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投資于人”這個理念，如今正成為社會發展的新共識。這話說得在理，但落到高校里，究竟怎么個投法，卻需要好好掂量。說到底，投資于人，本質就是投資于人才。對于高校而言，就是投資于教師，就是要把錢和資源花在刀刃上。這個刀刃，不是冷冰冰的考核指標，而是活生生的人。
非升即走
教師需要什么？首先是基本的生活保障，讓人不必為柴米油鹽發愁；其次是充分的學術自由，讓人能心無旁騖地鉆研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問題。這兩樣東西給足了，才是真正的投資。可反觀當下，不少高校的做法恰恰相反。搞“非升即走”，定量化指標，論文要發幾篇，項目要拿幾個，經費要達到多少萬，三年一考核，五年一清算，到期完不成就走人。這叫什么？這叫鞭打快牛：你跑得快，他就把鞭子抽得更狠；你出了活，他就把指標再往上提。
更要命的是，這套制度背后藏著一種“防賊邏輯”：怕你偷懶，所以要盯著你；怕你不出活，所以要催著你。好像不給夠壓力、不給夠懲罰，教師就一定會躺平不干活似的。這種不信任，比考核本身更傷人。你把教師當賊防，他就真能把自己當牛使，只出工、不出力，只湊數、不創新。到頭來，考核出來的成果倒是不少，可真正有分量的、能稱得上“優秀”的，卻寥寥無幾。因此，可以說，優秀的學術成果考核不出來，考核出來的不會是優秀學術成果。
有人會說，要是給了自由、給了保障，教師里真有人躺平偷懶怎么辦？這個顧慮不是沒有道理。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哪個行當里沒有幾個混日子的？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先進，都像拼命三郎一樣往前沖。但問題在于，不能因為怕有幾個人偷懶，就把所有人都當成賊來防。這樣看來，量化考核這套制度，看似公平，實則打著“激勵先進”的旗號，干的是“懷疑所有人”的事。反而仔細想想，量化考核就真能保證所有人都一往無前嗎？恐怕未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考核指標再細，也總有鉆空子的辦法。有人湊數灌水，有人拆分發表，有人拉關系搞項目，考核來考核去，最后留下的肯定不是真學問，反倒是那些最會“應付考核”的人蹦得歡、活得滋潤。所以，靠考核來防懶，本身就不靠譜。
真正要算的賬是：為了防住那幾個躺平的，把絕大多數有底線、有羞恥心的教師都當賊一樣防著，這筆買賣劃算嗎？不劃算。想想看，一個人能讀到博士、能進高校任教，一路上經過多少年的苦讀、多少次的篩選，這樣的人，你給他一張安靜的書桌，給他一份體面的生活，他真能心安理得地天天睡大覺嗎？估計不會。絕大多數人，你信他，他就對得起你的信；你理解他，他就愿意拿出真本事；你尊重他，他就拿學問來回報這份尊重。那些極少數選擇躺平的，就當是信任付出的代價，這個代價，值得付。
至于說優秀的學術成果考核不出來這個道理，其實不難理解。看看那些真正做出大成果的人，有幾個是被考核出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沒有一個是靠完成論文指標拿到獎的。李時珍寫《本草綱目》，翻山越嶺嘗百草，靠的是誰催他？徐霞客走萬里路記山川地理，靠的是誰考核他？司馬遷忍辱負重著《史記》，靠的是年度述職嗎？他們靠的是內心的驅動，是對學問的癡迷，是那種“我要做”而不是“要我做的”勁頭。這種勁頭，考核不出來，但可以用信任去養護它，用尊重去成全它。你整天拿指標壓他、拿期限逼他，他的心思全用在怎么湊數達標上，那份癡迷反倒被消磨掉了。你換一種方式，給他保障，給他自由，告訴他“我相信你能做出好東西來”，他反倒會鉚足了勁，要對得起這份信任。
西南聯大課堂
西南聯大時期，條件那么艱苦，一間茅草屋、一盞煤油燈，卻能走出那么多大師，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那種信任、理解和尊重的氛圍。學校信得過先生，先生便以性命相托；學校理解治學的艱難，便給人一方清凈的書桌；學校尊重學問的尊嚴，便容得下不同的聲音和漫長的等待。這才是真正的“投資于人”。
所以，高校真要落實“投資于人”這個倡議，不需要搞那么多花哨的工程，只需要回到最樸素的道理上來：把教師當人看，給他們生活保障，給他們學術自由，給他們信任、理解和尊重。
做到這一步，根本用不著拿鞭子在后面趕，那些有底線的、有追求的教師，自會用扎實的成果來證明。一言以蔽之，信任，才是最高效的管理；理解，才是最深遠的投資；尊重，才是最有力量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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