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口大國到消費大國：中國影響力的新牌局

內容來源| 本文摘編自藍獅子圖書書籍

《經濟動能的轉換：從規模經濟到創新驅動》盤和林 著

責編| 柒排版| 拾零

第 9512篇深度好文：4950字 | 15 分鐘閱讀

2026年開年，國際經貿領域發生了一件頗具象征意義的事。

3月12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做出裁定，否決了此前商務部對中國負極材料征收超160%“雙反”關稅的計劃。這一被外媒稱為“大反轉”的事件，揭示了一個深層現實：在全球新能源產業鏈中，即便面臨重重壁壘，世界也繞不開中國的制造能力。

與此同時，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和“十五五”規劃開局，向世界清晰傳遞了中國發展的“下一程”信號——從追求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高韌性發展。

在單邊主義抬頭、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中國不僅是世界經濟的“穩定之錨”，更在積極探索一條從“出口大國”向“消費大國”、從“世界工廠”向“全球創新磁場”的轉型之路。

不管中國是否愿意，其影響力溢出的時代已經到來。“低調發展經濟”的時期已然結束，未來需要積極主動應對全球貿易挑戰，謀求更大的全球影響力。

世界經濟遵循“贏家通吃”法則，一旦中國在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經濟影響力就會逐步轉化為分工和分配的主導權，從而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向中國流動。

當前，要素資源供給瓶頸是中國的核心挑戰。應對資源不足需雙管齊下：一是發展生產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二是在國際分配中獲得主導地位，防止他國用金融資本掠奪中國企業利潤。

主導分配能讓中國在全球要素分配中占據更大比例，主導分工則能讓中國占據更高附加值環節，最終提高全民收入。

中國產業的現狀可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概括，這是構建全球影響力時必須正視的現實。

一、中國外貿的核心困境

中國面臨的貿易挑戰來自內外兩方面。對外，強大的制造能力帶來龐大貿易順差，給老牌逆差國造成壓力；對內，不斷上漲的人工成本，讓勞動密集型產業與中國制造的適配度降低。

“上不著天”是指高端產業尚未形成氣候。盡管在高端制造業上有顯著規模優勢，但許多關鍵技術環節仍存短板，受制于人。

歐美國家之所以能實施“長臂管轄”，本質上是因為它們在產業鏈關鍵技術上仍占優勢。例如阿斯麥聽從美國對華實施光刻機禁運，因其部分技術來自美國及其盟友。

“下不著地”是指低端產業被勞動力成本上升制約。代工企業外遷或“機器代人”，導致對低端勞動力需求銳減，這部分人口面臨就業困境。

解決方案有二：一是通過教育幫助勞動者轉型；二是通過科技創新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近十年提供就業的主要力量來自低端服務業，如外賣、網約車、快遞等。未來需創造更多類似崗位，吸納低端制造業流出的就業人口。

二、以科技創新主導全球分工

改善就業環境的主要邏輯是科技創新。要通過科技創新主導全球分工，需做好以下五件事。

1.堅持全球化科創生態，避免閉門造車

中國要在全球平臺上與歐美開展技術競爭，必須避免閉門造車。

自搞一套體系，一方面需要從零開始，成本巨大——全世界的科技創新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另一方面會讓中國產業脫離海外用戶需求，削弱科技對外影響力。

美國能主導全球分工，與其科技全球影響力相關。日本的前車之鑒是熱衷開發日文界面設備系統，限制了產品在全球流通和出口規模。

2.政策轉型：以需求思維替代補貼思維

過去慣用稅收減免、消費補貼等方式支持產業。但這種補貼易造成更嚴重的產能釋放，補貼退坡后產能過剩加劇。光伏領域吃過虧，早年新能源汽車也經歷過多輪補貼和供過于求。未來應摒棄補貼思維，由政府主動創造需求。

例如支持人工智能產業，不是給補貼，而是需要政府訂單和應用場景——政府可借助AI客服處理行政事務。企業有了成功落地經驗，就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3.以科技主導分工，突破歐美圍堵

科技創新的目的是獲得對全球分工的主導權。過去歐美用科技剪刀差主導分工，將高附加值環節留在本國，低附加值環節外包。中國早年就是通過給歐美做代工發展經濟，如今需通過科技創新獲得同樣話語權。

面對2024—2025年歐美對中國新能源車和光伏產品提高關稅，中國完全可通過主導分工規避。

主要思路有兩條：一是以第三國為跳板，將代工環節分配出去，如光伏產品在越南組裝銷往歐美，新能源汽車在墨西哥組裝銷往美國；

二是以生態化方式開拓全球南方市場，如通過“光伏+儲能電站+充電樁+電網+新能源車”解決方案組合，為發展中國家創造需求。

一方面在當地建廠幫助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另一方面實現本地化扎根，為銷售網絡創造條件。如此中國將引領全球分工，獲取歐美影響力消退后的真空地帶。

4.打造多元內需市場，從順差轉向平衡思維

受重商主義影響，許多國家重視貿易順差。在金本位時代，貿易順差等于金銀流入；在信用貨幣時代，貿易順差帶來的是債權，保障度遠低于金銀。

因此需轉變思維，從貿易順差過渡到貿易平衡。減少出口會影響就業和貿易影響力，得不償失，所以增加進口將是主要手段。

進口存在結構性問題。中國制造業發達，不需要歐美低附加值輕工業品。

中國擴大進口的目標只有兩個：一是尚不能制造的技術型產品；二是資源型產品。對于資源品，應大幅降低進口壁壘，甚至直接赴海外購買礦山開采權。

以稀土為例，2024年進口量13.2萬噸遠超出口量5.5萬噸，進口原礦是為了充分利用加工優勢，保護本土稀土礦。進口加工復出口已成中國稀土產業新特色，體現技術實力。

5.拓展新賽道：從貨物出口轉向服務出口

服務業消耗資源更少，對人才需求更大，能適配我國日益提高的人口素質。

即便不考慮教育結構性問題，“機器代人”勢不可擋，工業對就業承載能力正不斷減弱。因此在商品出口外，需找到新路徑——跨國服務貿易，可以是技術、金融、游戲、動畫等。

2024年《黑神話：悟空》全球成功；2025年DeepSeek風靡全球；《哪吒》獲全球票房前五；Manus開放測試引發轟動。無論軟件應用還是ACG出口，中國主導全球服務業的時代已到來。

服務業出口規模不斷擴大，更關鍵的是能帶動商品出口——Shein、Temu等跨境電商與國內制造業形成相互推動：跨境電商借助中國高性價比商品擴大影響力，中國商品借助平臺銷往世界。

中國將以科技創新主導全球分工：對內保留高附加值制造業，發展現代服務業，突破外貿瓶頸；對外通過主導全球分工體系提高經濟影響力，改善外部環境，最終破解“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困境。

三、美國對華關稅戰：

為何“無牌可打”？

當前中國面臨的最大外部挑戰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關稅戰。2025年初特朗普開啟新一輪關稅施壓，對象包括中國、歐盟、加拿大等。

對此有兩點判斷：第一，美國在貿易戰上“無牌可打”，局部影響有但整體微乎其微；第二，中國真正要警惕的是美國因貿易戰出現經濟問題后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需未雨綢繆。

1.數據證明：關稅戰無效

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已對中國進行過一輪關稅“制裁”。結果如何？據海關總署統計，2018至2024年，中國對美商品出口額從3.16萬億升至3.73萬億，凈出口額從2.14萬億升至2.57萬億。關稅政策未見成效。

為何無效？因為美國已不適合發展制造業：人力成本高，金融和科技比制造業來錢更快。同樣的商品在中國生產一定比美國好，否則蘋果、特斯拉為何將代工廠設在中國？它們都受益于中國強大的制造能力。

特朗普加稅不能解決美國經濟結構根本問題。美國經濟真正的突破口在服務業，包括低端（餐飲、外賣）和高端（科技、金融）。和美國一樣，中國近些年新增就業也主要來自服務業。

2.美國自身的困境：同樣“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特朗普認為再工業化能讓低端制造業回流、拉高就業率。但即便實現，需要的也是芯片、汽車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而非日用消費品。

這些產業無法帶來大量就業，頂層就業者數量有限，硅谷已吸收大量人才，芯片制造企業根本招不到足夠人才。

臺積電受美國芯片法案吸引去亞利桑那州建廠，投產被迫推遲，2025年6月才完成第一批芯片。制約因素是熟練勞動力短缺。

芯片制造需要具備一定技能水平的工程師，而美國此類人才有限。換句話說，美國制造業也存在“上不著天”（找不到熟練工程師）、“下不著地”（勞動力成本過高）的困境。

3.關稅的真相：最終由美國消費者買單

在一國加征關稅情況下，若國內有替代品，關稅由海外企業承擔；若國內無替代品，關稅由本國消費者承擔，最終體現在物價上。

2018年特朗普首輪關稅未對中國出口企業造成大影響，大部分成本由美國經銷商承擔，成為美國通脹率上升的助推因素。

2025年再加征10%關稅，確實對中國供應商造成一些影響，從反饋看普遍采用中美供應商對半承擔模式。

隨著成本進一步增加，這些關稅將迅速體現在美國物價水平上。美聯儲一季度停止降息，正是預判到特朗普加稅會大幅抬高美國通脹。

4.里根經驗的真相：并非關稅的勝利

雖在政治上特朗普第二任期條件更好，但在經濟上條件更差。如今美國最大威脅不是貿易赤字，而是高物價、高利率。美國歷史充分說明，美國經濟不可能同時擁有高物價、高利率和高就業率。

加征關稅可能導致美國惡性通脹再起。1929年股市下跌后，胡佛政府針對歐洲和英國開展貿易戰，1930年頒布《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超2萬種商品加征關稅，各國迅速報復，美國進出口額度驟降50%以上，加劇了大蕭條。

特朗普參考的是里根政府時期——20世紀80年代里根通過加征關稅打贏對日貿易戰。但事實上里根成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關稅，而是日本的配合，以及美國同中國建立貿易聯系。

日本配合方面，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1986年簽訂日美半導體協議，對美言聽計從。一方面因日本經濟受制于美國，依賴美國市場和軍事保護；另一方面因日本過于自信，認為應結束外向型經濟、加強海外投資，需提高日元購買力。

美國同中國建立貿易聯系是里根成功的真正原因，這讓美國企業獲得中國龐大市場。

回顧歷史，1985年中國進口設備過多導致過度投資，1993年中國出現“三赤字”。所謂里根大循環，本質是中國改革開放紅利溢出，美國經濟因中國經濟崛起而受益。

因此特朗普關稅政策最大受害者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自己。當美歐主要消費國出現經濟危機，中國外向型經濟將受外需減弱沖擊。中國需未雨綢繆，為即將到來的風浪做好準備。

四、中國的應對：

從出口大國轉向消費大國

不討論短期策略，只討論長期策略。長期策略很簡單：中國從出口國轉向消費國。

1.正確理解出口與消費的關系

許多人將出口國和消費國對立，似乎拉動內需會削弱出口競爭力——理由是國內物價上漲會增加出口成本。但事實上出口和消費并不沖突，只是出口需結構性優化。

低端制造業需向自動化、智能化轉變。“機器代人”在所難免，中國可保持較低電力能源價格，保證低端商品全球競爭力，但這會降低對勞動力需求。

高端制造業對物價和勞動力成本敏感度低，成本上升影響不大，其出口比重將逐年提高。

2024年高技術制造業增速8.9%，裝備制造業增速8.1%，均顯著高于規模以上工業平均增速5.8%。推動內需同時，必須確保出口結構持續優化，而非放棄出口。

2.發展內需：短期刺激與長期機制

2025年刺激內需主要靠“兩新”（設備更新、以舊換新）“兩重”（重大戰略、安全能力），對拉動短期需求有效。但要建立可持續消費市場，需從根本上改變消費觀念，回歸三個核心指標：

購買力：提高收入，既要做存量財富再分配，更要通過科技創新創造增量。

購買意愿：挖掘潛在需求，完善社保和信貸制度，增強消費信心；優化消費環境，防止劣幣驅逐良幣。

消費者人數：中國擁有14億多人口基數，不缺消費者。

3.消費的戰略意義：不止于經濟

未來中國的消費可能比生產更關鍵。消費不僅是獲得貿易影響力的手段，更是獲得金融影響力的途徑——可在進口中積極推進人民幣結算，帶動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消費內需一旦形成，那些希望成為中國消費品供應國的國家，將成為中國在國際上最堅定的盟友。這是中國突破外部“囚籠”、構建全球影響力的根本之道。

2026年的春天，世界正透過兩會這個窗口，重新理解中國。

這條路不會平坦，但方向已經明確：以科技創新主導全球分工，以消費升級重塑增長邏輯。“與中國同行，就是與機遇同行。”這或許正是全球影響力從何而來的最終答案。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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