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一貫十分寬容，比如對于抗日戰爭，我們總是將其理解為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的極端行徑，并將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和日本廣大民眾區分開來。

然而，個人認為，這樣的觀點其實有失偏頗。當然應該將軍國主義分子和日本反戰民眾區分開來。

但一個殘酷的事實是，整個二戰時期，日本從上到下，上至所謂的天皇，下至販夫走卒，甚至妓女，都狂熱地支持日本對外擴張，這其中也包括日本的侵華戰爭。

日本在二戰時期確實有反戰人士，甚至有加入共產黨的國際主義人士，但這樣的人是極少數，以日本當時近一億的人口而言，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事實上，絕大多數日本人，無論是統治階級，還是貧困農民或工人，都是軍國主義的一份子，都狂熱地支持侵華戰爭。

抗戰時期如此，如今的日本也沒有本質改變。日本確實在二戰中戰敗，且幾乎被美國獨占。

但正是因為美國的獨占，雖然一部分軍國主義分子被清算，可絕大多數人依然躲過了本應有的懲罰。

如今的日本右翼勢力，其實并非突然冒出來的勢力，更不是一小撮人居心叵測的叫囂，而是日本廣大民意的必然結果。

也就是說，如今一再挑戰中國底線、口出狂言的日本政客高市早苗，不過是日本右翼勢力的典型代表，她既不是第一個，也不可能是最后一個。

更為關鍵的是，在日本右翼勢力如此猖獗的當下，日本并不存在擁有巨大影響力或廣泛支持的所謂親華派，當下的日本局勢也意味著，它絕不可能倒向中國。

若有人期待高市早苗在發表對華極端言論后，因中國施壓而黯然下臺，日本從此對華政策180度大轉彎，由反華轉為親華，那純粹是異想天開。

為什么這么說？

首先，日本的反華行徑與軍國主義是一脈相承的。早在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就有了對外擴張的野心，并形成了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思潮，這種思潮在抗戰時期達到巔峰。

二戰失敗后，它也只是暫時蟄伏，并未消失，反而一直是日本的主流民意之一。

第二，這與日本歷史上一貫“畏威而不懷德”的特性有關。如今的日本為何對美國言聽計從？即便被美國欺負、掠奪，也依舊千依百順，一副“美國虐我千百遍，我待美國如初戀”的奴才姿態？

這當然不是因為天生卑賤，而是日本在數千年歷史中，早已養成了畏威而不懷德的本性。

對日本而言，只有比它強大、真正打敗過它的國家，才值得它效忠、低頭；至于其他國家，無論道理多充分、對它多友好，只要不夠強，在它眼中就天生是被掠奪的對象。

中國近代以來，恰恰缺少對日本這樣一錘定音的暴揍。即便二戰時期中國擊敗了日本，也并未踏足日本列島本土。

在許多日本人看來，他們甚至不認為自己是被中國擊敗的。

二戰勝利后，中國又陷入內戰，既沒有足夠的工業實力，也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踏足日本本土，這讓日本對二戰的失敗愈發不服不忿，自然也不會認可中國的勝利。

時至今日，絕大多數日本人依然不愿對二戰時期日本在中國犯下的諸多暴行，有絲毫愧疚。

日本人的本性就是畏威不懷德，你只有將其打得毫無反抗之力，它才會真正心服口服。

在此之前，無論你如何苦口婆心、占據大義，對日本而言都是對牛彈琴。

第三，中國的崛起，以及中日兩國在各個領域的高度重疊，讓日本對中國的恐懼和焦慮日漸加深。

原本，以日本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將中國定義為低端產業的勞動力來源和商品傾銷市場。

可誰也沒想到，中國經過數十年的苦心發展，一躍而起，不僅站穩了低端產業鏈，還迅速向高端產業突破，將日本引以為傲的科技領域逐步趕超。

如今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已極大威脅到整個西方世界，而與中國咫尺之遙的日本，對此感受尤為強烈。

日本賴以維持發達國家地位的造船、汽車、芯片、電器等產業，幾乎全方位受到中國的挑戰。

以日本匱乏的資源和狹小的國土，一旦這些核心產業被中國全面替代，別說維持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地位，恐怕連發達國家的水平都難以保住。

這對日本人而言，顯然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日本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和恐懼達到了極點，將中國視為最大對手，自然不可能有什么親華派。

第四，也是最后一點，美國的因素至關重要。二戰后，美國獨占日本，事實上成為日本的“太上皇”。

日本長期以來“經濟巨人、政治矮子”的格局，正是美國一手造就的。

別看日本如今經濟發達，但其政治與外交，始終要聽從美國的指揮。

在當下中美競爭的大形勢下，作為牽制中國最好用的棋子，美國絕不會放棄利用日本，更不可能容忍日本出現親華派，或是投身中國陣營。

所以，無論從外部美國的影響、內部的民意傾向，還是歷史根源與國家現實利益來看，日本都不可能誕生有影響力的親華派，更不存在投入中國懷抱的可能。

事實也印證了這一點，比如高市早苗發表一系列挑戰中國底線的謬論后，她在日本的支持率依舊居高不下，甚至有55%的日本人支持她的言論。

再加上日本還將臺灣問題視為牽制中國的棋子，種種內外因素交織，日本既無形成親華派的可能，更不可能倒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