是學校。他當了半輩子教書匠，后來做了校長。他辦公室的抽屜，像一口慈悲的井。總有家長搓著手，窘迫地站在他面前，話未出口，臉先紅了。父親便從抽屜里拿出學費減免的申請表，或是直接墊上。“孩子的前程，比錢金貴。”他這樣說。那些年，他的工資，常常像雪片一樣，悄無聲息地融進了別家孩子的課本里、飯盒中。
村里識字的人掰著手指頭數得過來，于是，家家戶戶的信件、給政府的申請、打官司的狀紙，都往我家堂屋里涌。深夜，煤油燈下，父親戴著老花鏡，一筆一畫地替人寫著，念著，解釋著。那些文字，聯通了小村與外界，也把“鄭先生”三個字，寫成了大屯另一部活著的字典。
母親的聲音漸漸低了，倦意爬上她滿是皺紋的眼角。我扶她去睡，給她掖好被角。堂屋里，只剩我和父親的遺像。香已燃盡，最后一縷青煙，筆直地上升，然后，散了。
我輕輕帶上門，走到院子里。十二月的夜風，帶著霜氣和枯草的氣息，凜冽地刮著臉。我忽然明白了——父親替我守著的，不只是這座老屋，更是我的“來處”。他那些“應該”的慷慨，那些深夜伏案的背影，那些從自己身上剝離下來去溫暖別人的“血肉”，構筑了我精神世界里最堅實的地基。
我知道何為善，何為義，何為擔當，不是從書本，而是從他的身教里，一點一點長成了我的骨血。如今，他走了。那個替我穩穩鎮守“根脈”的人，松開了手。
最后一次回望老屋，燈火已熄，它黑沉沉地蹲在星空下，像一個巨大的、溫暖的巢，又像一座沉默的碑。我終于踏上了離鄉的路。腳步是向前走的，心卻像被一根無形的線牽著，線的另一端，牢牢系在堂屋那炷冷了的香灰上。
風起了，路旁的枯樹枝椏嗚嗚地響，像是無數雙手在揮別。我知道，從今往后，我的遠行，將永遠是一種帶著“根”的飄零。父親把他的“根”——那份樂于渡人的仁厚、那副肯為人作橋的肩背——拆解下來，化作千絲萬縷，織進了我的生命。
車燈劃破冬夜，將故鄉拋在身后。我沒有回頭。眼眶是干的，心里卻下起了一場滂沱的雨。那被“挖走”的根，原來早已化作漫天的春泥，隨著我，遠行。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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