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公巖記》

摩崖拓片，盧江良/攝）

元至正十八年（1358 ）二月，時任浙省參知政事的元代篆書大家周伯琦（字伯溫，號玉雪坡真逸）撰并書了一篇《理公巖記》，刻在杭州靈隱飛來峰青林洞左側兩巨石縫隙中，坐西面東的崖壁上方。這處摩崖石刻——鑿巖平石，圓底陰刻篆書；通高1.9 米、寬1.5 米，13 行（除第 8 行 16 字外，余行多 17 字），字徑約 13 厘米，共211 字，是江南元代體量最大的篆書摩崖。

《理公巖記》原文：“理公巖，晉高僧慧理師嘗燕寂焉，在錢塘虎林山天竺招提之東南，玲瓏幽邃，竹樹芩蔚。至正九年（1349），上人慧苣來居觀堂（靈鷲寺），起廢緝敝，爰開是巖，窈窕繚復，廓如堂皇，云涌雪積，發泄靈蘊。后七年，左丞綏寧楊公之弟元帥伯顏，清暇游憩，抉奇樂靜，捐金庀工，載鑿巖石，刻十佛，并補陀大士像，金碧炳赫，恍躋西士；冀徼?；?，壽我重親，利我軍旅，冰釋氛沴，永奠方岳，巖之異勝，誕增于昔，為虎林之奇觀，實苣公軌行精愨有以致之。居氓曰菩薩，蓋非夸益。天竹和尚允若師臘，以八十與苣同志，征文示久，乃篆諸石。浙省參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溫記并書?！?/p>

譯成白話文：理公巖，是東晉高僧慧理大師曾經修行靜息的地方，位于錢塘虎林山天竺寺的東南方向，這里巖石玲瓏剔透，環境幽深靜謐，竹林樹木長得十分茂盛。至正九年（1349 ），僧人慧苣來到觀堂（即靈鷲寺）居住，他修復了荒廢破損的建筑，于是開辟了這座巖洞。巖洞幽深曲折、回環往復，開闊得如同高大的廳堂，巖石形態像云浪涌動、白雪堆積，盡顯大自然的靈秀意蘊。七年后，左丞綏寧楊公的弟弟、元帥伯顏，在閑暇之時前來游賞休憩，他喜愛這里的奇景與幽靜，捐獻錢財、招募工匠，在巖石上雕刻了十尊佛像，以及補陀大士（觀音菩薩）的造像，佛像色彩金碧輝煌，仿佛置身于西方極樂世界。伯顏希望借此祈求福澤恩惠，保佑自己的父母長壽，庇佑軍隊順利，化解災禍戰亂，讓四方疆土永遠安定。從此，理公巖的奇異美景，比以往更加出眾，成為虎林山的一大奇觀，這其實都是慧苣大師品行端正、至誠專一帶來的成果。當地百姓稱他為菩薩，并非夸大之詞。天竺寺的允若和尚已有八十高齡，與慧苣大師志同道合，他懇請撰寫文章來記錄此事，以便流傳后世，于是周伯琦便用篆書將這篇記文刻在了巖石上。此文由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番陽人周伯琦（字伯溫）撰寫并書寫。

這處摩崖石刻追溯了晉代靈隱開山祖師慧理在理公巖隱修燕寂的史跡和記載了至正九年（1349）僧人慧苣入住靈鷲寺，修復古剎并開辟理公巖；至正十六年（1356），元帥伯顏捐金造像，刻十佛與補陀大士（觀音），使巖景大增；應天竺和尚允若（八十高齡）之請，周伯琦篆書勒石，以垂永久等事跡。

據說，這處摩崖石刻刻成后近180年湮沒；明嘉靖十七年（1538），郎瑛、葉彬 “攀蘿剔蘚” 發現并題跋。此后又沉寂約300年；清咸豐三年（1853），錢松、胡震兩次尋訪方得見，為方便后人，在 “濟公掌印” 巖壁刻下“元周伯溫摩崖入壁五步”的指引。

目前，這處摩崖石刻不僅具有三重價值：一、書法價值：周伯琦篆書被推為“元代篆書第一”，此碑圓筆中鋒，線條勻凈，結構工穩而不失蕭散古拙，是元代篆書的巔峰之作；二、歷史價值：補證了元代至正年間飛來峰造像的經費來源（伯顏捐金）、造像內容（十佛 + 觀音）及寺院修復的細節；三、文物價值：是靈隱——飛來峰世界文化遺產中，元代摩崖書法的代表性作品，與造像群互為印證。更重要的是，它還存在四大意義：一、佛教中國化的江南實證：完整呈現外來佛教融入中華文脈的歷程；二、宗教與社會和諧的歷史范本：官、僧、民共護古跡，安民利世。三、杭州 “東南佛國” 的文化名片：提升靈隱 — 飛來峰世界遺產價值；四、傳統文化傳承的活教材：書法、歷史、文旅、教化多重價值合一。

不過，由于這處摩崖石刻地處青林洞狹縫，想見到它的“真容”頗不容易，筆者曾三次尋訪才終于覓得，為了方便廣大游客參謁，特地拍攝了一條尋訪視頻（見下方），并整理了上述文字以饗讀者。

《理公巖記》摩崖石刻尋訪路徑視頻（盧江良/攝）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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