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 王元化：讀《毛選》記

《人物小記》是作者“清園叢書”之一種，其中有六篇為同類文章合成的小集，原是散見各文中的某些段落。作者在書的“小引”中寫道：這樣做的目的，“至少可以使讀者避免見其一端，不知其余，從而引起誤解。看問題非黑即白的形而上學觀點在我們這里仍是相當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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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毛澤東在“五四”早、中期固然贊賞胡適、陳獨秀、吳虞、李大釗等，但并不主張廢棄傳統文化。早在湖南第一師范就讀時，他就受到楊昌濟的熏陶。一九一四年他在日記中寫道：“仍抄曾文正公日記，欲在一月以內抄完，亦文正一書不完不看他書之意也。”“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一九一七年，他仍自稱“獨服曾文正”。直至一九三七年，他成為黨的領袖，在延安講授哲學，還請邊區外的同志為他搜購自己收藏不全的《船山遺書》。在湖南就讀時，曾多次偕蔡和森、蕭子升、易禮容等出游北京、上海、山東等地，拜訪孔孟故居，向陳獨秀、胡適等求學問道。這期間，除醉心閱讀《新青年》外，也鉆研古籍。一九二○年他給周世釗的信中說：“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這都說明“五四”時期青年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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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澍白的《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傳統》，有一章曾提及顏習齋對毛澤東的影響。顏習齋出生在北方一個小村落，他的生涯大多在家鄉度過，他把讀書比作“吞砒（霜）”，強調習行有用之學。所謂習行有用之學唯兵、農、禮樂三端。汪著指出毛澤東于一九三七年寫的《實踐論》多次直接使用了知行這個中國哲學史上習用的范疇。一九五一年《實踐論》公開發表時，毛澤東還特意加上“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雖然后來毛澤東在關于坂田文章的談話中說，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的飛躍，老莊、墨子、張載、李贄、王船山、譚嗣同都“沒有講清楚”；但是，用實踐來概括認識論，卻是和顏習齋的思想有相通之處的。顏最重親知，強調“要在行字著力”。他名所居為“習齋”就是表示重視躬行踐履之意。他力排朱子的讀書為窮理之說，以為“試觀今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卻愈深”。他著書很少，但留下這類排斥讀書的話卻很多。汪著指出，毛澤東也多次發表過類似的見解，并援引毛澤東一九六四年春節座談會的講話為證。“講話”稱：“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兩個，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是比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事，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了好皇帝。”早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也說過：“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我認為毛澤東主張知識分子只有參加體力勞動才能改造思想也和上述觀點不無關系。他到了晚年更進一步提出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時他不再像從前那樣承認農民身上也有落后的東西，而是把農民當作無產者，和工人階級等同起來了。我在文中說，據傳毛澤東的晚年讀的是大量線裝書。現在查閱了逄先知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可將要旨轉述如下：進北京后，逄為毛澤東特地買了一部《四部備要》，一部大字本《二十四史》。前者，他讀了大部分。后者，則不止通讀一遍。他還瀏覽了大量中國古代的詩、詞、曲、賦、小說等。但對外國作品卻讀得很少。逄只舉出了《茶花女》、《簡·愛》、《羅密歐與朱麗葉》寥寥幾部。至于經濟管理，特別是國外有關社會化生產管理方面的書就讀得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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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八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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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一直認為毛澤東主要只是吸取繼承中國傳統中的東西（在大陸學術界這種看法似乎至今仍占支配地位），其實這是很片面的。我重新探討這一問題，發現他以前很注意蘇聯的理論概況以及由蘇聯理論家闡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他讀過不少這方面的書，比如在延安時期戰前出版的里昂吉耶夫的經濟學，亞歷山大洛夫的哲學之類。延安整風時期刊印的“干部必讀”，大概是經他指定的書籍，而這些書也都是同類性質的。作為他的哲學奠基之作的兩論《實踐論》與《矛盾論》，是以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談談辯證法》以及斯大林的《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為依據的。兩論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其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學說均以此為基礎。兩論中雖然也偶或涉及中國傳統觀念（如知行的模式、老子語錄、孫子及其他兵法家的警句，《水滸》中的三打祝家莊的故事等等），但這些都只是他所謂的“民族形式”，或用來說明原理，或作為例證而加以援引，并不是立論的根據。他在倡導人民公社時，想到的是《張魯傳》和巴黎公社，而人民公社的命名就是由仿效巴黎公社而來。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對他的影響特別大。蘇共與中共都曾以這部書作為黨校培訓高級干部的教科書。建國后理論界長期以來用所謂哲學上唯物、唯心兩條路線斗爭模式來研究歷史和歷史人物，據以劃線并判定高下，其根基即是來源于《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至于“造反有理”，雖然主要是總結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造反運動的經驗，但也滲進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一位友人曾對我說，毛澤東的思想主要來自傳統，我認為并不這樣簡單。比如作為他思想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改造人性”，這是傳統中沒有的，而是很可能來自從蘇聯理論界傳入的有關法國大革命雅各賓專政時期對盧梭理論的詮釋和實踐。再如斗爭哲學也是他思想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孔老二沒有這個東西，也許和法家傳統可以沾上點邊，但主要還是他對階級學說的詮釋和創造性的發展。他的思想淵源是錯綜復雜的，僅僅用傳統去概括，就不免簡單和片面了，其中有來自傳統的（但需要對儒釋道墨法種種傳統加以分辨，更需要將大傳統與小傳統加以區分）；有來自蘇聯所介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也有對傳統和外來學說加以創造性發展的等等。對于上述三個方面，大陸學界只強調頭一種，承認第三種，而忽視了第二種，這是一種簡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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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一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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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書摘》第四期載有《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定都北京的經過》。文中稱，毛澤東對建國后首都的選定及國家政權性質的確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文章記述了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毛澤東在西柏坡村召開的中共中央“九月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我們要建立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權不僅僅是工農，還包括小資產階級、包括民主黨派、包括從蔣介石那里分裂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政權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會議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軍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政權的根本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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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所發表的關于國家政權的講話，后來都付諸實行了。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一、其國家學說的來源。它和盧梭的國家學說、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蘇聯的政權體制、解放區的政權經驗等關系，均應作出探討，這是至今沒有人認真研究過的問題。二、看樣子毛澤東在“九月會議”上的講話，是有充分準備的。不知事前做過怎樣的醞釀？是集體還是個人？哪些人參與其事？三、那時確立的國家政權學說，隨著時間進展，以后曾有所更改。例如最早的國家政權是包括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內的。可是在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中，則指出建國后的主要矛盾將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兩者說法差距很大，因此那時干部對于黨的資產階級政策——限制與反限制斗爭一直吃不太準，常陷入或“左”或右的搖擺之中。實際上，二中全會既定為主要矛盾，資產階級的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了。至于把小資產階級包括在國家政權之內，也同樣是策略性的權宜措施。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在中央文件上已將“小資產階級”一詞的“小”字全部刪去。當時我在上海文委工作，文委書記是夏衍，下設三個組，我是其中一個組的組長。有一天夏衍對我說：“你注意到沒有？毛主席在中央文件上把小資產階級的”小‘全部刪去了。“當時我們都不理解為什么要這樣做。實際上這是把一向稱作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劃作資產階級了。建國后前兩年還討論過文藝的工農兵方向是不是可以寫小資產階級，那時小資產階級還不算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這一樁公案沒有人談過，今天許多人對此多半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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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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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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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流政治思想長期以來就已確立了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理論。在此以前，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早在二十世紀初，就根據歷史上層出不窮的農民造反運動提出了無政府革命必須以農民為主力軍（見《天義報》：《無政府革命與農民革命》）。成為中國現代革命重要文獻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都是承襲了這一觀點。從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在中央文件中圈去了所有“小資產階段”一詞中的“小”字以來，就進一步使農民從小資產階級中超脫了出來，進入無產者行列，與工人階級并駕齊驅，從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口號。而原來作為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則晉升為資產階級。此后出現的根據思想意識來劃階級的理論等等，就將知識分子當做了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當時根據經濟地位來定性的資產階級已不存在，唯一可以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就只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所以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先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開刀。唯一例外的是，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會之后一段短暫的松動時期，周恩來曾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議上，陳毅曾在廣州會議上，先后發表了為知識分子摘去資產階級帽子的講話（可是在八屆十中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令以后，又將情況完全扭轉過來了）。如果在以前沒有給知識分子帶上資產資級帽子的話，哪里來的為知識分子脫帽的必要呢？知識分子什么時候帶上了資產階級的帽子，并沒有公開宣布過，也沒有文件可考。據我所知，此事應該是在一九五四年毛把中央文件中的“小資產階級”一詞的“小”字圈去時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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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一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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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十六日出版的《黨史信息報》，有一篇標題為《打倒知識分子的標語》的報道。內稱，一九三一年的一天，毛澤東在瑞金的葉坪村一個住戶門口，看見貼著一張綠紙標語，上面寫著“打倒知識分子”。接著記者寫道：“原來葉坪村農民非常憤恨本村一位經常幫助地主欺壓群眾，教過幾年私塾的先生，由此對知識分子產生了惡感，視他們為打倒的對象。這標語是鄉蘇維埃政府安排文書老謝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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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信息報》記者雖也舉出一種原因，但這問題似應作更進一步探討。如：為什么農民一方面尊重字紙，一方面又討厭知識分子？為什么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多歧視知識分子？等等。

　　一九九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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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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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政治信念往往會產生一種意識形態化的思維模式。意識形態化則基于一種意圖倫理。意圖倫理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許多觀念改變了，但這一傳統未變。“五四”時期反傳統反得很厲害，但意圖倫理的傳統卻一脈相承下來。一九一九年東西方文化問題論戰時，蔣廷和杜亞泉曾就思想和態度問題進行了爭論。杜批評蔣以感情和意志作為思想的原動力說：“先定了我喜歡什么，我要什么，然后想出道理來說明所以喜歡以及要的緣故。”這就是意圖倫理。近數十年來此種思維模式大盛。我曾詢問一些友人，延安文藝座談會時期，提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要義可否用一句話回答，朋友多答不出。其實很簡單，就是“把屁股（后改為立足點）移過來”（《講話》初版本）。這意思是說：在認識真理、辨別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態度、站穩立場。因為立場是認識的前提。這也就是說，你在認識真理以前首先要解決“愛什么，恨什么，擁護什么，反對什么”的問題，以達到“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必須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必須贊成”。只有在立場問題解決之后，才能認識真理。但是這樣一來，你所認識的真理，已經帶有既定意圖的濃厚色彩了。我覺得這是思想領域的一個大問題。

　　一九九九年

《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選自王元化《人物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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