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中國歷史上的關鍵年份。

六月，南京城，亂如麻。方孝孺靜坐家中，等待被捕的一刻。

城內布滿通緝令，舉國正在追捕上榜的29個“奸臣”，排名前五的是：

太常侍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寧。

方孝孺第一個被捕。

準確地說，他是被“靖難之役”的勝利者朱棣派人“請”去的。

▲方孝孺畫像。圖源：網絡

1

3年前，朱棣在北京起兵，以“清君側”的名義，反對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政策。發兵前，他的軍師姚廣孝跪地囑托，說南京城破之日，方孝孺一定不肯投降，希望不要殺他。

“殺方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姚廣孝意味深長地說。

朱棣打下南京城后，方孝孺果然不逃，也不降。

下獄后，朱棣再三請人去勸降，方孝孺終不從。

等到朱棣準備登極時，為了借重方孝孺在天下士人中的名氣，便要他起草登位詔書。

方孝孺身穿孝服，大哭上殿，見朱棣。

史書記下了兩人的對話。

朱棣：先生請不要悲傷，我不過是效法周公輔佐周成王。
方孝孺：那成王現在哪里？

朱棣：他（指建文帝朱允炆）自焚，死了。
方孝孺：成王不在了，為何不立成王之子為帝？

朱棣：國賴長君（意為朱允炆之子年幼，不適合掌國）。
方孝孺：為何不立成王之弟？

朱棣：這是我們的家事，請先生不要過度操心。

說完，命左右上紙筆。

朱棣：登極詔書，非先生起草不可。

方孝孺寫了幾個字，隨即擲筆于地，大哭。且哭且罵：死即死，詔不可草。

朱棣：難道你不怕誅九族？

方孝孺：便誅十族奈我何！

朱棣徹底被激怒，當場命人用刀割裂方孝孺的嘴巴，從臉頰割到耳朵。

野史記載，方孝孺的族人、朋友、門生，一個個在他面前被處死，他都不為所動。

輪到他的弟弟方孝友，他罕見地留下眼淚，弟弟反過來勸他，“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整整殺了7天，一共殺了873人（一說847人）。

最后才輪到方孝孺本人。他慨然赴死，并寫了一首絕命詞：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死時，年僅46歲。

這是中國歷史上株連最廣的一次慘殺。方孝孺，此后成為“骨鯁之士”的代名詞，成為明朝最硬的“硬骨頭”。

但是，關于他的死，幾百年來的爭議，才剛剛開始。

2

方孝孺死后，他的硬漢之名，蓋過他的學問之名。但事實上，他在世時，學問才是他成名的基礎。

他是明初最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之一，年輕時師從“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并成為宋濂最得意的門生。宋濂常把他比喻為“孤鳳凰”。

朱棣的軍師姚廣孝稱方孝孺為“讀書種子”，后世理解為方孝孺只會讀書，其實不然。

當時的“讀書種子”，所指的精神內核，不僅在于讀書、學問一流，更重要的在于學以用世，以道事君，代表儒家的入世追求。所以《明史》說，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

簡單說吧，方孝孺是“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堅定踐行者。

朱元璋在世時，曾兩度召見方孝孺，稱贊他為“異才”“壯士”，不過終未用他。老朱公開的說法是，把帝國人才留給子孫去用。

實際上，方孝孺的政治改革理念，與老朱建立的政治體制截然對立。這才是方孝孺在朱元璋統治時期空有文名不見用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在位期間，通過一系列專制政策，比如廢除丞相、重用內監、實行特務統治等等，極大地擴大了皇權，形成絕對的君主獨裁。

任何有礙他構建君主專制政治的人和制度，都被他一一清理干凈。

方孝孺的老師宋濂，在明朝開國后，基本已被閑置，后來還因“胡惟庸案”牽連，被貶謫而死。在朱元璋看來，宋濂倡導的仁政治國理念，已經過時了。

方孝孺的政治主張與乃師相近，倡導“仁德治世”。他提出“格君”之說，要把人君規訓成道德與智慧并重的圣賢之主。

換句話說，老朱要的是“霸道”，小方講的是“王道”。政治分歧的結果，是方孝孺坐了十多年冷板凳。

1398年，朱元璋去世時，42歲的方孝孺已在漢中府學教授任上干了6年，心中滿是郁悶。他在那年的立春，寫詩抒發不得志的惆悵：

萬事悠悠白發生，強顏閱盡靜中聲。
效忠無計歸無路，深愧淵明與孔明。

然后，這個想學諸葛亮的中年書生，終于等到了天降大任。

▲朱元璋畫像。圖源：網絡

3

繼任的建文帝朱允炆，召見并起用方孝孺，授為侍講學士。

官品不高，但位置重要，有大把機會把他的治國理念灌輸給新皇帝。

朱允炆但凡讀書有疑問，就把方孝孺請來講解。遇到國事，難以定奪，也會請人去咨詢方孝孺。鑒于皇帝的信任和恩遇，方孝孺在建文朝的地位，相當于國師。

君臣二人在治國理念上達成高度一致，朝中幾乎所有重要文書，都由方孝孺草擬。某種程度上，方孝孺成了新皇帝的代言人。這是方孝孺覺得可以大展拳腳的基礎。

在方孝孺的推動下，朱允炆決心厲行仁政，進行政治革新。

這時候，文人從政的毛病，徹底暴露出來了。政治家從政，一切改革講究切合實際，而文人從政，最容易掉入理想主義的陷阱。

在進化論出現并傳入中國以前，中國人認識的歷史，不是線性發展，而是不斷倒退。儒家知識分子對于理想世界的期許，不是在未來，而是在過去。具體來說，這個理想世界，就是早期儒家推崇備至的周朝。許多讀書人以恢復周制為畢生努力的方向，只是他們沒有掌權，無法實踐罷了。

當然，脫離了歷史發展的政治實踐，必敗無疑。最早全面恢復周制的新朝皇帝王莽，就是最好的例證。

但是，架不住更多人依然不死心啊。

在朱棣起兵發動“靖難之役”的4年時間里，方孝孺與他的忠實信徒朱允炆，對按照周制改革朝政顯示出極大的熱情。他們整日在研究如何復古，修建省躬殿，給城門改名字，還計劃恢復井田制……

應對如火如荼的軍情，從來不是他們的第一要務。

等到朱棣的軍隊渡過長江，直逼南京，朱允炆才從恢復周制的夢游中醒過來。

史載，“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立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

當時，朱棣孤軍從朝廷軍隊的夾縫中，沖到了南京城下，實際控制的地盤其實很小，大半個中國還在朝廷的號令之下。如果朱允炆棄城而去，實施戰略轉移，完全可以號令天下軍隊反攻朱棣，所以臣下紛紛勸他出走，圖謀東山再起。

但是，方孝孺竟然勸朱允炆“死社稷”。真是迂腐到家了。

錯失最后一次翻盤的機會，朱允炆把自己弄失蹤了，已然于事無補。而朱棣直接宣布了這名年輕皇帝的死訊，接過帝國權柄。

可以說，是方孝孺的政治幼稚病，害慘了朱允炆。

▲朱允炆畫像。圖源：網絡

4

方孝孺被逮捕入獄后，表現出了孟子所說的大丈夫氣概，拒絕與篡位的燕王朱棣合作，從而招致“誅十族”的血腥殺戮。

后世評論者認為，朱棣的血腥殺戮是方孝孺激烈懟他，激怒了他的結果。說這話的人，實在太不了解朱棣了。

明清之際的大儒黃宗羲說，朱棣“天性刻薄”，而方孝孺是天下士林領袖，只有跟他合作一條路；如果不合作，則“怨毒倒行，無所不至”，肯定會把方孝孺收拾得很慘。方孝孺激不激怒他，都是這個結果。

朱棣是個政治家，政治家的特性是，目的大于手段。朱棣武裝奪取皇位后，只能以酷烈的手段來證明他的合法性。這些手段包括在肉體上消滅朱允炆的死忠，在宣傳上抹黑建文朝，以及銷毀反對派的言論、著作等等。

偏偏方孝孺是個硬骨頭。

朱棣對其屠戮十族、焚毀著作，目標就是要消除方孝孺在儒林中的影響，震懾其他士人承認當前的政治事實。

關于方孝孺之死，最早的記載來自《奉天靖難記》，這書是朱棣統治時期，一部對靖難之役作出政治合理性解釋的文獻。書中把方孝孺丑化成一個貪生怕死、跪地求饒的懦夫：

上（指朱棣）嘆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時有執方孝孺來獻。上指煙焰處謂方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輩所為也！汝死有余辜！”方孝孺稽首祈哀乞憐。遂命收之……丁丑，執奸惡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至闕下。上數其罪，咸伏其辜，磔戮于市。

與此同時，方孝孺及其門生的著述，被打成禁書，一概在焚毀之列。當時有個名叫章樸的官員，家中藏有方孝孺文集，他的同事楊善知道后，馬上去檢舉告密，結果楊善得到升遷，章樸直接被處死。這已經帶有文字獄的血腥氣息了。

朱棣評論說：“除惡不可不盡，悉毀所著書最是。”

整個永樂朝，談論方孝孺都是犯禁的，除非按照官方口徑，把方孝孺當成乞憐搖尾的“奸臣”進行批判。

直到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熾繼位，這種政治語境才有所改變。朱高熾多次評論說，方孝孺、齊泰等人“俱是忠臣”。

這之后，士大夫才敢爭取為方孝孺平反。

平反的歷程很漫長。到1585年，明朝皇帝才首次以官方形式為方孝孺平反，距離方孝孺殉難，已經過去了183年。

每一個歷史時期的人，提起方孝孺，真實目的都不是為了方孝孺，而是為了因應時下的現實問題。尤其是明末，世亂道衰，內憂外患，士人追憶方孝孺的氣節，借以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

明末官員普遍只會打嘴炮，遇到變局，跑得比誰都快。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明朝最后一個狀元、張嘴閉嘴“寧死不從賊”的楊廷鑒，看到李自成，跪倒在泥淖中，三呼萬歲，然后才敢起身。后來，楊廷鑒與另一名明朝官員爭著要給李自成起草登位詔書，兩人廝打在一起，把衣服都扯破了。

明末史家計六奇寫下了這個場面，想起方孝孺寧誅十族也不為朱棣草擬詔書的歷史，評論道，明末士人屈節忘義，節操掉了一地，這是當年朱棣殺戮忠臣的報應啊。

王夫之說，方孝孺死，“讀書之種絕于天下”。

天下讀書人真的就是只埋首學問，不問是非，但求活命了。時隔200多年，正應了當初姚廣孝特意叮囑朱棣的那句話。

▲朱棣畫像。圖源：網絡

5

方孝孺學問好，人品好，有骨氣，這是數百年來公認的事實。他被譽為“程朱復出”“有明之學祖”“當世文章第一人”等等。

這些，是任誰也無法抹殺掉的。哪怕是朱棣，大權在握時，可以組織寫作班子丑化、詆毀方孝孺；但是，朱棣死后，歷史評價的天平，仍會趨向事實一邊。

不過，我們在肯定方孝孺的精神的同時，也應該對歷史人物作一番全面的剖析，不能以精神涵蓋一切。

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方孝孺的能力、魄力和識見，存在很明顯的短板，遠不如后世的張居正。

要知道，具有道德潔癖的人，是難以勝任政治改革的。在這方面，張居正的手腕和權謀，雖然被人詬病，但這恰是其得以推動帝國改革的原因。而方孝孺，雖有改革天下的理想，無奈道德癖太重，過于愛惜羽毛，最后就是以誤國收場。

后世推崇方孝孺，也僅限于道德、學問層面的肯定。他成了帝國的一個道德模范。

我們向往道德節氣，不忍歷史上任何一個骨鯁之士的事跡遭到埋沒，這是中華民族得以砥礪天地間數千年，而文化一脈相承，不曾中斷的底色。正如魯迅所說，“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但我們也應明白，浮動在這層底色之上，是每個時代應對具體挑戰的渲染之色。說到底，歷史上的人，無時無刻都在與這層層新染的顏色打交道，這才是真正的日常，解決問題的出口。

我們需要道德模范，也需要能干事的人，需要解決實際問題的人。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道德氣節很重要，但是，道德氣節不是唯一的標準。尤其是，用人品去議論政治人物，會顯得十分幼稚。

權謀不好，但妥協有時候是必須的。正如動嘴的人永遠干干凈凈，動手的人則難免沾染泥巴。

不是只有“死”才能贏得歷史的尊重。生，有時候比死更難。中國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情景：猛士赴死前，囑咐同伴快走，說“君為其難，我為其易”。

然而，這個社會上的很多人，因為推崇方孝孺式的死法，導致對歷史上其他人物的看法，顯得十分簡單粗暴：面臨權力更替，這個人能不能死，能死則英雄，不能死則狗熊。

恕我直言，這就叫頭腦簡單。

我寫過趙孟頫，寫他在南宋滅亡時沒有像他的族兄一樣殉國，而是降了元朝，用生存換取了藝術上的大成。

我寫過譚嗣同和梁啟超，戊戌政變時梁啟超和譚嗣同的訣別，譚嗣同選擇了死，但他要求梁啟超活下去。一個自愿赴死的人，卻對一個艱苦逃生的人，表達了最大的敬意，“去留肝膽兩昆侖”。

有的人負責死，有的人負責生。只要他們的選擇，有利于制度的改善，有利于文化的傳承，而且不會對民眾造成傷害，無論生死，都值得致敬。

我敬重方孝孺的死。說實話，在那種情況下，他也只有死，才是真正的方孝孺。但我也常常為他的死感到惋惜，600年過去，他所捍衛的正統性，他所維護的老朱家的皇位繼承秩序，早已變得毫無價值。

他不惜以873人的性命為代價死守的東西，竟然變得十分可笑。整個血腥事件中，只有死守的精神有意義，而死守的東西全無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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