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抑或加碼？美最高法院關于特朗普政府關稅裁決背后的政經博弈圖景

*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是由復旦發展研究院和豐實集團共同打造的中美關系研究的學術平臺

當地時間2026年2月20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相關大規模措施缺乏明確法律授權。當天，美最高法院大法官以6比3的結果維持下級法院裁決，認定特朗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實施關稅政策超出了其法定權限。裁決結果公布后，特朗普亦迅速做出系列回應：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對外國商品征收10%的全球進口關稅（部分商品得到豁免）；繼續保留依據301條款和232條款實施的現有關稅；計劃啟動更多貿易調查等。21日特朗普宣布將此前10%全球關稅稅率上調至15%，同時表示美國政府將在未來確定并公布全新且在法律允許的關稅措施。

此次裁決所帶來的遠不止于個案結果，更將深刻作用于美國對外貿易政策走向與全球經貿格局，背后也凸顯出當前美國政治結構中復雜的權力博弈與深層矛盾。政策與司法層面，此次裁決將導致未來相關訴訟更多聚焦于關稅退稅與新政策工具合法性審查，也將推動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向更具合規性、精確化的方向調整。國內政治層面，裁決進一步暴露了美國貿易政策體系中，行政權力主導與司法裁決約束間的結構性矛盾，這一矛盾將在后續政策落地過程中持續顯現；而聯邦與州政府間圍繞經貿政策議題的話語權爭奪也將愈演愈烈。國際經貿層面，裁決帶來的美國貿易政策調整，使得美國與其他貿易伙伴尤其是盟友間的經貿關系走向更具不確定性，雙邊經貿摩擦升級或經濟聯系修復的雙向可能性仍將長期并存。因此，本次最高法院的裁決并非對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終結，而是美國經貿政策調整與國內政治權力博弈持續復雜化的重要節點。

最高法院做出關稅裁決后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上，特朗普指向意圖提問的記者們。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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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定調：最高法的裁決依據與權力邊界界定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此次終審裁決，核心錨定國會專屬征稅權與總統緊急權力邊界兩大原則，從法律層面明確否定了特朗普政府對IEEPA的泛化解讀。

裁決的多數意見由首席大法官羅伯茨（John Roberts）領銜，包括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及特朗普本人任命的戈薩奇（Neil Gorsuch）、巴雷特（Amy Barrett）兩位保守派大法官，這一投票結果打破了“保守派無條件支持總統擴權”的刻板印象，彰顯法官對憲法分權原則的優先堅守。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中明確了三大核心依據：其一，1977年出臺的IEEPA立法初衷是應對海外政變、恐怖主義、核威脅等特定國際緊急狀態，賦予總統的是凍結資產、金融管制、禁止特殊貿易等經濟施壓權，條文從未出現“關稅”字眼，并非總統制定關稅政策的法律依據；其二，美國憲法將征稅權專屬授予國會，若國會有意將關稅權讓渡總統，必會作出清晰明確的法律標注，而非如IEEPA般表述模糊；其三，特朗普政府依據IEEPA實施的“對等關稅”涉及金額超1750億美元、覆蓋1.1萬個產品類別、牽涉233個國家和地區，其沖擊具有全國性、長期性、系統性，絕非總統以“緊急狀態”為由可單方面決定的范疇。

三位持反對意見的大法官托馬斯（Clarence Thomas）、阿利托（Samuel Alito）、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則認為，IEEPA中“監管進口”的內涵本就包含關稅手段，國會并未明確禁止總統這一行為，司法層面對總統權力的過度限制，將損害美國在外交與國家安全事務中的政策彈性。但總體而言，最高法院的裁決確立了“國會無明確授權，總統不得征收普遍性關稅” 的剛性司法先例，明確了IEEPA的權力邊界，成為三權分立制衡機制的一次關鍵實踐。

這一裁決的背后，是2025年4月至2026年2月的層層司法博弈：2025年4月23日，美國12個州政府與數百家企業聯合起訴特朗普政府濫用法律濫施關稅；5月28日美國國際貿易法院一審裁定其行為違法并發布禁令；8月29日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維持原判；9月9日最高法院開啟加急審查，最終在2026年2月20日給出終審結果。10個月的訴訟周期中，三級法院均以多數票認定關稅違法，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司法判斷，也為終審裁決奠定了堅實的司法基礎。

陽光下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外景。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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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斗升級：特朗普2.0時代行政與司法博弈的對外政策影響

特朗普2.0時代，總統行政權的擴張訴求與司法權的制衡約束形成尖銳對立，此次最高法院的關稅裁決，正是這一對立的集中爆發，其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已顯現出鮮明的結構性特征。

從權力博弈本質來看，此次爭端是美國憲法框架下國會與總統貿易政策核心權力的終極博弈。特朗普政府將IEEPA中“監管進口”的權力擴大解釋為征收關稅的授權，實質是試圖繞開國會，以行政權單方面主導美國對外貿易政策，這一做法直接挑戰了國會的專屬征稅權。而最高法院的裁決，本質是對這一行政權擴張的糾偏，遏制了美國總統貿易權力持續擴張的趨勢，但也使得美國貿易政策的制定重回行政與立法、司法的多重制衡之中，政策制定的效率與靈活性大幅降低。

從對外政策實踐來看，行政與司法的博弈直接導致美國貿易政策陷入“合法性缺失—緊急補位—持續爭議” 的循環，政策不確定性大幅提升。特朗普政府在IEEPA關稅被裁定違法后，迅速轉向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推出新的全球關稅，看似實現了政策補位，但該條款下的關稅僅為臨時措施，有效期150天，若想長期維持必須獲得國會表決通過。而中期選舉臨近的背景下，共和黨內部對特朗普廣泛使用關稅已有保留意見，國會授權的落地難度極大，這意味著美國全球關稅政策在150天后仍將面臨重大調整。

同時，這種內部權力博弈也讓美國的對外貿易談判失去關鍵杠桿。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此前已承認，關稅本是美國與貿易伙伴簽署雙邊經貿協議的重要談判籌碼，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使得這一籌碼的合法性被削弱，加之特朗普新關稅的突然出臺，讓原本處于推進過程中的雙邊經貿協議談判陷入停滯，美國與盟伴及主要貿易伙伴的經貿關系重建難度大幅增加。此外，行政與司法的對立也讓美國貿易政策的連貫性與可信度受損，各國對美國政策的不可預測性擔憂加劇，進而影響全球對美國貿易合作的信心。

聯邦最高法院以6比3的多數意見做出“里程碑式”判決。圖片來源：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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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層反應：國內權力矛盾激化與國外經貿博弈承壓

裁決結果公布后，各方反應呈現鮮明的分層特征：美國國內的反應聚焦于三權分立與聯邦-州的權力結構矛盾，核心訴求圍繞關稅退款與行政權約束；而美國主要貿易伙伴的反應，則源于2025年特朗普政府持續推進的對等關稅政策對雙邊經貿的沖擊，核心關切是新關稅的實際影響與經貿協議的推進前景，二者邏輯截然不同。

美國國內多方博弈：關稅退款與權力約束成核心訴求

特朗普作為裁決的直接針對方，反應極具對抗性。其不僅在公開場合怒斥裁決是“恥辱”、抨擊最高法院大法官“不愛國”，更在社媒發文稱裁決“荒謬反美”，以快速的政策加碼展現行政權的強硬態度。但特朗普也不得不承認，此次裁決將引發曠日持久的法律纏斗，僅關稅退款問題就可能“打五年官司”，行政權的任性擴張已陷入司法與現實的雙重約束。

民主黨主政的各州成為反對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核心力量，其訴求直指聯邦政府對州經濟的損害與關稅退款。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喊話聯邦政府“連本帶利發放退款支票”，伊利諾伊州州長杰伊·羅伯特·普里茨克（Jay Robert“J.B.”Pritzker）要求為該州每個家庭退還1700美元——這一數字源于耶魯大學對關稅推高日常商品價格的測算，肯塔基州州長安迪·貝希爾（Andy Beshear）則要求特朗普立刻停止相關關稅活動，并代表民眾向聯邦政府“開發票”。各州的激烈反應，本質是聯邦與州在經貿政策話語權上的爭奪，特朗普的單邊關稅政策推高了各州企業的經營成本與民眾的生活成本，引發了地方政府對聯邦行政權的強烈反制。

美國企業界則以法律訴訟作為核心應對手段，截至2026年2月21日，包括開市客在內的數百家企業已提起訴訟，要求退還此前依據IEEPA關稅政策支付的超1700億美元稅款。但退款流程的不明確性、成本分攤的“糊涂賬”讓企業的訴求落地困難——數據顯示，關稅成本的90%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但普通消費者無法證明自身成本占比，小企業為保住市場份額未將關稅完全轉嫁給消費者，這筆成本最終成為無法厘清的經濟損失，企業與聯邦政府的矛盾也將持續激化。

美國國內學界與智庫則形成涇渭分明的觀點對立：自由派與自由市場保守派認為裁決糾正了總統對緊急權力的濫用，終結了關稅成本由美國本土承擔的不合理局面，更是對三權分立體系的關鍵維護。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E）高級研究員查德·鮑恩（Chad P. Bown）指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存在內在邏輯矛盾，無法同時實現“制造業回流”與“關稅增收”的雙重目標；裁決糾正了總統對緊急權力的濫用，避免了美國貿易政策完全脫離國會授權的風險，同時終結了95%關稅成本由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承擔的不合理局面。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威廉·安特爾（William Antel）認為，裁決是對美國三權分立體系的關鍵維護，遏制了總統以“緊急狀態”為名繞開國會制定貿易政策的趨勢；同時強調，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僅未縮小貿易逆差，反而推高了美國通脹，損害了企業全球競爭力�？ㄍ醒芯克–ato Institute）貿易政策專家斯科特·林西科姆（Scott Linscomb）表示，裁決是憲法分權原則的勝利，IEEPA從未被設計為總統實施貿易保護的工具，特朗普的做法是對國會立法權的篡奪；他同時警告，即便特朗普通過其他法律推出新關稅，仍將面臨同樣的司法挑戰。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賈森·弗曼（Jason Furman）則認為特朗普以貿易逆差為由援引IEEPA完全不符合經濟常識，貿易逆差是美國宏觀經濟結構的結果，而非“外來威脅”，裁決避免了關稅加劇美國滯脹風險�！度A爾街日報》社論認可部分對華強硬貿易政策，但特朗普濫用IEEPA的行為違反了憲法，裁決糾正了總統越權，維護了國會的征稅權，同時將緩解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壓力。

傳統保守派則認為裁決是司法對行政權的過度干預，束縛了美國應對全球經濟競爭的手腳，在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降低了總統快速應對外來經濟威脅的能力。傳統基金會（Traditional Foundation）貿易政策專家德里克·西瑟斯（Derrick Sease）認為，裁決是司法系統對總統合法行政權力的過度干預，IEEPA的立法初衷就是賦予總統應對緊急經濟威脅的靈活裁量權，“監管進口”天然包含征收關稅的手段，裁決束縛了總統應對全球經濟競爭的手腳。美國企業研究所（AEI）部分保守派專家認為裁決削弱了總統在外交和貿易領域的核心權限，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限制了總統快速應對外來經濟威脅的能力，是對法律文本的狹義、僵化解讀。最高法院三位持異議的大法官托馬斯、阿利托、卡瓦諾指出，總統在國家緊急狀態下有權采取必要經濟措施，司法系統不應過度干預總統的外交與經濟決策。

對裁決結果持中性觀點的分析則更加謹慎并對未來風險發出預警。《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表示，裁決并未終結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特朗普迅速尋求301條款等替代法律工具，未來美國貿易政策的博弈將從“緊急權力擴權”轉向“傳統貿易授權的極限使用”，貿易保護的核心方向不會改變；《紐約時報》報道認為，裁決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經濟議程的重大挫折，但也為其提供了“建制派司法系統阻礙保護美國工人”的民粹敘事，可能進一步激化美國國內政治對立。

可以預見的是，本次裁決所引發的圍繞總統行政權力行使邊界與三權分立運作機制獨立性的爭論，在美國國內仍將持續。特朗普在中期選舉窗口前，是選擇約束自身行政權力的行使，還是進一步強化自身的施政權限與執政影響力，值得相關各界持續關注。

特朗普在社媒上表達對判決結果與主審法官的不滿，將采取應對舉措。圖片來源：Truth Social

海外核心關切：“對等關稅”后遺癥與新關稅的不確定性

美國主要貿易伙伴的反應均為謹慎歡迎的同時持有風險預警感知。其態度的背后，是2025年特朗普政府“對等關稅”政策帶來的持續經貿沖擊，以及對2月24日即將生效的15%全球新關稅的深度擔憂。

歐盟、英國、加拿大等美國傳統盟伴，對最高法院否決特朗普的非法關稅表示有限歡迎，抱持審慎樂觀態度。據CNBC等報道，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奧洛夫·吉爾（Olof Gill）表示注意到相關裁決，正在仔細分析情況。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貝恩德·朗格（Bernd Lange）發文稱“美國總統無限制、任意加征關稅的時期或許正走向終結”。英國政府發言人稱將繼續與美國政府合作，商會貿易政策主管威廉·貝恩（William Bain）則對裁決后的退稅問題提出擔憂。加拿大政府加美貿易部長多米尼克·勒布朗（Dominique LeBlanc）表示美方加征關稅“毫無道理”。德國批發和外貿協會主席迪爾克·揚杜拉（Dirk Jandura）認為該裁決“并不意味著可以解除警報”，德國工商大會外貿負責人特萊爾（Threl）指出即便相關裁決生效，美政府仍擁有其他可用于貿易限制措施的工具。德國機械設備制造業聯合會對外經濟事務負責人里希特伯格（Richterberg）提醒稱，相關政策走向仍存在變數，美國政府擁有多種替代法律依據可以繼續實施全球性關稅措施。此前，歐盟、日本等盟伴已與美國開啟雙邊經貿協議談判，而特朗普新關稅將原本針對非盟伴的稅率適用于所有國家，直接推翻了談判中的關稅讓步共識，讓雙邊經貿協議的推進陷入停滯。

墨西哥、印度、越南等新興貿易伙伴，則更關注新關稅的實際經濟沖擊。墨西哥經濟部長馬塞洛·埃布拉德（Marcelo Ebrard）聲明墨西哥政府正在研究特朗普反制措施的現實影響。印度作為美國“對等關稅”的重點針對國，對美國貿易政策的反復性表示高度警惕。

中國作為美國主要貿易伙伴，面對此次裁決與特朗普的反制措施，保持著理性觀望態度。針對此次裁決結果，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正在對裁決內容及影響進行全面評估。中方一貫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加征關稅措施，敦促美方取消對貿易伙伴征收的單邊關稅措施，同時將對美方后續擬推出的貿易調查等替代關稅措施保持密切關注，堅定維護中方合法權益。《紐約時報》報道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曾對中美雙邊貿易造成顯著沖擊，而此次最高法院的裁決并未改變美國兩黨對華強硬的貿易共識。美國對華貿易的施壓方向不會改變，僅會從“泛化關稅”轉向“精準化、針對性制裁”，中美貿易博弈的長期格局仍將持續。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則認為，特朗普或可借此次裁決結果形成的政策窗口期，適度調整放松對華關稅措施，為其3月底4月初訪華之行釋放緩和信號，為后續中美雙邊對話協商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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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絲剝繭：特朗普加碼關稅后的多重爭議與現實困境

從2月20日宣布10%全球關稅，到2月21日火速上調至15%，再到敲定2月24日為生效日期，特朗普的反制舉措看似強硬，實則引發了法律、經濟、政策執行等層面的多重爭議，其背后的現實困境也逐步顯現，美國經貿政策的未來走向更顯撲朔迷離。

特朗普在最高法院裁決做出后召開的白宮記者會上闡述自身主張。圖片來源：Reuters

第一是稅率加碼與生效倉促：政策合法性與執行性雙重存疑。特朗普將全球關稅稅率從10%上調至15%，看似是對最高法院裁決的強硬反擊，實則暴露了新政策的法律依據先天不足。此次新關稅援引的《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立法初衷是應對美國國際收支的重大失衡，而非作為總統實施全球關稅的工具，且該條款明確要求關稅措施需基于“經濟數據的充分論證”，而特朗普在24小時內完成稅率上調，并未公布任何相關經濟論證數據，其合法性已遭遇學界與法律界的廣泛質疑，后續極有可能再次引發司法訴訟。23日，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表示，將從美東時間2月24日起停止征收依據IEEPA開征的關稅，暫停征收此項關稅并不影響特朗普政府征收的其他關稅。海關停止IEEPA征稅的時間與特朗普新征關稅生效時間形成重疊，則讓美國海關與企業陷入執行困境。美國海關尚未出臺新關稅的商品分類細則、豁免清單，企業也無法在短時間內調整進口計劃、核算成本，大量進口訂單面臨滯港、違約風險，中小企業的經營壓力陡增。這種“拍腦袋式”的政策制定，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國內經濟的混亂，也讓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執行能力遭受質疑。

第二是150天臨時期限所帶來的政策短期化引發市場持續動蕩。特朗普此次推出的15%全球關稅，僅為有效期150天的臨時措施，這一設定讓美國與全球市場均陷入“短期焦慮與長期迷茫并存”。對美國企業而言，150天的期限意味著企業無法制定長期的進口與生產計劃，不敢輕易簽訂海外訂單，市場投資與經營的積極性大幅降低；對全球貿易伙伴而言，臨時關稅讓各國無法判斷美國的貿易政策走向，難以制定針對性的應對策略，全球供應鏈與貿易體系的穩定性遭受沖擊。更為關鍵的是，150天期滿后，特朗普政府若想繼續維持關稅，必須獲得國會的明確授權。而中期選舉臨近的政治背景下，共和黨內部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已有分歧，民主黨則堅決反對，國會授權的落地概率極低。這意味著150天后，美國的全球關稅政策可能再次面臨調整，貿易政策的反復性將成為常態，全球市場對美國的信任度持續走低。

第三是財政與經濟上的關稅退款壓力與通脹風險的雙重考驗。特朗普的關稅加碼，讓美國政府陷入“關稅增收”與“退款支出”的財政矛盾。一方面，15%的全球關稅試圖為美國政府增加財政收入，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裁決要求聯邦政府退還此前依據IEEPA征收的超1700億美元關稅，穆迪、瑞銀等機構測算，此次裁決可能導致美國政府總計損失約1.4萬億美元關稅收入，財政赤字與美債拋售壓力將大幅加劇。而關稅退款的流程尚不明確，數百家企業的訴訟已開啟，未來數年美國政府將持續面臨退款的法律與財政壓力。同時，新關稅的出臺也讓美國的通脹壓力卷土重來。此前最高法院裁決終結了非法關稅，本有望讓美國進口商品的平均稅率從16.8%降至9.5%，緩解美國的通脹壓力，而特朗普15%的全球新關稅，直接逆轉了這一趨勢，進口商品價格將再次上漲，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企業的經營成本也將持續攀升，最終形成“關稅加征—成本上升—通脹高企”的惡性循環。

最后是貿易保護主義換殼延續下的全球經貿格局沖擊。盡管最高法院的裁決否決了特朗普政府的非法關稅，但并未改變美國兩黨貿易保護主義的主流共識，特朗普通過301、232、《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等條款實施貿易限制，本質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換殼延續”。這種“司法否決—行政補位”的循環，讓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從“緊急權力擴權”轉向“傳統貿易授權的極限使用”，其核心方向并未改變。對全球經貿格局而言，特朗普的新關稅雖暫時避免了全球關稅戰的全面升級，但美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摩擦將以針對性貿易調查、單邊制裁、臨時關稅等形式持續存在。美國與盟伴的雙邊經貿協議推進停滯，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壓力陡增，全球供應鏈與貿易體系的重構進程被打亂，而中美貿易博弈的長期格局也并未因此次裁決發生根本改變，美國仍將以各種手段對中國貿易實施精準施壓，中美經貿關系的不確定性依舊顯著。

此次裁決與后續的政策博弈，本質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思潮與憲法分權原則、自由貿易規則的正面碰撞，也是冷戰時期出臺的IEEPA在現代經濟場景下適用邊界的權威司法界定。未來，美國的關稅政策將圍繞退稅糾紛、新政策合法性、國會授權等核心問題持續博弈，行政與司法的張力、國內與國際的訴求，將共同塑造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走向。而對全球而言，美國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已成為最大的經貿風險，如何應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如何重構穩定的全球供應鏈與貿易體系，將成為各國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最高法院的一紙裁決，并未終結美國的關稅爭議，反而揭開了美國政經博弈與全球經貿格局調整的全新篇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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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ttps://www.cnbc.com/2026/02/21/supreme-courts-trump-tariff-decision-five-takeaways.html?msockid=101c6f8e1438628612217b7a157b636f

[11]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5/trumps-trade-war-timeline-20-date-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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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ttps://www.theringer.com/podcasts/plain-english-with-derek-thompson/2026/02/21/the-supreme-court-strikes-down-trumps-tariffs-now-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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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ttps://www.msn.cn/zh-cn?apiversion=v2&domshim=1&noservercache=1&batchservertelemet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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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ttps://www.mofcom.gov.cn/syxwfb/art/2026/art_809592ab82a343478f20ac13bd75fd27.html

來源 | 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

作者 | Rain

排版 | 蒲云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