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去伊朗采訪。那次旅程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波斯波利斯的石柱，不是伊斯法罕的藍色穹頂，而是孩子們。

幾乎在每一個景點，都會有一些孩子涌上來。他們好像是在上歷史課，而一旦看見外國面孔，就會揮手致意。有的還爭先恐后地掏出本子讓你簽名，拉著你合影，笑得整排牙齒都露出來。

那些笑容是真實的，沒有經過任何政治過濾，是孩子才有的那種純粹的好奇與歡喜。

我記得其中一個小女孩，和她的同伴一樣戴著深藍色頭巾，迅速跑過來拉住我愛人的手，遞上本子和筆，讓我愛人簽名。我拍下了這感人的場面。

現在是戰爭的第十八天。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前幾天，有報道稱伊朗一所學校遭到襲擊，死傷學生逾百人。看到這條新聞的時候，我腦子里第一個浮現的，不是數字，而是那雙小手，是我當時所拍照片呈現的畫面。然后我開始想：我們究竟在關心什么？

這十八天里，我每天看全球主要媒體的報道，看到的是：又炸了哪個核設施，又摧毀了哪套防空系統，哪次打擊"精準命中目標"。信息是密集的，語言是專業的。但有一樣東西卻退居后臺——人。活生生的、有名字的、昨天還在上歷史課的人。

我們已經被一套精心構建的敘事語言帶著走，聚焦在建筑、設施、彈道和戰略意圖上，卻繞開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那些死掉的平民，是誰？

"精準打擊"這個詞，是這場戰爭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

它出現在美國國防部的聲明里，出現在以色列軍方的戰報里，然后被西方各大媒體迅速寫進報道和分析。這個詞讓讀者在無意識中完成了一次道德滑移：從"我們打了什么"，悄悄轉換成"不會傷及平民“。

但"精準"在軍事技術上的定義，與它在道德上暗示的含義之間，存在著一道巨大的鴻溝。所謂精準，描述的是導彈命中預定坐標的能力，而不是對平民生命的承諾。

一枚精準命中核設施的導彈，同樣可以殺死設施里的工人，殺死周邊的居民，震碎三公里外學校的玻璃，把正在上課的孩子埋進廢墟。這一切，都可以被納入"精準打擊"的成功戰例，寫進戰報，作為技術勝利加以稱頌。

那么，那些死去的平民去哪了？他們被一個詞收納了——"附帶損失"（collateral damage）。

這是另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詞語。

它的作用是在法律和道德上為平民死亡預留空間，同時通過技術性的中性措辭，消解這件事本來應該引發的道德震動。

一個孩子的死，在這套話語體系里，被處理成了一個可以被接受的變量，一個風險評估報告里的概率數據。

更為重要的是，西方主流媒體這樣報道這場戰爭并非是有意設計的一場陰謀，而是一種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的、幾乎是自動運轉的過濾機制。

媒體的主要信源，是美國國防部的新聞發布、以色列軍方的戰報、白宮的官方聲明。

特朗普發一個帖，就會有成千上萬的媒體迅速轉發，形成信息風暴。這些信源天然地控制著議題的起點：報道從"打了什么目標"開始，而不是從"平民傷亡"開始。

記者們在這個框架內勤奮地工作，核實數字，追蹤衛星圖像，分析戰略意圖——這些都是真實的新聞工作，但它的起點已經決定了終點：平民不是主角。

這種結構性偏差還有另一層來源。伊朗境內的獨立采訪極度困難，境外記者幾乎無法進入戰區，第一手的平民證詞、現場的傷亡畫面很難傳出。

信息的不對稱在這里起了決定性作用——你拍不到的，就報不了；報不了的，就不存在于公共視野里。相比之下，每一次導彈命中設施的衛星圖像，都能在幾小時內出現在各大媒體的頭版。技術可見，人不可見。

這背后還有更深的一層，并非所有人的死亡，在西方的道德想象里，都擁有同等的分量。

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將這種現象稱為"可哀悼性"（grievability）——某些生命的消逝，會引發公共情感的強烈回應，另一些生命的消逝，則在修辭上被處理成統計數據。

這種偏見是通過一種系統性的情感分配機制而形成的，而長期的媒體敘事建構則加強并傳播了這種偏見。

幾十年來，伊朗在西方媒體的框架里，是"流氓國家"、"核威脅"、"軸心"的一部分。當一個國家被長期符號化為威脅，它的平民就會在無意識中被邊緣化。

于是，我們看到了今天的局面：各媒體，包括大量的自媒體，都在集中傳遞著“精準打擊”的信息。很少有人問：“那一百多個孩子，叫什么名字？”

很多媒體人會說，就是我們問了也不知道。但是，問，質問，持續地質問，通過各種方式來質問才是這個問題的關鍵。

我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一套道德等級制度——在這個制度里，戰爭的合理性由攻擊方來定義，平民的死亡由攻擊方來定價，而媒體的職責，是在這個框架內盡職盡責地填充細節。

我想起那個小女孩，她今年大概十六七歲了。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不知道她的學校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昨天有沒有去上課。

"精準打擊"是一個技術詞匯，被當作道德背書來使用。這是這場戰爭在語言層面最成功的操作，也是最應該被拆穿的謊言。

精準的，是導彈。不精準的，是我們對平民的關注。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