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老子在《道德經》里說：

“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一直有個觀點，不知道對不對：

一個社會里，如果把漏洞榨干被廣泛視為聰明行為而非道德問題，那么商家會對所有承諾變得保守，個人之間的信任成本會上升，每一份合同都需要更厚的法律文件來保障，社會的整體運行成本會增加，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會變得更加疲憊和防御性。

刷到這樣一件事：

首先，這是我想不能用非此即彼去論斷。

4S店的過錯是存在的，承諾免費洗車、充電、吃飯，這是一個措辭極為寬泛、邊界極為模糊的營銷話術。免費吃飯，那每次來店可以吃一頓？是每月來幾次？吃多少？有沒有次數上限？可不可以打包帶走？

這些問題，顯然都沒有在承諾時被明確說清楚。

一份好的契約，應當盡可能地把雙方的權利與義務界定清楚，以減少日后的爭議空間。

4S店的銷售人員為了促成成交，許下了一個連自己都沒有仔細想過邊界在哪里的承諾。

這種輕率，本質上是一種對客戶的不尊重，也是對自身專業(yè)性的放棄。

事后抱怨“沒想到他會來這么多次”，這是商家應當承擔的后果。

所以，在討論車主的行為之前，必須先承認這一點：

商家的承諾是真實有效的，車主在法律意義上使用這些服務，并沒有明顯的違規(guī)之處。

一切都只是商家協(xié)議和個體問題。

車主面對店家抱怨時，說了一句話，我認為這是整個事件最值得認真對待的句子：“我是用了充電，他們沒告訴我不能充。”

這句話的邏輯很清晰，凡是沒有被明確禁止的，就是被允許的，凡是被允許的，就是可以無限使用的，凡是可以無限使用的，就不存在任何過度的問題。

他的意思是，我不認為我對他人有任何超出法律強制規(guī)定之外的道德義務。

如是之，當一個人享受他人提供的好處時，他是否考慮過那個提供好處的人的預期？是否考慮過那個承諾背后隱含的合理邊界？

很多人都在網上譴責車主，但的確這事沒有違法。

大概這個原因，以至于他把一家4S店的食堂當成自己家的免費食堂，一年去吃260頓，還順手把家里的電動車拖過來充電，是在使用承諾的服務，還是在系統(tǒng)性地挖掘一個承諾漏洞、把對方的善意當作資源無限提取，我都只認為要回歸到個人。

人的欲望有一種極為精妙的自我正當化機制。

來充個電，洗個車，吃頓飯——這些都是真實承諾，使用起來理直氣壯。

但人在邊界模糊的空間里，往往會發(fā)生一種微妙的心理漂移：

每一次多用一點，在當下都感覺無害，甚至感覺是聰明的。

心理學里有一個概念，叫做道德許可效應，大意是，當人們覺得自己擁有某種正當權利時，往往會在行使這個權利時走得更遠，因為我有權利的信念會遮蔽我是否過度了的自我審視。

“我有權利使用這些承諾的服務”——這很正常，是一個完全正確的判斷。

但這個判斷很容易滑向另一個判斷：“所以我使用多少都是正當的”。

而這兩個判斷之間，存在的只是一個巨大的道德差異。

網絡上也有支持車主的聲音，很多援引契約精神作為依據：

既然商家承諾了，就應該履行，車主只是在執(zhí)行契約，商家反悔才是在破壞規(guī)則。

這種說法并非全無道理，契約精神包含兩個維度，而當下的網絡討論幾乎只談其中一個。

第一個維度是承諾必須被履行。這是契約精神的基礎，也是法治社會的基石。商家許下了承諾，就有責任兌現。這一點我們已經承認。

第二個維度是：契約的執(zhí)行必須符合誠信原則，即是，任何權利的行使，包括基于契約而產生的權利，都不能以損害他人的合法利益為代價，不能以違背交易初衷為手段，不能以專門謀取不當利益為目的。

何為權利濫用？

就是權利的行使以損害他人或違背法律目的為主要目的時，構成權利濫用，不受法律保護。這個原則的背后，說明了權利是為了保護人的正當利益而存在的，而不是為了給人提供一個精心設計的套路空間。

商業(yè)世界里有太多針對消費者的陷阱、套路和欺騙，消費者學會保護自己、利用規(guī)則，是理性的自衛(wèi)。

但薅羊毛和貪婪之間，有一條線，盡管這條線并不總是清晰可見。

薅羊毛是我發(fā)現商家有一個促銷活動，我研究了規(guī)則，我在規(guī)則允許的范圍內最大化了我的利益。

貪婪是我發(fā)現商家有一個措辭模糊的承諾，我意識到這個承諾可以被無限放大，于是我專門圍繞這個承諾構建了我的日常生活。

前者，商家的利益并沒有被侵害，因為促銷活動的成本本來就被計算在內了。

后者，商家承諾的初衷是吸引客戶來店、增強黏性，絕不是免費提供一個全年食堂和充電站。

那如果所有買車的人都這么做，這個商業(yè)模式還能存在嗎？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這種行為本質上是一種搭便車，它依賴于其他人不這么做，才能成立。

像最近某手機換屏門一樣，上述這個事件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維度：

它對商業(yè)生態(tài)的影響。

4S店的這次教訓，可能會讓許多商家在未來的營銷承諾中變得更加謹慎，把每一個條款都寫得更加精確、更加收窄。

“免費洗車”可能會變成“每月一次免費洗車”，“免費吃飯”可能會變成購車當日免費餐飲一次，免費充電可能會變成本品牌車輛免費充電，每次不超過兩小時。

這些變化，最終會由誰來承擔成本？

是那些本來會正常使用這些服務的普通消費者。

他們會面對更苛刻的條款，更少的彈性，更多的限制。

因為有人系統(tǒng)性地消耗了商家的信任，商家不得不對所有人收緊邊界。

商家的承諾被個別人無節(jié)制地使用，最終的結果是這個資源對所有人都變得更加稀缺。

浙江這事，在最表層是一個關于承諾邊界的商業(yè)糾紛。

往里走一層，是關于契約精神的雙重維度——權利的行使與誠信原則。

再往里，是關于欲望的自我正當化機制，和它如何把一個人的生活悄悄占領。

最深處，是關于這個時代的一種集體焦慮：

在一個信任成本極高的社會里，人們如何在保護自己和不喪失人與人之間的基本溫度之間找到平衡。

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

但提出這個問題，比選一邊站隊，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