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30日，上海提籃橋監(jiān)獄。槍口頂著后腦，他沒哭，沒求饒，抬起頭，對著鏡頭笑了。

1924年2月4日，王孝和生在上海，籍貫浙江鄞縣。父親是太古輪船公司的司爐工，靠力氣吃飯。這個家沒有背景，沒有錢，有的只是和這座城市底層千千萬萬工人家庭一樣的普通日子。

許統(tǒng)權(quán)給了他幾本書，其中有一本《紅星照耀著中國》。他一口氣讀完，沒再放下。

1941年5月，他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年僅16歲。

入黨沒多久，他投考了兩個單位：郵局和上海電力公司。兩處都錄取了他。但黨組織做了決定：電力是動力部門，要害位置，去那里。于是1943年1月，他進了楊樹浦發(fā)電廠，成了一名抄表員。

抄表員是什么工作？每天拎著本子，在機器間里一格格抄數(shù)字。沒有人會注意一個抄表員。

這正是他需要的。

進廠以后，他把自己活成了兩層。

表面那層：工作勤懇，待人客氣，跟工友打成一片，在讀書會基礎(chǔ)上建了工人圖書館，為工會會刊寫稿。同事喜歡他，覺得他是個"貼心人"。

另一層，只有少數(shù)人知道。

1943年結(jié)婚前，他先去摸底。妻子忻玉英是娃娃親定下的，7歲那年兩家老人就把這門親事說定了。

1946年她18歲，第一次來上海見這個"未婚夫"。王孝和帶她去遠東飯店吃飯，點了四個菜，其中一個蹄髈誰都沒動——他一直在問她問題：信不信佛，鄉(xiāng)下人怎么看國民黨。

忻玉英后來才知道，馬路對面坐著一個戴帽子的男人，一直在打量她。那是王孝和的上級，來做"組織考察"的。她通過了。

幾天后，他們結(jié)婚了。

婚后，家里的日子是這樣的：一間五六平方米的房間，一張八仙桌，一副麻將牌——每到夜里，就有一批人陸續(xù)進門，搓牌聲嘩嘩響。

忻玉英起初真以為是來打麻將的。但有一次她進去上廁所，發(fā)現(xiàn)桌上的牌根本沒動。她沒有追問。他對她說：你去樓下坐著，有陌生人來就敲三下門。她就搬個小凳子出去，在門口守著。

材料藏在陽臺墻洞里，用爛泥和碎磚封口。他讓她按指定方式送出去——有時是交給拿鋤頭的人，有時是交給擦手絹的人。她從不問去哪，也從不問為什么。

鄰居私下嘀咕：這家男人天天在外頭鬼混。

他對她說：阿英你人真好，跟了我，我對不起你。

她回他：只要有口飯吃就可以了。

1946年1月，上海電力公司爆發(fā)大罷工。工人和廠方、和反動當(dāng)局的矛盾積累了多年，這一次撐了九天八夜才結(jié)束。

王孝和全程都在。他組織、協(xié)調(diào)、做工人的工作，哪里有人動搖，他就出現(xiàn)在哪里。罷工結(jié)束，工人們選他當(dāng)了工會楊樹浦發(fā)電廠支會干事，后來又選他做常務(wù)理事。

1947年9月，國民黨當(dāng)局宣布解散上電工會，通緝工會干部。親友都來勸他：先走，去農(nóng)村躲一躲。他沒動。他的理由很簡單：2800名工人選我出來，就是要我為他們辦事。我怎么能說走就走。

國民黨沒有放棄。特務(wù)以"指導(dǎo)員""秘書"的名義住進工會，監(jiān)視他的一舉一動；上門威脅，請他"加入國民黨"，許以利益。他統(tǒng)一用一句話擋回去："對政治不感興趣。"

1948年1月，工人再次選舉，他再度當(dāng)選常務(wù)理事。

2月，"申九慘案"發(fā)生——申新九廠工人罷工遭當(dāng)局血腥鎮(zhèn)壓，死傷慘重。王孝和代表工會參加后援會，在廠里組織工人佩戴黑紗、募款抗議。特務(wù)出面阻攔，他當(dāng)場頂回去：工人是一家，相互支援是份內(nèi)事。

這一次，當(dāng)局真的盯上了他。

4月19日夜里，特務(wù)萬一最后一次上門。

他對王孝和說：已經(jīng)要動手了，明天去自首還有一條命。又轉(zhuǎn)頭對忻玉英說：嫂嫂，你勸勸他，我們頭頭房子給你們留好了，可以燒煤氣，干嘛這么苦。

忻玉英后來說，她當(dāng)時真的沒想明白——上海的國民黨怎么這么好，還給洋房住？王孝和把她拉到一邊，只說了一句話：天下烏鴉一般黑，他們是想利用我。

萬一走了，王孝和沒有走。

4月21日清晨，他從樓梯上走下去，抱了抱剛滿一周歲的大女兒佩琴，說了聲"爸爸上班去了"，出門了。

就在上班路上，早已蹲守的國民黨軍警把他抓住，押往威海衛(wèi)路警備大隊。

忻玉英挺著大肚子，跑遍了上海所有的監(jiān)獄。最后在提籃橋找到了他。隔著鐵窗，他戴著腳鐐走出來，想伸手摸摸她的頭，手銬嘩啦啦地響。

他叮囑她：孩子交給娘帶，家具可以變賣，但過去的事，來過哪些人，永遠不能說。

接下來的五個多月，他在獄中寫了五十幾封信。

敵人沒有從他嘴里得到任何東西。老虎凳、磨排骨、辣椒水、電刑，他昏過去，醒過來，一個字沒招。他多次在公開的法庭上解開襯衣，讓所有人看清楚他身上的傷——每一處都是一個證詞。香港《群眾》雜志發(fā)表抗議聲明，各界人士向法庭寄抗議信，但沒有用。

1948年6月28日，上海高等特種刑事法庭以"連續(xù)教唆、意圖妨礙戡亂治安未遂"為由，判處他死刑。

9月24日，上訴被駁回，原判維持。

死刑宣判后，他寫了三封信。

第一封給獄中難友："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在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奮斗！"

第二封給父母："兒為正義而死，死得其所。"他托父母把忻玉英當(dāng)親女兒對待。

第三封給妻子：不要傷心，保重身體，好好教育兩個孩子，"告訴他們：他們的父親是被誰殺害的"。他還記掛著那個還沒出生的孩子，在信里寫："未來的孩子就喚他叫佩民。"

他甚至在信里操心過家里的咸菜——多放油，別舍不得。

信的最后，他一連寫了五個"冤枉"。五個字，重重落在紙上。

9月27日，原定執(zhí)行。消息傳出，大批上電工人和市民趕到監(jiān)獄外聚集，忻玉英哭喊著痛斥當(dāng)局，懷中不滿周歲的女兒跟著啼哭不止。場面失控，國民黨當(dāng)局不得不臨時宣布改期。

9月30日，再次執(zhí)行。

押赴刑場的路上，他一路高喊："特刑庭亂殺人！"現(xiàn)場有二十多名記者。他對著他們，要他們記下來，要他們主持公道，要他們把真相告訴所有人。

然后他坐上刑椅，槍口頂住后腦。

他抬起頭，對著鏡頭，笑了。

那一年，他24歲。他的大女兒不到兩歲。小女兒，還沒出生。

1948年10月21日，王孝和犧牲21天后，忻玉英生下了次女。她給孩子取名王佩民，按照丈夫的遺愿。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忻玉英沖出家門，攔住解放軍問：你們見過王孝和嗎？戰(zhàn)士們搖頭。她等來的，是一張烈士證明書。

一群小學(xué)生看到烈士遺像，齊聲高喊："王孝和精神不死！"車隊抵達虹橋公墓時，上海干部學(xué)校千余名學(xué)生已徒步趕到，繞墓一周，高唱挽歌。

墓旁放著石膏像，還是那個笑容。

2014年，忻玉英86歲，接受了《檔案春秋》的口述專訪，第一次將這段歷史從一個妻子的角度完整講出來。有人問她：這場婚姻從一開始就是"任務(wù)"，你恨不恨？

她沒有直接回答。她只是望著窗外說：他賭上性命，不是為了輸贏，是為了讓更多人能堂堂正正地活。

2015年，忻玉英離世，享年87歲。

1955年，上海評彈團把王孝和的故事搬上舞臺，中篇評彈《王孝和》成了保留曲目，一演幾十年。他的小女兒王佩民，用了幾十年追尋父親的足跡。在龍華烈士紀(jì)念館，她看到一封新公開的信——那是父親臨刑前寫給組織的：

"唯放心不下玉英，她性子直，望多加照拂。結(jié)婚四年，未嘗好好待她，來生再補。"

槍口對著后腦，他還是那個笑容。

沒有人說話，但每個人都明白——那個笑，不是不在乎，是他知道，黑暗終將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