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棟

“一部民國金融史，半部中國書畫史”。翻開近代諸多書畫大家的人生履歷，與舊時銀行、錢莊有著或深或淺的緣分；而近代銀行家們所留存下來的珍貴墨跡里，也同樣見證了他們深厚的文化功底。 ?翰墨見“金”神? 帶大家重新認識那些曾和金融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藝術大家，他們的金融才學、做人之道和博雅人生，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馬文蔚在人民銀行前留影

如果說王羲之的《蘭亭序》是天下知名度最高的書法，那么“中國人民銀行”這六個字則無疑是天下流傳最廣的書法。而關于這幾個字的來歷，曾一度引起很大的爭議，甚至撲朔迷離。有人說是開國元勛董必武所寫，也有人認為是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南漢宸所書，還有人說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刷局綜合科科長陳邦達所書，亦有人說是出自經濟學家冀朝鼎之手，而美術家鐘靈則自稱是人民幣票面漢字的書寫者。那么，其真相究竟如何？直到1983年，人民銀行在派員調查和嚴格的技術鑒定后，認定人民幣票面漢字的真正書寫者系馬文蔚先生。次年7月，《北京晚報》搶先發布這一消息，海內外頓時一片嘩然；9月，人行專門發函指出：“馬文蔚同志是一位對銀行建設有貢獻的舊知識分子，1950年受南漢宸行長委托，為人民幣題寫了‘中國人民銀行’等字。”于是，“中國人民銀行”六字之謎真相大白于天下，而馬文蔚的名字也與央行“國幣”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從秘書到研究員

馬文蔚

馬文蔚（ 1904-1988 年），字爵若，山西太原陽曲縣黃寨村人，畢業于南京國立中央大學 ，曾任閻錫山駐南京第三集團軍辦事處秘書，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科員、監察院秘書，中央造幣廠審查委員會文書副主任，中央信托局人事司甄核科主任等職。解放后，他擔任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員、廣西有色金屬管理局計劃處副主任，以及山西陽曲縣政協委員和山西省文史研究館特約館員等職。

馬文蔚出生于山西陽曲一個殷實之家。其父馬鵬程在當地經商，但他通詩文、愛書畫，家藏頗富，這使年幼的馬文蔚得以耳濡目染，培養了濃厚的藝術興趣。馬文蔚天資聰穎，博聞強記，自小學習成績優異，故其父望子成龍，希望兒子將來能像自己一樣走上經商之道，傳承家業。但偏愛詩書的馬文蔚卻未遵從父命， 16 歲那年便偷偷跑到省城太原參加考試，結果以優秀成績同時被山西省立一中、第一師范和國民師范三所名校錄取，最終其選擇了公費的國民師范，并被編入 23 班，與徐向前（高一屆）和程子華（低一屆）等人成了關系親密的校友。 1925 年畢業后，他被聘為國師附小教員。由于聰明能干、才藝出眾，他又被推薦到閻錫山創辦的 “ 育才館 ” 第 10 班培養。但他并不滿足于此，堅持勤奮學習，不久后又考入了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大學畢業后，馬文蔚到閻錫山駐南京第三政府內部任科員、監察院秘書。中原大戰爆發后，經傅作義介紹，他又到國民黨中央造幣廠審查委員會任文書副主任。抗戰初期，他又輾轉到了重慶，在當時的國民黨 “ 四聯總處 ” 任中將視察員，開始調查、研究整個大后方金融情況，并撰寫了許多有分量的研究報告，深得孔祥熙賞識。 1942 年，馬文蔚出任中央信托局人事司甄核科主任，但因生性直傲、不徇私情，受到孔氏嫡系 ———“ 銘賢派 ” 的誣陷，不久即被孔免職。待真相大白后，孔既覺愧疚，又十分惜才，想邀其重回中央銀行擔任處長，卻被馬文蔚直言拒絕，其耿介之品性一時傳為佳話，這也引起了當時正在重慶從事地下工作的老鄉南漢宸的關注。機緣巧合的是，解放后他又到了南漢宸任行長的中國人民銀行工作，任金融研究員。工作之余，他常與愛好書法的南漢宸切磋書藝。

題寫人民幣軼事

建國伊始，百廢待興。為控制當時的 “ 銀元投機 ” 風潮，滿足國民經濟恢復和建設之需，中央決定進行貨幣改革，由陳云同志親自掛帥，研究發行第二套人民幣。由于第二套人民幣肩負著重要的歷史使命 ，決策層在選擇票面用字時非常慎重。南漢宸和印刷局局長王文煥還專門就此向周恩來總理匯報請示，總理指出： “ 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形象，馬虎不得。 ” 于是，南漢宸就想到了擅長書法的馬文蔚。 1950 年的一天，南漢宸把馬叫到辦公室，拿出一支筆讓其鑒賞，后者一眼就認出這是一支宮廷御筆。南漢宸說： “ 今天我要跟你比一比，看咱倆誰的字進步快。 ” 馬問： “ 寫什么？ ” 南漢宸說： “ 就寫咱們銀行常用的幾個字吧。 ” 馬文蔚于是提起筆，按其意思分別寫下了 “ 中國人民銀行 ”“ 壹、貳、叁、伍、拾，圓、角、分 ” 等字。寫完后，南豎起大拇指連夸： “ 好字！好字！ ” 馬文蔚擺手謙虛地說 “ 隨手寫著玩的 ” 。當時，出于保密的原因，南漢宸只能 “ 略施小計 ” ，讓馬文蔚寫下了日后廣為流傳的人民幣票面漢字。當馬文蔚看到自己寫的字出現在新版人民幣上時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那天南行長 “ 醉翁之意不在酒 ” 的真正意圖，并自覺地為國家保守了這一秘密，幾十年來從未與人提及，直至 30 多年后央行專門調查并經媒體報道方為世人所知。

第二套人民幣

如今，馬文蔚書寫的“中國人民銀行”等字不僅用在了第二、三、四和五套人民幣中，成為流傳最廣的書法作品，而且也早已成為央行的logo。細觀其六字，精美遒古，峻宕樸茂，端莊典雅，被譽為當代書壇精品之作。之所以有此經典之作，一方面得益于馬文蔚出眾的書法水平，另一方面則要歸功于其書寫時的自然狀態和放松心境，甚至這點更為重要。誠如蘇東坡云：“書初無意于佳乃佳。”正是南漢宸的善意“計謀”，為馬文蔚創造了輕松自在的書寫環境，使其沒有了心理包袱和精神束縛，能在十分隨意的狀態下筆隨心走，自由揮灑，從而達到了“我書寫我意”的理想境界。試想，如果馬文蔚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所寫之字要用在第二套人民幣上，恐怕就會有心理負擔，難以發揮最佳狀態。其實，縱觀中國書法史，許多經典之作如《蘭亭序》《祭侄文稿》《黃州寒食帖》等，皆是書家情之所至、不計工拙的“無心”之作，可謂“打開精神枷鎖，佳作就會出現”。反觀在今天書畫創作展賽化、藝術作品商品化的環境下，多數作品都是帶有特定目的甚至十分功利的目的而創作的，以致諸多作品只有技法，沒有情感；只有形式，沒有內涵；只有價格，沒有價值。

筆鋒見風骨

幸運的是，在馬文蔚所處的那個時代，書法與名利無關，更多的只是書家個人愛好、志趣和修為的自覺追求及其學識、才情的表現。馬文蔚學識淵博，傳統文化功底深厚，其書法在熔鑄百家之長基礎上自成一格。從取法來看，其根植漢隸，兼容魏碑，并將兩種筆意完美融合，作品既具漢隸之莊秀，又有魏碑之剛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選擇碑帖時眼光十分獨到。因為說到魏碑，總讓人覺得其筆畫如刀削斧劈，剛硬堅挺，氣勢雄強。但馬文蔚卻中意于魏碑中的另類之作———《張黑女墓志》，其用筆圓融俊秀，少有魏碑生辣堅挺之氣，字形有篆隸意味，卻更見古樸天真，既承北魏神韻，又開唐楷法則；既有北碑俊邁之氣，又含南帖溫文爾雅，堪稱北碑之佼佼者。清何紹基評此碑“化篆分入楷，遂而無種不妙，無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可謂得“三昧”之評。馬文蔚于《張黑女墓志》浸淫多年，深得其精髓。以“中國人民銀行”六字為例，其雖為正書，但行筆卻毫不板滯，自然流暢，中鋒與側鋒并用，方筆與圓筆兼施，獨具剛柔并濟、生動飄逸之韻味。從結體來看，字形微扁，極富動勢，且寓動于靜，內斂含蓄，令人久看不厭。他的作品雖不多見，但皆為精品。

漢風魏骨，自韻天成。馬文蔚一生以明代傅山為榜樣，推崇其耿介直傲的人生信條，這雖成就了其獨特的書風，但也給他的人生帶來了諸多波折甚至磨難。青年時期的馬文蔚曾因堅持原則而得罪孔祥熙失去工作，人到中年又因“仗義執言”而被打成“右派”。1958年，馬文蔚被遣回老家山西陽曲縣勞動教養。回鄉后，備受冷眼歧視，生活窮困潦倒，一家人擠在只有一個土炕的小房子里，以野菜米糠度日。雖有好心人想給予其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但性情直傲的他都一一回絕。面對孤苦寂寞的生存環境，他沒有向命運屈服，沒有低沉消極，而是始終堅持對書法的熱愛，每天都潑墨揮毫，勤習書法。并且，他還拿起了閻錫山保健醫生武佩三曾贈予的《醫學心悟》一書，開始潛心研究醫術。在勞教之余，他經常給村里人義務看病，屢屢妙手回春。時至今日，許多人仍記得馬文蔚當年給人看病的情景。1978年，馬文蔚冤案終得平反，其書法藝術也重獲新生。尤其是在1984年《北京晚報》披露其為“央行”“國幣”書寫者后，他更是名震海內外。一時間，全國各地書法家、書法愛好者紛紛登門拜訪，求字合影。而馬文蔚也熱情地與來訪者交流、切磋，并參加了廣西、內蒙等地舉辦的書法展覽。他的個人傳略和書法作品先后入選《中國收藏家名人辭典》《當代中國名家書畫目錄》《共和國奠基人名典叢書》《山西通志》等20多種叢書和史志。

凌云風骨垂青史，國幣翰墨傳環宇。馬文蔚那雄渾勁健的墨跡已伴隨國人70年，相信隨著“一帶一路”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其“手跡”還將邁出國門，走向全球，成為世界貨幣史上不能忘卻的符號與印記。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