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內伊（1939-2026）

哈梅內伊的離世，標志著伊朗一個時代的終結。

作為繼開國領袖霍梅尼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領袖，他在位37年，不僅是中東地區在位時間最長的統治者，也是將“教法學家統治”制度化、權力核心化的關鍵人物。

哈梅內伊在伊朗國家電視臺向全國發表講話，圖片由伊朗最高領袖辦公室提供于2025年6月18日。資料來源：伊朗最高領袖辦公室/Getty Images

革命的側影：從布道者到接班人

哈梅內伊出生于馬什哈德的一個宗教家庭。在20世紀60至70年代，他是巴列維王朝世俗化改革的堅定反對者。

當時，巴列維國王推行的“白色革命”試圖將伊朗推向西方化，但其威權統治與社會財富分配的極端失衡，為宗教勢力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1979年革命爆發，哈梅內伊作為霍梅尼的忠實追隨者，在革命委員會中嶄露頭角。他曾經歷過暗殺企圖（導致右臂殘疾），這在日后成為了他“革命勛章”的一部分。

在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初期，他成功地將世俗民族主義者和左翼力量排擠出權力核心，確保了政權完全由神權階層主導。

1982年時任伊朗總統哈梅內伊在Jamaran清真寺覲見阿亞圖拉霍梅尼時與神職人員坐在一起。攝影師Kaveh Kazemi/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1989年的轉折：權力的精密對沖

1989年霍梅尼逝世是伊朗歷史的轉折點。當時哈梅內伊并非最有資歷的宗教大阿亞圖拉，但他通過憲法修改，淡化了對最高領袖宗教頭銜的硬性要求，轉而強調政治素質。

哈梅內伊上臺后，構建了一套復雜的“二元制”治理結構。

共和外殼：設立總統、議會和選舉制度，提供形式上的民主參與。

神權核心：領袖掌控武裝力量（革命衛隊）、司法、憲法監護委員會及龐大的經濟實體（如Bonyad基金會）。

這種設計使得他能夠通過“影子政府”在幕后遙控，同時讓民選總統（如改革派的哈塔米、務實派的魯哈尼）在經濟不振或國際外交失敗時承擔民怨。

1989年阿亞圖拉霍梅尼去世后不久，拉夫桑賈尼 在哈梅內伊見證下就任伊朗新總統。攝影師Kaveh Kazemi/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統治邏輯：革命衛隊與“向東看”

哈梅內伊統治的中后期，伊朗的權力天平明顯向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傾斜。他將IRGC從一支單純的軍事力量轉變為跨國商業帝國和地區政治代理人的組織者。

通過“什葉派之弧”，伊朗將影響力延伸至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和也門。

在面對西方制裁時，他確立了“向東看”戰略，加強與中國、俄羅斯的經貿與軍事聯系，以此作為政權的生存保障。

哈梅內伊（左）Ebrahim Raisi（右）與敘利亞總統巴沙 爾·阿薩德2022年在德黑蘭。資料來源伊朗領導人新聞辦公室/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遺產與矛盾：舊體制的余暉

在哈梅內伊的治理下，伊朗實現了極高的國防自主與地區威懾，但在國內，政權面臨著深刻的合法性危機。

從2009年的“綠色革命”到2022年因阿米尼之死引發的“女性、生命、自由”運動，伊朗民眾——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對“教法統治”的抵觸日益公開化。

這種矛盾的核心在于，革命初期許諾的“主權在民”逐漸被絕對的神權意志所取代。

2023年9月，紀念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事件一周年游行。22歲的阿米尼此前一年因“頭巾佩戴不當”，在被伊朗道德警察拘留期間死亡。

隨著他的離世，伊朗將進入一個權力真空期。由于他生前未明確指定接班人，且民選制度在近年來已高度排他化，未來的權力交接極有可能演變為革命衛隊與高級教士階層之間的暗流涌動。

“現代性”在伊朗的二元對立

伊朗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歷史，本質上是一場在“自上而下的世俗專制”與“自上而下的宗教威權”之間的劇烈擺動。

巴列維時代的“現代性”被批評為“西化病” (Gharbzadegi)。國王試圖跳過伊斯蘭文化，直接將伊朗嫁接到前伊斯蘭的波斯輝煌與現代西方文明之上。這種斷層導致了廣大底層和傳統階層的異化感。

而哈梅內伊時代的“宗教威權”，則是對這一傾向的劇烈修正。然而，它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將宗教教條強行嵌入現代國家機器。

當新一代伊朗人在互聯網和全球化影響下成長時，這種基于7世紀教義的政治結構，同樣產生了巨大的文化斷層。

1981年兩伊戰爭期間哈梅內 伊(右)對伊斯蘭共和國武裝部隊成員講話。來源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法新社/Getty Images

這種體制在初期成功動員了底層群眾，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在管理一個擁有高教育程度、高度數字化的現代社會時，表現出明顯的制度滯后與政治現代性的缺失。

盡管在制度上拒絕西方，但在哈梅內伊統治下，伊朗社會內部產生了一種獨特的“雙面生活”：官方場域有著嚴厲的著裝令、對西方藝術的禁令；而私人空間存在著高度發達的地下文化、領先的電影藝術、以及對高等教育（尤其是女性）的普及。

這種“私人領域的現代性”與“公共領域的原教旨主義”的長期共存，是伊朗社會最獨特的景觀。

現代性在伊朗并未消失，而是轉入了地下，形成了對體制的一種長期、緩慢的瓦解。

1981年哈梅內伊手部受傷。資料來源美聯社照片

這種“兩極化”的拉扯，讓當代伊朗社會陷入了一種獨特的現代性悖論。

哈梅內伊的伊朗在核技術、導彈技術以及近年來的AI應用上表現出極強的攻擊性，這證明了其技術現代性的成功。

然而，其政治現代性卻長期停滯。統治核心拒絕權力分享，導致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無法進入決策層。

這種“技術先進、制度僵化”的錯位，正是導致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等社會運動頻繁爆發的深層邏輯。

哈梅內伊的離去，象征著“革命一代”對伊朗社會全方位掌控的終結。

未來的伊朗是否能走出這種百年的二元對立，尋找到一條既不否定自身傳統、又能容納現代公民權利的“第三條道路”，將是決定中東地緣政局能否實現長久穩定的核心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