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春天，東北平原還沒徹底褪去寒意，陽光卻已勤勉地灑滿田野。我剛從拖拉機駕駛座上跳下來，滿手油污地接過母親遞來的毛巾，就聽見她沉聲道：“擦擦干凈，下午去城里相親。”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毛巾都掉在了地上。“媽，這都什么年代了，還搞這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年代！”母親把一張折得方正的紙片塞進我手里，語氣不容置疑，“劉叔介紹的，城里姑娘，文化人，不能不去。”

紙片上工整地寫著地址：縣文化館旁茶館，下午兩點。名字一欄是“王娟”。我盯著這兩個字，心里犯嘀咕，卻拗不過母親的堅持，只能去灶房打了盆熱水，把滿是油污的手和臉洗干凈，換上了那件唯一的白襯衫——袖口還留著去年的墨漬，卻是我最體面的衣服。

下午一點半，我騎著那輛除了鈴不響哪兒都響的自行車進了城。茶館門口，我躊躇了五分鐘，深吸一口氣才推門進去。昏暗的光線里，廉價茶葉和陳年木器的氣味撲面而來。角落里坐著個年輕女子，烏黑的麻花辮垂在腦后，露出修長的脖頸，陽光斜照在她身上，勾勒出一圈朦朧的光暈。

“請問是王娟同志嗎？”我清了清嗓子走過去。她轉過頭，我瞬間屏住了呼吸。她不是那種驚艷的漂亮，而是透著一股生動勁兒，大眼睛亮得像藏著星光，嘴唇微微上翹，像是隨時要講個有趣的笑話。紅色毛衣配白色襯衫領，整個人亮得像初春最艷的花。

“你是李大柱？”她上下打量我，語氣聽不出情緒。我點點頭坐下，手都不知道該往哪兒放。“聽說你在村里開拖拉機？”她端起茶杯輕輕吹了吹。“也種地，偶爾幫人修東西。”我緊張得像在接受面試，搜腸刮肚地組織語言。

茶館的老式掛鐘滴答作響，隔壁桌老頭咂摸茶水的聲音格外刺耳。沉默半晌，她突然開口：“你覺得，一個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責任心吧。”我脫口而出。“太籠統了，具體點。”她追問。“能養活家人，照顧父母，對社會有貢獻。”我把報紙上看來的話搬了出來。

她笑了笑，不是高興，更像是覺得有趣。“還有呢？”“誠實？勤勞？”我越說越局促，手心全是汗。沒等我緩過神，更難的問題來了：“假設我和你母親同時掉進河里，你先救誰？”

這道“送命題”我聽村里年輕人說過。“我會游泳，能把你們都救上來。”我謹慎回答。“如果只能救一個呢？”她不依不饒。“先救我媽，她生我養我。”我頓了頓，鼓起勇氣補充，“但我一定會救你，哪怕用我自己換。”

她盯著我的眼睛看了很久，久到我想低頭躲開。最終她輕輕笑了，語氣卻依舊帶點挑釁：“如果我們結婚，你愿意跟我去省城生活嗎？我有機會調過去。”這下我真犯了難：“我爸媽年紀大了，我是獨子，村里還有地和拖拉機……”

接下來的半小時，她像個考官，問我讀過什么書、對未來的規劃、如何看待女性工作，甚至問了國際形勢。我覺得自己像被放在顯微鏡下的昆蟲，渾身不自在，正想找借口離開，她卻突然說：“最后一個問題。”

“你還記得李家屯村口那棵老槐樹嗎？”她的聲音輕了些。我猛地怔住，這個問題太突兀，與之前的“考試”格格不入。“記得，當然記得。”我脫口而出，“小時候我常爬那棵樹，還摔下來骨折過胳膊。”

“樹下是不是有個石頭墩子，側面刻著兩個字？”“好像是‘平安’？”我努力回憶。“‘平安’下面還有兩個小字，是什么？”她追問。我心里咯噔一下，一個城里姑娘怎么會知道這么細節的事？那是我童年的秘密基地，連屯里人都未必留意。

“是……1978？”我猜測著。她突然笑出聲，眼睛彎成了月牙：“不對，是‘小芳’。”記憶瞬間崩塌又重組，我盯著她，突然在她臉上看到了那個扎羊角辮、缺門牙的小女孩影子。“你是……小芳？”

她笑得前仰后合，辮子都在發抖：“我改名了，上學時改的王娟。大柱哥，你居然沒認出我來。”我臉瞬間發燙：“都十二年了，你變化太大了。”“你也變了，但我一眼就認出來了。”她托著腮看我，眼神里滿是頑皮。

原來這不是相親，是一場“考驗”。1979年夏天，王小芳跟著工作調動的父親住進李家屯，成了我的小尾巴。“大柱哥，帶抓知了”“大柱哥，教我爬樹”，我爬老槐樹掏鳥窩，還費勁把她拉上樹杈，在樹干上刻下“小芳，1979年夏”。后來她搬走，我在石墩上看到她刻的“我會回來的”，難過了好幾天。

“劉叔是我舅舅，他說介紹的是李大柱，我就猜是你。”她坦白道，“那些問題不是逗你玩，是真想問。我們都長大了，不能只靠童年記憶決定未來。”我點點頭，心里五味雜陳。她在縣城文化館工作，浸在書本里；我在泥土里討生活，開拖拉機種地，確實是兩個世界的人。

“那我們還有可能嗎？”我忍不住問。她沒直接回答，反而提起：“你還記得我掉進冰窟窿那天，你說過什么嗎？”我猛地想起，那年冬天她掉冰河里，我脫了棉襖裹住她，背著她往家跑，隨口說“等你長大了，我要娶你，一輩子保護你”。“童言無忌。”我尷尬地撓頭。“童言最真。”她眼神堅定。

黃昏時我們走出茶館，我推著自行車，她走在旁邊。縣城小街上炊煙裊裊，她突然問：“明天有空嗎？文化館有場《魂斷藍橋》，我想有人陪。”“有！”我立刻答應，拖拉機可以明天修，地里的活也能往后推。她笑著拉過我的手，在掌心寫下一串電話號碼：“明天下午三點，文化館門口見。”

回到家，母親急著追問情況。“挺好，我們小時候就認識，她是王小芳。”我嘴角止不住上揚。母親一拍大腿：“哎喲！是王大叔家那個小丫頭？這世界可真小！”我知道，不是世界小，是有些人注定要重逢。

第二天我提前半小時到了文化館，穿了干凈的藍色工裝，頭發用梳子蘸水梳得整整齊齊。王娟穿了淺色碎花裙配米白色開衫，溫婉又好看。電影院人不多，看到結局時，我發現她在悄悄抹眼淚。

走出電影院，我們沿著街道慢慢走。“如果我是男主角，我不會放棄。”我突然說。“哪怕有所有阻礙？”“哪怕有所有阻礙。”我看著她，“真心愛一個人，就該堅持到底。”她停下腳步，深深望著我：“你還是和以前一樣，認定的事就不放手。”

我們在公園長椅上坐了一下午，聊了這十二年的過往。我說了高中畢業后回家務農，攢錢買拖拉機，幫村里修路、照顧孤寡老人的事；她說了師范畢業分配到文化館，整理圖書、寫文章投稿的日常。我掏出隨身帶的筆記本，翻開最后一頁——上面抄著她發表在縣報上的《老槐樹的記憶》。“我每個月都看縣報，這篇寫得特別好。”我不好意思地說。她臉紅了：“那是根據我們的童年寫的。”

接下來的幾周，我們幾乎天天見面。我帶她回李家屯看老槐樹，看石墩上模糊的刻字；她帶我去文化館，看她寫的文章和整理的地方志。村里人議論紛紛，有人說我們不般配，母親也憂心忡忡：“她爸媽是中學老師，能同意嗎？”

四月初，王娟邀請我去她家吃飯。我緊張得一夜沒睡，穿了過年才舍得穿的灰色夾克，帶了母親煮的雞蛋和自家種的花生。她父母很溫和，席間問了我的工作和未來規劃。“我在學農機維修，打算承包土地搞科學種植。”我認真說，“國家鼓勵農業發展，我相信在農村也能有出息。”王父看了我很久，最后點點頭：“記住，要對娟子好一輩子。”

五月的農機技術比賽，我報名參加了。王娟特意去現場加油，當我聽到她喊“大柱哥，加油”時，瞬間充滿了力量。最終我得了第二名，獎品是一套專業維修工具。頒獎后她跑過來遞汽水，比我還高興：“你真棒！”

六月，王娟要去省城進修半年。我們開始每周寫信，我給她講村里的新鮮事，她跟我說省城的見聞。七月，我收到她的加急信，說她急性腸胃炎住院了。我立刻借了電話打過去，第二天一早就趕第一班火車去了省城，帶了母親煮的雞蛋、自家種的蘋果，還有她找了很久的舊書。她看到我時，眼睛一下子亮了。

十一月，王娟進修回來，告訴我省城一家出版社想調她過去。“我還沒答應，想聽聽你的意見。”她拉著我的手，“如果你愿意，我們一起去省城，你可以學門新技術。”我沉默了：“我不能現在跟你走，村里的路還沒修完，承包的地也要種，還有承諾要兌現。”她的臉色白了，我趕緊補充：“等這些事做完，你還愿意等我，我就跟你走，你去哪我去哪。”她哭了，卻笑著點頭：“我愿意等。”

這年冬天來得早，十一月中旬就下了第一場雪。王娟的父母正式認可了我們的關系。春節前，她做了個決定：不去省城出版社，調到縣教育局負責農村教育項目。“我想幫更多農村孩子，這比去省城更有意義。”她說。

1992年春節，王娟在我家過的年。母親做了滿滿一桌子菜，父親拿出珍藏的白酒，舉杯說：“歡迎回家。”午夜鐘聲敲響，鞭炮聲四起，我對她說：“新年快樂。”她笑著回應，眼睛亮如星辰。

春天又來了，老槐樹再次開花。我和王娟坐在村口的石墩上，她拿出小刀，在“小芳1979”旁邊刻下“大柱1992”，下面還加了一行小字：“我們回家了。”風吹過，槐花紛紛落下，像一場溫柔的雪。我握住她的手，十指相扣。遠處，我的拖拉機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更遠處是層層疊疊的田野和正在修建的新路。

我們相視一笑，知道這場跨越十二年的重逢，不是結束，而是我們故事的開始。那些童年的約定，終于在歲月里開出了最美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