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AI后，我很悲觀，覺得往后“寫作”沒什么意義了。可轉念一想，實際所有文化傳統里，中國書法才是最沒意義的，最沒有實用價值，因此更可能提前完蛋的。今后的社會，必然是“無紙化”的，也就是連動筆寫字的機會都微乎其微，那還有何必要苦練中國書法，又有多少人會去欣賞這么遠離生活的東西？

更別說，一個書法愛好者，從入門到還算拿得出手，若無每日靜心苦練數小時的前提，不大可能做到的。但練好中國書法，即便能一比一復制一幅《蘭亭序》《寒食貼》，一個個化身書法界莆田系絕頂高手，其實又有什么意義，有什么價值呢？想一想，還真沒什么用處，而且“性比價”極低，搭上十年八年的光陰，也不能拿出去換一兩斤米回來，唯一的功用似乎只是修身養性，可要是惟有這個功能，又還不如去公園找大爺練拳。我這個想法，似乎很荒謬，還顯得很沒文化，可事實大抵就是如此的。眼下這個時代，還埋頭苦練書法，好比汽車飛機滿天飛之際，還在家門口每天流汗流淚學推板車，練好了，能上路了，不也是一套屠龍之技？

實際上，我這個問題也并非“沒文化”。中國書法，從過去的家常日用，到后來的日益小眾，再到如今的“純藝術”，它的存在價值與意義，著實一直都在縮小，原因正在于它越來越“沒用”。想20世紀以前，書法盛行，柴米油鹽一般家常，沒有人會想到它“沒用”，是因為有一個“毛筆文化”的社會環境在支撐的，從廟堂之上的文人士大夫到街頭巷尾的引車賣漿者流，每天都離不開毛筆的使用。到了鋼筆圓珠筆的傳入，書法已經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好在鋼筆圓珠筆畢竟也還是筆，大家退而求其次，好歹整了個“硬筆書法”的名目；可到了近二三十年，電腦手機這些東西徹底普及之后，我們的日常“書寫”形式、書面交流方式，突然快進到了一個真正不需要“筆”、也無需動手“寫”的時代，這是真正的文字輸出革命，改變的可說是整個中國文化的基因，中國書法其實才真正到了存亡繼絕的時候。只不過，好些人意識不到，或者說是后知后覺罷了。

我覺得，很多書法愛好者頗有點盲目樂觀，總以為中國書法作為一種千年文化傳統是可以永存的。可實際上，當整個社會，幾乎所有人都不再需要動筆，慢慢地也幾乎所有人欣賞無能時，中國書法就是極可能消亡的，無非時間線可能會拉得很長，三五十年之后，乃至百年之后。不說那么遙遠的，就現如今，其實就有這么一個普遍現象：越年輕的一代，“字”已經越來越差，而專業“書法家”們也可說是一代不如一代。原因很簡單，需要書法的社會環境愈來愈稀薄，而整個社會的人們需要寫字的機會也越來越少，甚至多數人已經不必寫字，純靠鍵盤和手機觸摸屏，我就起碼四五年不怎么提筆寫字了，以至于屢屢提筆忘字。摧古殘今，橫施攻泄，莫此為甚。

所以說，一種愛好或傳統，僅仰仗“傳統悠久”委實是靠不住的。好比倒退10年前，有誰會預料到同樣有著千年“文化傳統”乃至日常習慣的白酒，會逐漸走向窮途末路，甚至是消亡的命運？按王國維說法，中國人從殷商時代起就嗜酒，朝野上下都喝得特別兇，商王朝還是因為太酗酒而亡國的。從“無用”到“無意義”再到“無法存在”，其實是遞進式的一步之遙。審美當然是可以“無用”的，但物質載體一旦徹底無用了，最終的結局幾乎無一例外，就是衰亡，無數物質性傳統就是這么漸漸沒了的。正如我手頭在看的《牛津全球書籍史》（商務印書館2024版）這書意見，當數字傳媒大行其道之后，紙本書大概率也要隱入塵埃，將來主要是“文物”意義，而不再有實用價值。1900年的中國士大夫，沈曾植鄭孝胥陳衍他們，當然也萬萬想不到，不出五十年，文言文、舊體詩詞就完了。近覽《曹元弼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版），發現都到了鼎移后的1950年，曹元弼李根源這批文化遺老，還堅信他們的“圣道斷無終絕之理”，妄想著“禮學”還可以為建國之基（參《復禮堂日記》）。

而且，三五十年之后，即便中國書法還沒徹底消亡，我也覺得它的命運會很不樂觀。理由在于，當我們這代人，也就是自小體驗過書法、愛好過書法、也多少懂點書法審美的群體，逐漸在人間退場之后，中國書法即便還活著，也必然是日益失去靈魂，只因為它斷絕了思想源泉。道理很簡單，當這個世界99%以上的中國人，甚至都不再提筆寫字時，中國書法還剩下多么存在的可能性？“書法”是與“書寫”緊緊依存的，缺少文化環境的支撐它已經很可疑，而一旦沒了書寫更是徹底斷根了。實際上，中國書法是“純藝術”的觀點，也是近些年才提出來，并且逐漸成為共識的。什么是“純藝術”，無非是它的受眾急劇縮小了，縮小到成為一小批“書法家”空余偶爾玩玩的東西，所以很“純”。過去人人都拿毛筆的時代，有誰會刻意說它是“純藝術”？連“藝術”這個概念都沒有。《朱自清日記》里就提過一筆，說是1933年4月某晚，他赴梁宗岱家聚餐，席上大家談到書法，鄭振鐸就插嘴，說什么書法是“藝術”這類話他聽不懂，“書法”怎么可能是“藝術”呢？（《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日記上， 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頁215）

這也是為什么，現如今的專業書法家，乃至中書協臺面上的袞袞諸公，貌似光鮮亮麗，可紙下那些字，論功底還不如民國以前大街上隨便一家小鋪的賬房先生，李敖生前就說過類似名言。這當然不是調侃，而是實情。因為彼此的經歷都沒可比性了：民國以前，讀書識字的，開眼看的就是毛筆，每天拿起來的也是毛筆，長年累月需要寫的文字也是靠毛筆，教他們字的先生那更是寫了一輩子毛筆的高手，整日坐在寫啊寫啊，如此高強度的訓練、如此如理得法的教導，那些賬房先生如何會不出一手好字？反之，現在的職業“書法家”，小時候拿的就是鉛筆圓珠筆，成人懂事了總算有人教點毛筆書法了，可日常生活中能每天抽空一兩個小時練個毛筆，然后能夠堅持不懈一二十年的，都是鳳毛麟角的苦修派了，賬房先生一天的書寫量可能都頂得上他們半年，你說怎么比呢？總而言之，就是社會環境不斷在變，當國人對于毛筆以及書法的需求已經到了完全不需要的地步時，中國書法的未來，也是可想而知的。

我還真設想過，三五十年之后，中國書法極可能淪為“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保護了，可到底還有一小批大熊貓級人物會寫。而百年之后，“中國書法”還在不在，可能就難說了。到那個時候，買根普通毛筆，可能都比現在買臺電腦還貴，從此一管柔毫或一張宣紙都不可得，因為都沒工廠愿意生產了。但愿，這一切不是危言聳聽，更不是杞人憂天。想起已故鳳凰時事評論員阮次山那句話，“評論不是結論，而是另外一種看問題的方式”，放在這里作結應該也是合適的。

2026.3.18，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