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深秋，南京陳公館書房燈火徹夜未熄。

蔣介石最倚重的“文膽”陳布雷，手里攥著一封軍統密報，指節泛白到顫抖——他捧在掌心的掌上明珠，那個自幼被他取名“憐兒”的女兒，竟被列為“重點監控共黨嫌疑分子”。

這個養在深閨、被他嚴令“不許碰政治”的千金，背地里藏著怎樣的驚天秘密？

陳璉

• 童年：命運多舛，叛逆種子悄然埋下

1919 年，這是一個風云際會的年代，陳璉在一片混沌與不安中呱呱墜地。

可迎接她的不是溫馨的懷抱與幸福的笑容，而是一場生死攸關的殘酷考驗。

母親楊品仙與父親陳布雷十分恩愛，六年時間里，就為丈夫生下了三男兩女，而陳璉就是楊品仙生下的第5個孩子。楊品仙由于不間斷地生育，身體狀況十分不佳，生陳璉時就出現了大出血，數日后患上了產褥熱，醫治無效去世。

悲痛欲絕、陷入瘋狂的父親陳布雷，竟將滿腔的怒火與絕望遷怒于這個剛來到人世、尚未來得及感受母愛的嬰兒。

在妻子頭七時，出生還沒滿月的陳璉在房間里哭了起來，心煩意亂的陳布雷抓起她就往痰盂里面塞，一邊塞一邊喊道：

“都是因為你這孽障害死了你的母親！”

陳布雷陳璉的哭聲驚動了其他家人。大家一起沖了進來要保護小陳璉，結果陳布雷二話不說將小陳璉從窗戶扔了出去。

好在蒼天有眼，小陳璉身上的襁褓掛在了天井上的篾棚上，撿回了一條命。

見陳布雷不待見自己的“災星”女兒，外婆就將小陳璉帶回老家撫養。

盡管童年時光有外婆的疼愛，但母親早逝、父親冷漠的陰影，始終如烏云般籠罩在陳璉的心頭，揮之不去。

這黑暗的童年經歷，在她幼小而敏感的心靈里，悄然埋下了叛逆的種子，養成了她任性倔強的性格，也為后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而陳布雷在妻子去世后，為了走出喪妻之痛，就去上海《商報》做了編輯主任。出于義憤，他經常對時局發表看法，由于筆鋒犀利，一針見血，引起孫中山的特別關注和高度贊揚，由此飛黃騰達。

1921年陳布雷雙喜臨門。不僅事業有成，還在這年的冬天娶了王允默為妻。也許是良心發現，這時陳布雷感覺對不起陳璉，就給這個孩子起名“憐兒”，還經常去看她。

1932年，陳布雷就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后，就將陳璉和她的姐姐陳繡一同接到了杭州居住。

一家團圓后，出于對陳璉的愧疚，陳布雷對陳璉百依百順，這更加劇了她叛逆任性的性格。

• 覺醒：接觸進步思想，秘密開啟革命征程

受傳統觀念的束縛，陳布雷更希望女兒能安分守己，遠離政治。

但讓陳布雷沒想到的是，陳璉順利地考入了自己的母校-----浙江省立高級中學后，父女兩人在觀念上就開始分道揚鑣。

在杭州讀書期間，陳璉所寄居的親戚家里有很多的進步書籍，親戚沒事時就會給陳璉講抗戰相關的事情，抨擊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陳璉對于親戚的話十分認同，可是，當她回家與父親聊起此事時，父親卻告訴她，親戚們都是受了“蠱惑”的，讓她別聽他們的。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陳布雷帶著家人撤退到了重慶，陳璉也因此轉入合川國立二中就讀。

在學校期間，她與很多進步學生結下了友誼，對于中國革命有了更深層次的了解，由此，心中漸漸燃起了救國的火焰。于是，她開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思想進步的陳璉，很快引起了地下黨組織的注意，并安排老師錢澄宇對陳璉進行培養。

1939年，在國民黨頑固派開始加大“反共宣傳”，并對中共展開敵對活動時，20歲的陳璉成為了一名中共黨員。

這一年的夏天，陳璉正式從高中畢業，她沒有按照父親的意愿去報考中央大學，而是報考了遠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因為那里有朱自清、聞一多，而且那里有進步思想。

西南聯合大學

陳布雷知道女兒多少有些“思想偏左”，因此在陳璉正式前往昆明前去他辦公室告別時，陳布雷告訴女兒：

“愛國是應該的，但我希望你無論如何不要參加反政府的活動。”

結果陳璉聽后卻將國民黨在抗戰中“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表現批判了一遍，說年輕人關心國事，怎么能說是反政府呢？

陳布雷被女兒“懟”得沒了脾氣，只得勸女兒“做事前考慮為父的處境”。

1939年秋天，陳璉進入西南聯大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共西南聯大支部委員會。身為國民黨高官陳布雷的女兒竟然會參加革命，對于西南聯大內的其他黨員來說，無疑是一件十分新鮮的事情。

陳璉到達西南聯大后，積極在女同學中開展革命活動，不但介紹同學們參加進步組織，還親自上街宣傳抗日，也正是因為她積極的表現，1940年3月，西南聯大中共黨支部擴建為黨總支后，陳璉被黨組織任命為總支宣傳委員，繼續為革命事業做著自己的貢獻。

然而，她的積極活動也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注意。

陳璉的八叔陳訓愿因為擔心陳璉的安危，便將她的言行密報給陳布雷。陳布雷多次寫信“規勸”女兒，信中的字里行間充滿了擔憂與無奈，他希望女兒能放棄那些“不合理的行為”和“過于尖銳的觀點”，回到他所認為的“正途”上來。

但陳璉心意已決，她深知自己肩負的責任和使命，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她愿意付出一切代價，哪怕是與家族決裂，也在所不惜。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對西南聯大內此起彼伏的“反蔣活動”不滿已久的蔣介石，專門派遣他手下的特務頭子康澤去了一趟昆明，準備抓捕活躍在西南聯大的中共黨員。

為了保存有生力量，云南省工委正式決定將比較活躍的黨員及進步學生分散隱蔽起來，去鄉村打游擊。

不久之后，陳布雷收到了一條西南聯大給發來的消息：

“陳璉同學失蹤了。”

正在陳布雷為女兒的不知所蹤感到驚慌失措的時候，大女兒陳繡走將妹妹寄給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交給了他。陳璉在信中寫道：

為了祖國的自由，我選擇了一條充滿艱辛的道路。

陳布雷聯想到女兒去昆明之前思想一直比較偏左，猜測女兒可能跑到延安去了，于是找人聯系上周恩來，希望能幫忙尋找陳璉。

周恩來對這一情況十分重視，馬上派人去查。

過了十幾天，周恩來再次托人告訴陳布雷：不管是北方還是南方的解放區都沒有找到令愛，估計令愛要么是被國民黨特務給抓了，要么令愛自己藏起來了。

陳布雷接到周恩來的回信后心涼了半截，想來想去最終決定在云南、四川兩省的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

“憐兒，見字盼即返家，父示。”

此時的陳璉已經化名為“程國儀”躲在石屏縣一所學校內教書，當她在報紙上看到父親刊登的“尋人啟事”時，不由得慘然一笑，在她看來，自己離開學校前發給姐姐的那封信就算是跟家里打過招呼了，從那天起自己就與父親“分道揚鑣”了，既然已經決心與家里人決裂，又怎么會回頭呢？

1942年春節前后，陳璉的上級、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員袁永熙與鄧穎超取得了聯系，并將西南聯大疏散的黨員姓名、地點全部做了登記。

當鄧穎超在登記表上看到陳璉的名字時十分關切，趕緊跟袁永熙了解陳璉的近況。

不久后，陳璉就被接到了重慶。黨組織考慮到她的身份，勸她留在陳布雷的身邊，利用機會影響陳布雷，讓陳布雷為人民為抗戰做些有益的事情。

失蹤了快一年的女兒回到了自己的身邊，陳布雷十分高興，連女兒這一年到底去哪兒了也沒有太多過問。

回到重慶后，陳璉開始在中央大學進修，并憑借出色的成績考上了中大歷史系研究生。

• 潛伏：身處敵營，巧妙周旋于生死邊緣

1946年的秋天，陳璉正式畢業，然后前往北平擔任貝滿女子中學歷史教員，她到達北平后，再次見到了在“敵偽產業處理局”工作，實際上卻是“平津南方局”地下黨負責人、自己相識相戀已有7年之久的袁永熙。

袁永熙

此時，陳璉再也不想與他分開，主動給已經搬到南京的父親寄去了一封信，表示自己要與袁永熙結婚。

陳布雷從來沒有聽說過“袁永熙”這個名字，便主動給北平市副市長張伯瑾寫去了一封信，請他幫自己打聽一下“敵偽產業處理局”的袁永熙情況。

張伯瑾不敢怠慢，很快跟陳布雷寫信做了反應，表示袁永熙這個青年不錯，就是“思想有些左傾”。

陳布雷接到這封信后，點了點頭，說道：

“左就左吧，憐兒怎么可能找個右的呢？只要別找個共產黨就行。”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與陳璉正式在北京完婚。

袁永熙與陳璉

原本有著“陳布雷女婿”身份的袁永熙，從事地下工作時可以更加便利。結果袁永熙剛與陳璉結婚一個多月，就出現了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

1947 年 9 月，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如暴風雨般降臨。

由于北平地下電臺案的爆發，國民黨保密局北方區如惡狼般展開了瘋狂的搜捕行動。

軍統在叛徒口中得到秘密情報，在北平有一位姓袁的負責人，但是其他的一概不知。

無巧不成書，一位叫田沖的教員與袁永熙交換過照片，更巧的是田沖在地下電臺案中被捕。軍統特務拿著照片把正在舉行會議的中共地下黨北平職業青年支部負責人邢方群、清華大學支部書記陳彰遠，還有陳璉夫婦逮捕。

在陰森恐怖的獄中，他們遭受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敵人用皮鞭抽打他們的身體，用烙鐵燙他們的肌膚，試圖從他們口中得到黨的機密。

但陳璉和袁永熙始終堅貞不屈。由于袁永熙和陳璉身份特殊，軍統將他們押往了南京繼續審訊，不過經過一番審訊還是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

袁永熙是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次長葉公超的內弟，而陳布雷是蔣介石的幕僚長。

陳布雷對女兒女婿被捕的消息早有耳聞，但他必須裝作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因為這些年他一直“效忠黨國”，如果女兒是共產黨的話，那無疑是一件十分“打臉”的事情。

但畢竟陳璉是自己的女兒，反復思考后，他決定以退為進，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說：

“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因‘共黨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該當何罪，任憑發落，沒口無言”。

蔣介石經過秘密調查以后，給出了答案，讓陳布雷把女兒女婿領回去，之后要嚴加管教。

1948年1月陳璉先出獄，幾個月以后袁永熙也被保釋出獄。夫婦二人按照黨組織“暫時在陳布雷身邊潛伏一段時間”的命令，回到了南京，繼續從事革命工作。

一見到袁永熙，陳布雷就“別有深意”地叮囑他：

以后別和什么組織發生聯系了，在我這兒休息幾天，以后安心和憐兒過日子。

1948年，陳璉被父親安排至國立翻譯館當資料員，她的丈夫也被安排到國民黨政府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敵偽產業處理科當科長，夫婦二人靠著“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潛伏在了父親身邊，幫我黨送出了大量情報，為我黨贏得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 抉擇：父親絕望自殺，她堅定走向光明未來

1948 年，國民黨在解放戰爭中節節敗退，如同大廈將傾，敗局已定。

陳布雷看著自己效忠了一生的政權分崩離析，心中充滿了絕望和痛苦。而對女兒十分了解的他，心里清楚得很，自己的女兒女婿肯定是共產黨無疑，他內心的信仰開始崩塌。

陳布雷開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為何連自己最親近的女兒都選擇了背叛自己，而國民黨在戰場上的“戰績”更是讓陳布雷對國民黨產生了絕望的情緒。

在一次討論“徐蚌會戰”的會議中，眼看著蔣介趾高氣昂地將手下軍官罵作“廢物”，陳布雷終于忍不住說了一句“紙上談兵”。

蔣介石聽到這句話立馬勃然大怒，說他是“書生誤國”。

蔣介石的這四個字成了壓垮陳布雷的最后稻草。

11月初，一向深居簡出的陳布雷突然想去中山陵走走，在上山過程中，陳布雷充滿疲態。

到11月13日上午，陳布雷約見了袁永熙，兩人一起談了很多話，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政治，陳布雷說道：

“政治是一件棘手的事，你和陳璉不能卷入其中。我大半輩子都在從政，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而對政治一無所知。我已被拴在蔣先生之手，無法脫身，于今悔之晚矣！”

談話結束以后，陳布雷去理了頭發。第二天清晨，陳布雷寫下了10封遺書，其中有給蔣介石的，有給親友的，還有給自己兒女們的，之后他吞下4瓶安眠藥自殺身亡，終年58歲。

值得一提的，陳布雷8個子女中有4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沒有一人是國民黨，對于效忠了蔣介石一輩子的陳布雷而言，又何嘗不是一件極為諷刺的事情呢？

合家福

父親的死，對陳璉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但她沒有被悲痛打倒，反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她知道，父親的選擇是他的無奈，而自己的選擇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為了讓更多的人過上幸福的生活。

• 悲劇：“文革”遭難，英魂長眠于歷史長河

新中國成立后，陳璉任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委員，但她在清華大學任黨委書記的丈夫袁永熙卻屢遭打擊。

1956年袁永熙被劃為右派，陳璉與袁永熙被迫離婚，獨自帶著三個孩子過活。

1962年8月，陳璉覺得一個人待在北京傷心，便離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文教處處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陳璉被定為“叛徒”，遭受了殘酷的迫害。她被批斗、被關押，身心受到了極大的折磨。

但她始終保持著高貴的品格和尊嚴，沒有向那些惡勢力低頭。

很快陳璉通過了審查，被保釋出獄時未辦任何手續。

1967年11月19日，陳璉穿著一身整潔的衣服，從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樓上飄然跳下，年僅 48 歲。

隨后，人們在她的桌上發現了遺書：

“同志們，關于我被捕的情況，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真實的！這一點你們將來總會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卻等不到那一天了。”

她的離去，如同一顆流星劃過夜空，雖然短暫，但卻閃耀著永恒的光芒。

直到 1979 年 3 月 21 日，中共上海市委才為她舉行了平反昭雪大會，還她以清白和尊嚴。

胡耀邦稱她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這是對她一生的高度評價和肯定，也是對她不屈精神的最好詮釋。

陳璉的一生，是波瀾壯闊的一生，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

她出身名門，卻不為家族的榮華富貴所誘惑；她身處敵營，卻始終堅守自己的信仰和使命；她遭受迫害，卻依然保持著高貴的品格和尊嚴。

她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什么是真正的愛國，什么是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