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1日凌晨，廣州城內槍聲大作。

我黨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后，發動了又一次武裝起義，即廣州起義。

工人赤衛隊和G命士兵組成的起義軍一度占領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區，成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

然而，那場起義僅僅維持了三天，就在中外勢力的聯合作用下失敗了。

5700多名組織成員和G命群眾慘遭殺害，鮮血染紅了珠江畔。

關于廣州起義失敗的原因，歷來眾說紛紜。有說敵我力量懸殊，有說準備不夠充分，有說起義目的過于寬泛。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那場起義如此迅速夭折？多年后，周公一句話道破天機。

起義失敗的原因爭論

1927年，是我國G命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先是老蔣發動了“4.12”反G命政B，接著汪精衛實行了“7.15”分共，國共合作徹底破裂，無數組織成員和G命群眾倒在血泊中。

為了挽救G命，我黨先后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在取得一定成果周，又于12月11日在廣州發動了第三次大規模武裝起義。

凌晨3時許，教導團、警衛團一部和工人赤衛隊共5000余人，分數路向廣州市各要點發起突襲。

起義軍迅速占領公安局、郵政局、火車站等重要據點，成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第一次公開打出“工農紅軍”的旗號。

然而，勝利的喜悅轉瞬即逝。

粵桂軍閥立即停止內戰，聯合反撲；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出動軍艦和陸戰隊支援；廣州城內的機器工會等反動武裝也趁機襲擊起義軍。

敵我力量懸殊，起義軍雖浴血奮戰，但到12月13日，廣州即告失陷。起義領導人張太雷英勇犧牲，葉挺、葉劍英等被迫撤退。

廣州起義失敗后，黨內對失敗原因展開了激烈爭論。

1928年1月，我組織派李立三前往香港處理善后事宜。

李立三采取“懲辦主義”，一味指責廣東省委犯了“軍事投機和盲動主義錯誤”，在關鍵時刻動搖，對起義指揮不力，并大批處分了起義領導人。

可那種簡單粗暴的結論，顯然難以服眾。

事實上，起義失敗有著復雜的客觀和主觀因素：

客觀上看，敵我力量對比過于懸殊。

起義軍僅5000余人，而老蔣在廣東的兵力超過十萬；帝國主義直接武裝干涉，軍艦炮擊廣州市區。

還有廣州工人運動內部組織林立，機器工會與廣東總工會長期對立，難以形成統一力量。

主觀上看，準備工作極不充分。

起義總指揮葉挺在行動前夜才獲知詳細計劃，葉劍英因身份未明被排除在核心決策之外。

還有起義后未能控制兵工廠，反而遭工賊冒領武器反擊；沒有制定失敗情況下的撤退預案，導致損失慘重。

但這些分析都未能觸及問題的核心。

后來直到周公出面后，才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真正的癥結所在。

1928年1月中旬，我組織繼續派周公前往香港，重新處理廣州起義的善后事宜。

那是周公最后一次去香港，他的任務是糾正李立三的“左”傾錯誤，實事求是地總結教訓。

周公在深入調查后發現，失敗的原因不是表面的那么簡單，而是有著嚴重的方向性的錯誤，其憤然指出：“廣州起義失敗的原因不在葉挺，而是一個德國人。”

一個德國人對起義的影響

那個德國人是誰？

一般人不注意，他正是當時的共產國際代表海因茨·諾伊曼（有的文獻譯為紐曼）。

諾伊曼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他嚴格執行“城市中心論”，堅持照搬俄國十月G命的經驗。

在起義籌備和進行過程中，諾伊曼犯下了一系列致命錯誤：

1、盲目樂觀，誤判形勢。

他認為“廣州工人階級已經具備奪取政權的條件”，斷言“只要廣州起義成功，全國G命將迅速燎原”，完全無視敵我力量懸殊的客觀現實。

2、拒絕正確建議，強令冒險進攻。

當時起義總指揮葉挺已經認識到了敵我力量的懸殊，他主張趁敵人主力尚未回師前，立即將部隊撤向海陸豐農村，與農民運動結合。

可以說那一主張完全正確，卻遭到了諾伊曼的堅決反對。

諾伊曼強令起義軍“進攻再進攻”，不準撤退，導致起義軍在城市中與敵人硬拼，消耗殆盡。

3、越權指揮，架空軍事主官。

諾伊曼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凌駕于當時廣東省委和軍事指揮員之上，直接干預作戰部署，造成指揮體系混亂。

正因如此，周公在了解到核心原因后，沉痛地說道：“我們被洋顧問的本本主義害慘了。”

多年后，1944年，周公在延安時期進一步反思道：“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是導致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

不過，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在我國G命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意義。

它是我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重要嘗試，建立了第一個城市蘇維埃政權，公開打出了“工農紅軍”的旗幟。

更重要的是，它以血的教訓證明：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只會給G命帶來災難。

從廣州到井岡山，從城市到農村，我組織高層在失敗中探索，在鮮血中前行，最終找到了符合中國實際的G命道路。

廣州起義的教訓，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為什么馬克思Z義必須中國化，為什么必須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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