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公眾號：日本物語（ID：Japanch），作者：蝦醬，日本通經授權轉載。

日媒近日報道，隨著伊朗相關局勢不斷升級，不少在中東的日本人正想方設法離開當?shù)兀冯x并不容易。

根據(jù)統(tǒng)計，目前仍有約8000名日本人滯留在中東各國，其中阿聯(lián)酋約5300人、以色列1010人、沙特阿拉伯718人、卡塔爾702人、阿曼97人、伊朗約200人。

已有部分人員成功撤離。例如在以色列的5名日本人（含游客）此前乘坐日本政府安排的巴士，經陸路撤離至約旦；在伊朗，也有2名日本人從德黑蘭乘坐巴士前往阿塞拜疆避難。

8日晚，從阿聯(lián)酋和阿曼撤離的日本人及其外籍家屬乘坐日本政府包機抵達成田機場。一些人下飛機后明顯松了一口氣，但仍有不少日本人因交通與名額限制無法離開。

其中一名20多歲的日本男子講述了自己的經歷。他原本和朋友在歐洲進行畢業(yè)旅行，2月27日在卡塔爾多哈轉機準備回日本時，突然得知航班因空域關閉全部停飛。

他被迫滯留當?shù)鼐频辏啻温牭筋愃票ǖ木薮舐曧懀踔粮杏X墻壁在震動。

“沒想到會在陌生國家體驗到戰(zhàn)爭的恐懼。”他說，當時既擔心局勢惡化，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回國。

后來他終于獲得撤離機會。8日，他乘坐日本政府安排的巴士連夜前往約500公里外的沙特首都利雅得，準備搭乘9日的包機回國。“雖然還擔心飛機能不能順利起飛，但至少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不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離開。

居住在阿聯(lián)酋迪拜、在當?shù)胤康禺a公司工作的日本人田口修一郎（38歲）原本希望搭乘8日從阿曼起飛的包機回國，但由于名額有限未能成行。日本大使館解釋稱，撤離巴士的座位通常優(yōu)先安排兒童、老人以及短期游客。

田口表示，自己和多名朋友都沒能登上撤離航班。“手機每天會響兩三次警報，說可能有導彈飛來。”他說：“雖然商業(yè)活動目前還沒有明顯受到影響，但危險感明顯在增加。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希望先回日本。”

在戰(zhàn)火陰影下，數(shù)千名日本人仍滯留中東。

而在這些人當中，有一個群體格外引人注意——不少是正在進行畢業(yè)旅行的日本大學生。

對于很多中國讀者來說，這件事多少有些難以理解：為什么日本年輕人的畢業(yè)旅行，會跑到如此遙遠甚至危險的地方？

要理解這一點，需要先了解日本社會一個很特殊的傳統(tǒng)——畢業(yè)旅行。

在中國語境中，畢業(yè)旅行通常只是畢業(yè)后的一個選擇，有時間就去，沒有也不會覺得缺少什么。但在日本社會，畢業(yè)旅行更像是一種帶有儀式感的行為。很多年輕人把它視為學生時代最后一次真正自由的時間。

一旦進入公司，長時間工作與嚴格的組織生活會迅速填滿日常。能夠像學生時代那樣長時間旅行的機會會明顯減少。因此，畢業(yè)前的一次遠行，往往被視為從學生身份走向“社會人”的過渡儀式。

正因為如此，“去遠方”本身就成了畢業(yè)旅行的重要意義。

如果把時間往回推四十多年，會發(fā)現(xiàn)一個有意思的歷史細節(jié)：在1970至80年代，日本學生畢業(yè)旅行的熱門海外目的地之一，其實是中國！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聯(lián)合聲明》簽署，兩國實現(xiàn)邦交正常化。隨后幾年，日本社會出現(xiàn)明顯的“中國熱”。日本媒體頻繁報道中國話題，民間交流活動迅速增加，中國在很多日本年輕人的想象中既神秘又充滿象征意義。

根據(jù)日本修學旅行協(xié)會的資料，1980年代每年約有200所日本學校、接近4萬名學生到中國進行修學旅行。北京、西安、上海等城市成為主要目的地。

學生們參觀故宮、長城等歷史遺產，與中國學生交流，了解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社會。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去中國不僅是旅行，更被視為參與日中友好的象征。

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在回憶錄中提到，她1982年大學二年級時曾到北京學習漢語。那次旅行費用相當于早稻田大學半年的學費。她記得，當時長安街車輛很少，路人看到她會以為是華僑；當知道她是日本人后，常有人笑著喊“真由美”——那是當年在中國熱播的日本電影《追捕》中女主角的名字。

從這個角度看，日本畢業(yè)旅行文化一直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不同年代，人們選擇的“遠方”也在不斷變化。

如果說1970年代的中國代表一種文化與政治象征，那么到了19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經濟的興起則讓畢業(yè)旅行迅速“全球化”。

1964年，日本實現(xiàn)海外旅行自由化。剛開始，一次海外旅行費用相當于普通公務員近兩年的工資，是少數(shù)富裕階層才能享受的體驗。但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到1990年，日本海外旅行人數(shù)已經突破1000萬。

在泡沫經濟時代，海外畢業(yè)旅行逐漸成為中產家庭的一種身份象征。去歐美旅行、體驗異國文化，被視為具備經濟能力與國際視野的證明。許多企業(yè)在招聘時甚至會把海外經歷視為“獨立”“自信”的象征。

這種文化慣性延續(xù)至今。即便日本經濟經歷了所謂“失去的三十年”，海外畢業(yè)旅行的觀念依然存在。

不過，當代日本年輕人的選擇也在發(fā)生變化。

一方面，日元貶值和物價上漲使許多學生的旅行方式更加理性。韓國、中國臺灣以及日本國內旅行成為常見選擇，越南和泰國等物價較低的地區(qū)也很受歡迎。很多學生會盡量壓縮交通和住宿費用，把預算集中在當?shù)伢w驗和飲食上。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年輕人仍然希望走得更遠。近年來，日本學生前往歐洲的畢業(yè)旅行明顯增加。一項2026年的調查顯示，計劃去歐洲旅行的學生人數(shù)同比增長約2.4倍。超過60%的學生預算在35萬日元以上，其中約兩成預算達到50萬日元以上。值得注意的是，73%的學生表示旅行費用主要來自自己打工或儲蓄，而不是父母資助。

這反映出一種新的觀念：畢業(yè)旅行不再只是消費，而更像是一種自我投資。

回到最初的中東滯留事件。
對許多日本年輕人來說，畢業(yè)旅行并不僅僅是觀光，而是一段能夠被記住的人生經歷。

在高度制度化的社會結構中，年輕人往往需要一個時刻來證明自己已經能夠獨立面對世界。畢業(yè)旅行正承擔著這樣的象征意義。

因此，當日本大學生出現(xiàn)在歐洲、中東甚至更遠的地方時，與其說是單純的冒險，不如說是一種文化傳統(tǒng)的延續(xù)。

回望1970至80年代中日關系最熱絡的時期，日本學生曾把中國視為畢業(yè)旅行的重要目的地。那段歷史不僅屬于外交史，也屬于兩國年輕人的青春記憶。

時間改變了目的地，卻沒有改變遠行本身的意義。

※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日本通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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