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著一張娃娃臉，能贏得當事人的信任嗎？

王雯瑤不止一次想過這個問題。當事人期待中的法官形象，似乎總與“威嚴”“老成”掛鉤，而她，卻頂著清澈的眼神和未脫的學生氣，坐在了法庭上。

她甚至偷偷練習過壓低嗓音說話，試圖讓聲線聽起來更沉穩，也想過要不要把頭發一絲不茍地束起來，好增添幾分氣場。但這些小心思，最終都被她放下了。因為她隱隱覺得，在這方寸法庭之上，或許有比外表更重要的東西——比如，去聽懂當事人話外的委屈與不甘，了解每張訴狀背后的真實生活。

于是，她選擇用最本真的樣子，走進了訴訟雙方的人生褶皺里，以法為器，定分止爭，為那些被現實困住的人送去一道微光。

傾聽

是溝通的開始

2023年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后，王雯瑤成為蘇州勞動法庭的一名法官助理。一年后，作為培養計劃的一部分，她到昆山法院實踐鍛煉。

從理論到實踐，真實的職場，可比課本復雜多了。最初的日子里，她常常被當事人的“絮叨”弄得不知所措——為什么有些話要翻來覆去講？為什么有些細節要執著地重復上好幾遍？程序之外，那些洶涌的、嘈雜的情緒，到底該如何處置和化解？

答案，在一次次的歷練中逐漸清晰。經過幾番“實戰”洗禮，王雯瑤深切地意識到，那些反復訴說的背后，深藏著難以為繼的無奈。

在這里，最重要的或許不是多高超的技巧，而是先學會傾聽。

所以，無論是調解還是庭前質證，王雯瑤都會耐心地聽當事人把話說完。這多花的十分鐘、半小時，從來都不是浪費。當他們感受到你在認真傾聽，眼神會慢慢變得柔和。他們會覺得，法院是公正的，是愿意理解他們的。而如果你急著打斷，急著推進程序，他們可能會把你歸到“高高在上”的那一邊，或許就會關上溝通的門。

“雖然每次復盤總結，心里想得頭頭是道，但是在實踐中難免碰壁。”在一次調解中，雙方就某段時間內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爭執不休，場面一度失控。看著雙方當事人在自己面前梗著脖子、面紅耳赤地爭吵，無助與泄氣確實有過，但就那么一瞬間，王雯瑤又逼著自己重新振作起來。

“大家都先靜一靜，既然來到法庭，請先坐下。”

聲音不高，卻恰好能穿透那份激烈。“你有想說的，他也有他要說的，我們都會完整記下來。你有不同意的部分，待會兒有充分時間讓你表達。在這里，不必爭吵。”

這需要一種微妙的平衡，既要展現法庭應有的權威，又不能讓當事人感到被粗暴的壓制。她明白，必須在那火藥味剛剛升起的剎那，就果斷地將其熄滅。因為一旦陷入情緒化的互相指責，矛盾便會急速升級，最后只剩下“就是要跟你打到底”的意氣之爭，調解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了。

在用工自主與勞動權益之間

劃一道公平的線

傾聽，讓她走近了當事人，而如何在具體案件中厘清權利義務的邊界，又是一種考驗。

那是一起勞動合同糾紛案。小林是一家公司的工程師，2024年12月30日，在距離跨年只剩一天的時候，突然收到公司郵件：經營困難，次日解除勞動合同。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十三薪、年終獎……全都沒了著落。

公司辯稱經營虧損，辦公點關閉，有正當理由解除勞動合同，且當初的入職合同約定了離職不享受十三薪，年終獎是否發放、如何發放公司也有管理自主權。

乍一看似乎有理——用工自主權確實是法律賦予企業的權利，經營困難時調整人員、控制成本，本是市場常態。但王雯瑤沒有就此止步，她開始逐項梳理企業的“自主”是否在合法合理的邊界之內。

解除程序上，公司主張因經營困難解除合同，但除了幾張顯示虧損的財務報表，并未提供其解除合法的依據，且未通知工會，程序上便站不住腳。關于十三薪，合同確實寫了“離職不享受”，但勞動關系是因公司違法解除而終止，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怎能因為公司的違法行為而“打折”？

至于年終獎，王雯瑤注意到兩個細節，一是小林2023年的年終獎已然發放，公司有發放慣例，二是小林干滿了2024年全年，12月31日才離開，公司未能舉證小林工作業績、表現等方面不符合規定，且未就2024年度年終獎不發放決定向員工公示。透過這兩個細節，她認識到問題的關鍵，“離職即不發放”的條款并非萬能——離職勞動者能否享有年終獎，應結合其離職原因、工作時間、工作表現及對單位貢獻度等多方面因素綜合考量。

“用工自主權要有邊界。”她想起院里培訓時反復強調的理念，勞動審判，不是在企業和勞動者之間選邊站，而是要找到一個平衡點——既尊重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也要堅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

判決最終支持了小林關于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賠償金、十三薪、年終獎的訴請。合上卷宗，王雯瑤思緒萬千，她想到企業的難處，也想到小林這樣的打工人，而法院的職責，正是在復雜而具體的現實中，在用工自主與勞動權益之間，劃下一道清晰而公正的界限。

剝開“合作”的外衣

看見真實的勞動

在新型用工模式層出不窮的今天，如何認定勞動關系，不僅關乎勞動者一席暖、一餐飯，更牽動著新業態行業的健康發展。當企業試圖用一紙“合作協議”繞過勞動合同，司法必須穿透文字的表象，直指用工關系的實質。在王雯瑤協助審理的案件中，就有這樣一起。

前些年，小陳通過APP注冊成為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維修工程師，雙方簽下了一份《工程師合作協議》。那年寒冬的一天，他在前往用戶家中維修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傷。然而，公司堅決否認與他存在勞動關系，拒絕工傷賠償。

在反復翻閱卷宗、梳理案件脈絡后，王雯瑤將焦點鎖定在一個根本問題上：平臺與勞動者之間，究竟是平等合作，還是實質上的勞動關系？她沒有停留在協議的表面，而是試圖將自己代入小陳的工作日常，他的收入從何而來？他能否拒絕平臺的派單？他以誰的名義對外提供服務？

在承辦法官指導下，王雯瑤從人格、經濟、組織三個方面的從屬性進行層層剖析后看到，“合作協議”這件華麗的外衣下，是一個受管理、受支配、對平臺具有明顯經濟依賴屬性的典型勞動者。

判決生效后，小陳依法獲得了工傷賠償。這個案子也讓王雯瑤更加確信，無論技術如何演進，用工模式如何翻新，司法的使命始終如一——穿過所有形式的“外衣”，去看見并保護真正的勞動者。

在王雯瑤看來，成長是一場安靜的積淀。她一邊翻閱著最高法院的最新司法解釋和典型案例，一邊揣摩著自己手頭的卷宗，試圖在二者之間尋找指引與印證。院內組織的“蘇勞課堂”“蘇勞研學”系列培訓，成了她實踐的練兵場。她與同事們辯論，向前輩們求教，將一個個疑難問題如同拼圖般，在反復推敲中嚴絲合縫地歸位。就在這日復一日的鉆研里，那份初入職場的學生氣，悄然化為一份沉靜的底氣。

在繁忙的間隙里，王雯瑤也漸漸摸索出屬于自己的生活節奏。她堅信，飽滿的精神狀態是應對高強度工作的基礎。所以會在難得的周末，為自己安排一次小小的“出走”，或許是騎上自行車，漫無目的地在城市周邊游蕩，又或是潛入一場演唱會的聲浪之中，讓喧囂的音樂與萬人合唱的共鳴，帶走一身疲乏。

適當地把自己從工作中抽離出來，純粹地去生活、去感受，然后才能帶著被重新校準的心態，更清晰、更有力地回到自己的工作軌道上。在案卷與生活之間，王雯瑤正努力端穩那架屬于自己的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