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國首次實行軍銜制，共授予上千人將軍軍銜，這是綜合了定級、資歷、戰(zhàn)功、現(xiàn)任職務等各方面考慮的，整體來說得到了大多數(shù)人的認可。

但是，畢竟解放軍以百萬計，如此龐大的基礎要想做到人人滿意，那是不可能的，有極少數(shù)當時還鬧過，導致產(chǎn)生了不好的影響，毛主席也無奈評價：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授銜時。

其實那些從尸山血海中走過來的老革命，未必在意自己肩上有幾顆星星，就算有意見，也只是覺得不該落后于跟自己情況相近的人，有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元明。

他把想法寫進了回憶錄，直言：我是有看法的。有些資歷與我一樣的能成將軍，我為什么不可以？

那么，李元明的履歷究竟如何，客觀來看是否能在55年獲授將軍呢？

李元明是湖南石門人，1918年出生，1935年參加紅軍，因之前就在地方開展宣傳工作，又有一定文化基礎，他剛進入紅6軍團就當上了新兵班長，此后又很快入黨并被提拔為排長。

1936年，他跟隨大部隊長征，抵達陜北后又升為連長，這一路的晉升速度，其實在側面印了李元明確實能力很強。

不過由于紅軍在征戰(zhàn)中傷亡太大，上級為保持足夠的戰(zhàn)斗力，就裁減冗余、進行整編，一位老資格在此情況下轉到李元明所在的連擔任連長，李改任副連長。

對于這突然的無過降職，李元明有些想不通，鬧過一陣情緒，團領導找他談話，直言“我們革命不是為了做官”，這才讓李元明漸漸解開心結。

待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李元明被編入八路軍120師359旅干部隊隊員，隨旅部到地方去發(fā)動群眾、擴充部隊，他成績很亮眼，動員了兩千余人參軍，因而被任命為連長。

接下來的戰(zhàn)爭生涯，他基本都是跟著王震，南泥灣墾荒、南下支隊、中原突圍、挺進呂梁等等。到1949年全軍大整編時，李元明擔任21師參謀長。

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他以炮兵31師副師長的身份入朝參戰(zhàn)，1952年提為師長，回國不久進入解放軍高級炮兵學校學習，畢業(yè)即進入東北軍區(qū)（沈陽軍區(qū)）擔任炮兵參謀長、副司令員。

1955年的軍銜制，很大程度上參考了1952年的定級，而李元明在52年被定為副師級，這讓他頗為不解，自己明明已經(jīng)擔任師長，為什么級別卻給降了。

為此他幾次找到領導申訴，奈何定級是全國統(tǒng)一進行的事，他的話沒起到效果。

如果在本次他被定為正師級，該級別可少將可大校，那么他在55年成為將軍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事情沒有如他愿，后來的授銜，他就只被授予大校。

級別的事也就算了，軍銜還成這樣，李元明非常納悶，他認為自己土地革命時期就已入伍，參軍20年，還擔任著副軍職（55年），怎么也夠得上少將的標準，不明白為何會是這種情況。

當時他所在的炮兵領導班子，司令員和政委是少將，另外幾個副職也都是少將，唯獨他是個大校，就感覺很不自在。他在回憶錄里最疑惑的是，為什么有些抗戰(zhàn)爆發(fā)后才參加革命的人都可以成將軍，自己這個老紅軍卻不是。

在1955年的確有不少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才入黨入革命隊伍的少將，比如王蘭麟，劉春，孫端夫，劉秉彥，趙承金，馬衛(wèi)華，李曼村，傅繼澤，管松濤，高存信等，看起來是對李元明不公平。

但客觀而言，這些人授有授的理由，李元明不具備他們身上的優(yōu)勢，這些干部有的是在總部機關工作。或者是有文化的技術型人才，要么就是帶了隊伍投奔革命的，這些情況屬于加分項。

而李元明的履歷比較中規(guī)中矩，在前線帶兵的機會不多，缺乏重大戰(zhàn)功，也沒有“山頭”屬性。如果他是紅二方面軍紅二軍團的干部都還會好一點，紅二軍團能堅持到革命勝利的老紅軍不多，會存在照顧因素。

即便只是副師級，同樣有授將軍的機會。這不是瞎說，紅二軍團出身的楊秀山就是例子，副軍級破例授了中將。

可李元明雖然也在紅二方面軍，卻是在紅六軍團，這支部隊早年一直負責拱衛(wèi)中央，從根源上來講，沒有紅二軍團的代表屬性。所以綜合各方面來看，組織就在1955年授予他大校軍銜。

這倒不是針對哪一個人，將軍名額不宜多，也不止看哪一點因素，像周時源、羅厚福等資歷比李元明更深的人，同樣55年是大校。

當然，組織也沒有忘記李元明做過的貢獻，在1964年將他晉升為少將，此舉也算是了卻李元明的一個心結。到了晚年，他對此也有了全新的感悟，曾在日記中寫道：

“能活到和平年代，能看到國家變得越來越好，其實已經(jīng)是最大的幸運了。那些犧牲在長征路上、犧牲在抗日前線的戰(zhàn)友們，他們很多連個名字都沒能留下，何況是軍銜。”

他在意的也不是一顆星星的事，主要是榮譽和那種不平衡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