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富有與貧窮的根源

文 | 難得君

波斯擁有全球第四的石油儲量、第二的天然氣儲量、世界最大的鋅礦和第二大的銅礦，還有近億人口、超過45%的高等教育普及率，這樣的資源稟賦和人力資本，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足以支撐起一個繁榮穩定的經濟體。

然而現實是，2025年波斯經濟負增長，通脹率飆升至50%左右，普通工薪族按黑市匯率折算的月薪僅100多美元。一個能夠向全球輸出能源的國度，其民眾卻在為基本生存掙扎。

這種悖論式的“富有的貧困”，恰恰暴露了波斯問題的核心癥結：它既不是資源詛咒，也不是制裁所致，而是Z度設計的問題，將國家財富系統性地輸送給鐵全集團，而將成本轉嫁給普通民眾。

一

波斯擁有的資源稟賦足以讓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眼紅：石油探明儲量超2000億桶，全球第四，日產量維持在330-350萬桶；天然氣儲量34萬億立方米，占全球17%，僅次于俄羅斯；

礦產儲量370億噸，擁有世界最大鋅礦、第二大銅礦，黃金儲量超340噸。

這些數字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即便不考慮任何產業升級，僅靠資源開采，波斯也具備維持高水平國民福利的天然條件。

人口結構同樣令人羨慕。9317萬總人口，年齡中位數僅34.5歲，這意味著勞動力供給充沛，撫養負擔較輕。73.5%的城市化率、85.5%的識字率、約45%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這是一個具備現代產業發展潛力的勞動力隊伍。

把這兩張牌合在一起，波斯本應是中東無可爭議的經濟霸主。然而現實與潛力的巨大落差，恰恰構成了觀察這個國家的第一把鑰匙。

二

要理解今天的波斯，不妨把時鐘撥回1978年。

那一年，巴列維王朝末期的波斯人均GDP已達2200美元，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是當時世界第九大富裕經濟體。富裕起來的波斯人可以飛去荷蘭買鮮花、到法國買礦泉水，這種消費方式即便放在今天的亞洲也算得上奢侈。那時中國人均GDP僅156美元，韓國1405美元，西班牙也不過4356美元。在中東，波斯是首屈一指的富裕國家。

但高光之下是急劇拉大的貧富差距：王室家族控制200多家企業，財富估計達200億美元，而農村貧困人口占比仍高達65%。

這種“富人揮霍、窮人掙扎”的圖景，為霍梅尼革命提供了最肥沃的社會土壤。

問題在于，G命解決了貧富差距嗎？

2025年的數據給出了答案：GDP同比負增長0.6%，工礦業萎縮3.4%，農業萎縮2.9%，只有石油部門微增1.1%。

名義人均GDP4070美元，但如果按黑市匯率折算，一個全職工作的波斯人月薪僅相當于100多美元。

官方通脹率已飆升至48.6%-52%，里亞爾對美元匯率一年內貶值超三分之一，跌至1美元兌換150萬里亞爾的歷史低點。正府因削減補貼引發全國抗議，隨后宣布每月發放約48元人民幣的補貼，在飛漲的物價面前，這無異于一種羞辱性的象征。

從1978年到2025年，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波斯的人均GDP扣除通脹后幾乎沒有實質增長，而普通民眾的實際購買力甚至遠低于革命前。

當年為反抗貧富差距而走上街頭的民眾，如今生活在更大的貧困之中。

三

在波斯，處在中心的是最高靈修辦公室、宗教基金會和伊斯蘭革命衛隊。當政府為了填補財政赤字而向央行借貸，僅一年時間正府欠央行的債務就飆升98.5%，新印刷的貨幣首先流入這些鐵全集團及其控制的企業。

他們用新錢進口商品，以市場價格出售，賺取巨額利潤，同時推高整個社會的物價。而普通民眾，只能在物價飛漲中用已經貶值的收入購買越來越貴的商品，成為最終的代價承擔者。

這不是市場經濟的偶然失靈，而是Z度設計的必然結果。

1979年頒布的《宗教基金會法》賦予宗教基金會免稅、土地征用、司法豁免等鐵全，使其可以合法接收王室資產、被沒收的世俗資本家財產和海外資金。

今天，波斯最有錢的300個教士家族掌控了全國60%的財富。而伊斯蘭革命衛隊則從最初的治安力量擴張為掌控國防工業90%、壟斷60%大型工程項目、控制55%進口和30%出口的經濟帝國，旗下600多家公司涉及幾乎所有重要行業，掌握著波斯GDP的30%。

這兩個“國中之國”合計控制波斯經濟一半以上，卻既不向正府納稅，也不接受議會審計。

當鐵全集團壟斷了國家經濟命脈，它們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再依賴于把蛋糕做大，而是依賴于在現有蛋糕中切得更大的一塊。

面對外部制裁，體脂的第一反應不是通過改革釋放民間活力，而是通過控制稀缺資源進行尋租，并將財政壓力通過印鈔轉嫁給普通民眾。

四

每當談及波斯經濟惡化，總有一種聲音強調“都是西方制裁造成的”。

制裁當然存在，當然會對任何國家的經濟造成壓力。

但問題在于：制裁能夠解釋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嗎？

制裁能夠解釋為什么鐵全集團在民眾生活日益艱難的同時財富不斷膨脹嗎？

制裁能夠解釋宗教基金會和革命衛隊的免稅鐵全嗎？

制裁能夠解釋為什么體制寧愿印鈔讓全民財富縮水，也不愿觸動既得利益集團分毫嗎？

用制裁解釋波斯經濟困境，就像用天氣解釋一棟地基已經腐爛的房子為何倒塌，它可能確實是最后一根稻草，但真正的病因深埋于結構之中。

波斯的悲劇性在于，它擁有成為地區強國的所有物質條件，卻構建了一套將國家財富定向輸送的Z度。

這個體脂的可怕之處，不僅在于它的不公平，更在于它的自我強化：鐵全集團控制得越多，就越有能力抵制改革；抵制改革越成功，就越能鞏固自己的控制。

在這種閉環中，國家潛力與民眾福祉都被異化為維護既得利益的犧牲品。

當年的革命許諾了公平，結果只是換了一撥人獲利。而對于邊緣的普通民眾來說，他們付出的代價依然不變，只不過這一次，連買鮮花和礦泉水的資格，都已成為遙遠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