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陶自強為何要弟媳曾志寫信：寬恕我這個罪孽深重的可憐人吧

1982年盛夏，湖南祁陽的一間病房里，一個年過古稀的老人突然對床邊的人說：“寫一封信吧，寫給北京，寫給你弟媳�！甭曇舨淮螅瑓s帶著一種壓抑不住的急切。這個老人，就是曾在革命年代叱咤風云、又在關鍵時刻選擇了另一條路的陶自強。

他要寫信的人，是自己的弟媳——曾志。信里最刺眼的一句話，是這樣一句近乎哀求的自白：“我給你們跪下了……給我一句話：寬恕我這個罪孽深重的可憐人吧。”落款：陶自強。短短一行字，把幾十年的恩怨、愧疚、親情，全都壓在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祁陽本地人的記憶里，陶氏兄弟當年都是出了名的“讀書人”“黃埔生”，一個在共和國史上留下名字，一個在地方學校教了一輩子書。誰也想不到，走到生命盡頭時，這位哥哥會選擇用這樣一種方式，把話投向遠在北京的弟媳。

這封信擺在曾志面前的時候，她已經是經歷過生死沉浮、風浪起落的人。面對這句“罪孽深重的可憐人”，她沉默很久，只是抬頭望著丈夫陶鑄的遺像，一句話沒說，轉身離開。那一刻，歷史并沒有給出評價，只有這個家庭內部、兄弟之間漫長而復雜的故事，悄悄翻到了最后幾頁。

一、兄弟出身相同，路卻越走越遠

如果把時間往前撥到1918年，這對兄弟的命運轉折點，其實來得很早。

那一年，湖南祁陽石洞源鄉的山村里，家中頂梁柱突然倒下。父親陶鐵錚被舊軍閥殺害，小兒子陶柏生也未能幸免。一個家在槍聲中破碎，只留下寡母董氏和三個年幼的孩子：十二歲的陶自強、十歲的陶鑄，還有更小的妹妹陶月梅。

這一家本不是普通農戶。祖父陶益齋是個落魄的讀書人，懷才不遇，37歲抑郁而終。父親陶鐵錚受過較好教育，參加過同盟會和辛亥革命，算是那一帶少有的“新式人物”。只是辛亥之后局勢逆轉，袁世凱上臺，清算革命黨人，風云變色之下，陶鐵錚只得帶著妻兒隱回鄉村，在老家辦起私塾，靠教書度日。

短暫幾年之間，家里書香尚存，兄弟倆都在父親開的私塾里讀書識字。日子不算富裕，卻還談得上體面。誰也不會想到，這種安穩只維持到1918年，一場血案就讓一切歸零。

父親與幼子遇害之后，家中頓時失去了經濟來源。董氏一邊撐起家，一邊還惦記著孩子的學業。可現實擺在眼前：供一個孩子讀書，尚有可能；供兩個，卻實在無力。權衡之下，只能留一個在學堂里，另一個輟學干活。

那時在鄉親眼里，陶自強更“像個讀書苗子”，記憶好，文章也寫得順溜。結果，全家商量后，決定讓他繼續讀書，而讓年紀更小的陶鑄退學，幫著養家。這一刀切下去，日后兄弟倆的人生軌跡，就埋下了明顯的差別。

從那以后，陶鑄開始扛起柴火、下地干活、喂豬放牛，十歲孩子就成了家里的小勞力。祁陽山路崎嶇，背著木頭上下山，成年男人都吃力，對一個孩子來說，更是咬牙硬撐。不得不說，這段日子很殘酷，卻也讓陶鑄早早接觸到農民的真實生活，跟泥土、汗水打了多年交道。

值得一提的是，陶鑄雖然輟學，卻沒有對讀書死心。白天干農活，晚上就纏著哥哥給他講書里的故事。后來，經同鄉介紹，他去了安徽蕪湖，當木匠學徒。掙到的錢，一分分寄回老家，供哥哥繼續讀書。一個在校堂里讀書，一個在工棚里打工，看起來是分工，實際上，是一條路上拉扯著往前走的兩個人。

1925年前后，中國的政治氣候變化明顯，大革命風起云涌。年紀已不算小的陶鑄，從安徽又輾轉到了武漢。那里學生集會、時事辯論此起彼伏，新思想、新書刊到處都是，他一下子就被卷入其中。接觸進步書籍、旁聽辯論、聽人講革命道理，這段經歷迅速打開了他的視野。

沒過多久，他又南下廣州，瞄準了當時最吸引青年軍人的地方——黃埔軍校。第一次報名，因為早年只讀私塾，不會算術，考試沒能通過。但他沒有放棄，白天打工，晚上自學文化課，把短板一點點補上。1926年，第二次報考黃埔五期，這回順利錄取，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另一條徹底不同的人生路。

幾乎同一時間，陶自強也來到廣東，亦考入黃埔，兄弟倆雙雙成為黃埔五期學員。在不少同鄉眼里，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足夠吹噓一輩子。但在那場急劇變化的時代，這種“共同起點”，并不能保證他們一直同行。

二、一人死守，一人搖擺，兄弟從此決裂

黃埔軍校的幾年，對這對兄弟影響極深。系統的軍事教育、嚴格的紀律訓練，再加上接觸共產主義思想，使許多青年在那段時間完成了從“舊軍人”到“革命軍人”的心理轉變。

大革命失敗后，風云突變。1927年前后，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全國范圍內白色恐怖籠罩。黃埔出身的學員，有的隨部起義，有的被清洗，有的徹底轉向，這中間的分野非常明顯。

陶鑄跟隨葉挺，先后參加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后，他輾轉回到家鄉，在祁陽組織農民武裝，打游擊、搞武裝斗爭。后來，黨組織又調他到福建，從事情報和地下工作。這段時間，他的軍事素養發揮得淋漓盡致。

廈門劫獄，就是最典型的一次行動。1930年“反帝大同盟”紀念集會之后，國民黨在廈門大肆搜捕，四十多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關押在思明監獄，其中包括中共廈門市委書記劉端生、共青團福建省委書記陳伯生等重要骨干。為營救這些人，中共福建省委決定武裝劫獄，成立特別委員會，陶鑄因黃埔背景、熟悉軍事，被推為行動隊長。

他帶人多次摸清敵軍部署，反復踩點后提出一個關鍵意見：不能硬攻，必須速戰速退，以智取勝。經過嚴密布置，行動打得迅猛干脆，四十多名政治犯被全部救出，我方十一名行動人員無一傷亡。這樣的劫獄，在當時震動極大。那一年，陶鑄不過二十一歲。

與此同時，陶自強從軍校出來后，則在盧德銘部隊中，在湖南參加秋收起義。秋收起義部隊之后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這支部隊由毛澤東親自整編，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等一系列根本原則。陶自強在部隊中擔任團直屬支部書記，本來屬于政治骨干一類的人。

然而形勢越緊張，對一個人的信念考驗就越直接。團長陳皓不滿毛澤東的指揮，打算帶隊投靠國民黨，這種行為在當時已經屬于嚴重的政治問題。毛澤東及時制止并展開批評，但陳皓態度惡劣，百般狡辯拒不認錯。按組織原則，團直屬支部書記有責任站穩立場，維護紀律。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陶自強卻擔心自己“被牽連”。他沒有站出來公開與團長劃清界限，而是選擇了一條最保守、也最自保的路——悄悄離隊，回到祁陽老家。這一步，看似只是“離開隊伍”，實質上已經在心理上遠離了革命的主線。

回鄉后，他和正在祁陽秘密活動的弟弟短暫又走到了一起。兄弟倆以教師身份作掩護，聯系地下黨員，傳播革命理念。但隨著形勢發展，陶鑄很快奉命離開，去武漢、徐州再到北平尋找黨組織，最后進入中央蘇區，先后在福建、湖北擔任重要職務，組織暴動、開展地下斗爭，工作越做越大。

陶自強的步伐，則慢慢拖在了后面。直到1933年前后，他才來到福建尋找組織，被安排到莆田任縣委書記，算是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中。只是外表上看，他與弟弟一樣，是黃埔出身、縣委書記；骨子里，對這條路的堅定程度，已經有了明顯差距。

這一點，在1933年接下來的那場大抓捕里，完全暴露出來。

1933年5月，陶鑄被派往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結果因為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幾乎同一時間，在福建的陶自強也落入敵手。兄弟同年同月被捕，地點不同，境遇卻出奇相似。敵人清楚他們的身份，更明白黃埔出身的價值，于是嚴刑逼供、軟硬兼施。

在鐵窗之下，兩人的選擇徹底分道而行。

陶自強面對酷刑，信念動搖，最終叛變投敵。出于對其軍事素養和經歷的看重，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還將他留在身邊做事，從此站到了另一邊。按照當時地下黨的標準，這已不只是“軟弱”，而是實實在在的變節。

而另一邊的陶鑄，在南京監獄里挺過了一輪又一輪審訊。國民黨一方面對他嚴刑拷打，一方面派已經叛變的人出來“做工作”，希望說動他改換門庭。甚至有一天，敵人用“你哥哥已經轉過來了”來動搖他的意志。對普通兄弟來說，這是最沉重的一擊——親人從另一邊呼喚你過去。

結果卻出人意料。陶鑄聽到哥哥叛變的消息，并沒有改變態度。后來他的回憶里提到，那種痛苦是有的，但信念并沒有因此松動。國民黨見軟硬不吃，只能把他長期關押。從1933年被捕，到1936年西安事變后因國共合作而獲釋，他在獄中整整待了四年。

不得不說，這四年對陶鑄影響巨大。他在獄中組織難友爭取合理待遇，也抓緊時間大量閱讀理論書籍，把原本斷斷續續接觸到的思想系統地學了一遍。他曾說，監獄就是他的“大學”，真正的理論基礎，是在鐵窗之內打下來的。這樣一種錘煉，使他走出監獄后，站得更穩、看得更遠。

西安事變之后，一批政治犯被列入釋放名單，陶鑄名列其中。出獄后，他被派往湖北，擔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開辟鄂中游擊區。1940年，他抵達延安，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擔任重要職務，并出席中共七大，進入全國性舞臺。

戰爭年代里，他先后在東北任遼北省委書記、七縱政委，隨后又任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在平津戰役中，他奉命秘密進入北平城內，與傅作義接觸。這一次，行動本身就極具風險：他在途中遭遇敵機轟炸，汽車被炸翻，身受重傷。簡單治療后，他渾身裹著紗布，仍堅持進城與傅作義見面。

會談現場的緊張程度，從警衛的回憶中可見一斑：房間里爭吵聲不斷，桌子被拍得震天響，警衛手放在槍上，隨時準備應變。這不是簡單的“談判藝術”，而是一種拿命去壓對方的硬氣。事實證明，這一輪“唱紅臉”的談話，確實促使傅作義逐漸認清形勢，為和平解放北平打下基礎。

而這一切，與1933年南京監獄里的那個選擇，有著內在的延續。同為黃埔出身，同為一度被敵人掌握在手里的政治犯，哥哥向右轉，弟弟向左走，兩條線越拉越開，再回頭時，已經沒有交錯的可能。

三、回鄉相見，恩情未斷，終究又添一筆新恨

解放戰爭結束，新中國成立后，陶鑄的工作崗位一次次調整，責任越來越重。但在祁陽老家，普通鄉親對他的印象，卻并不來自那些“頭銜”，而更多來自幾次悄悄的返鄉。

1951年，他離開家鄉已經整整二十五年。那年他回祁陽，一開始不想驚動任何人，只希望安安靜靜看看老屋、見見鄉親。結果消息還是被縣里知道了，當地領導出于禮數安排迎接、宴請，還打算組織盛大的歡迎場面。

得知這個動向后，他當場跟縣長“約法四章”：不準迎接、不準宴請、不準送禮、不準放鞭炮。理由很簡單：“我回老家和別人回老家一樣，不能搞特殊�！痹捳f得很直白，卻也透露出一種不愿與群眾拉開距離的態度。

為了避免場面鋪張，他戴上斗笠，穿著布衣，步行回村。誰知到了村口，仍看到鄉親自發聚在路邊，有人抱著小孩，有人拄著拐杖，遠遠守著那條小路。他眉頭一皺，說了一句：“搞這些干什么？我只是回趟家�！贝甯刹恐缓媒忉專骸班l親們都是自愿來的，想著你難得回來一趟……”

這時，他又放下了一句重話：“再弄下去，我轉身就走�！编l親們只好散開，但熱情并沒減退。在村里，他挨家挨戶走訪，拉家常、問生活情況，還專門開座談會，給大家講政策。對不少上了年紀的人來說，這一幕印象極深——“黃埔生”“大干部”回到山村，就是個戴斗笠、扛竹籃的普通人。

也正是在這次回鄉過程中，他去了祁陽中學，見到了當時的校長——自己的哥哥陶自強。

兩人多年未見，表面上還是兄弟相交，午飯也只是在學校食堂簡單吃一頓。但飯桌上的一問一答，多少還是能看出些東西。陶鑄開口問得很直接：“這頓飯，是你私人掏錢，還是公家出？”陶自強笑著說：“你放心，都是我自己掏腰包�！钡艿茳c點頭：“那就好。干工作的人，一定要公私分明�！�

從這一句可以看出，陶鑄對哥哥并不是簡單的一句“過去的事不提”。他知道對方曾經叛變，也明白哥哥這些年在地方當官、后來又當校長，既有實際貢獻，也有歷史問題。因此，有一個明確的界限：親情還在，但原則不能混。

離開前，他又鄭重說了一句：“你過去的經歷，不適合當校長，這樣對學生不好。還是當老師教書，比較合適�！边@話說得不客氣，卻算實話。陶自強聽完，沒有辯解，后來果然辭去校長職務，做了一名普通教師�？梢钥闯觯菚r兄弟之間，雖然有舊賬，但并未斷絕來往，仍然保留著某種互相照看、互相約束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后的若干年里，陶鑄先后三次回鄉，每一次都堅持不吃當地政府的公家飯，只在親友家或自己家簡單吃一口。鄉親記住的是他這種做派，而不是頭上的職務稱呼。至于哥哥，則在中學教書，生活看上去漸漸平穩下來。

遺憾的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平衡，沒有持續太久。

1966年，一場眾所周知的政治風暴席卷全國。陶鑄也在這場風波中遭受了嚴重的不公正對待，政治命運急轉直下。就在他處境最困難的階段，家鄉傳來一則令人難以理解的消息——在祁陽中學任教的陶自強，舉報自己的親弟弟是“叛徒”。

一個當年在敵人監獄里死扛多年的人，如今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而且這個帽子的一部分，還來自自己哥哥的揭發。至于陶自強當時是出于什么考慮，外界很難說清。有可能是出于政治恐懼，有可能是想表明立場，也不排除是判斷失誤。無論如何，這一紙揭發，對兄弟之間最后一點情分，等于當面撕破。

1969年11月，陶鑄因病在北京去世，終年五十九歲。祁陽縣為他舉行追悼會時，陶自強曾向有關方面請求，希望能參加悼念弟弟的儀式。按血緣而言，他當然有資格站在那里。但最終，組織和群眾并沒有同意。原因不難理解：在最關鍵的時候，他的那份揭發太扎眼，太難以解釋。

從那以后，陶自強的身體狀況明顯每況愈下。不久之后，他又被查出患有癌癥。病痛纏身，回顧過去幾十年走過的路，特別是對比弟弟起起落落的一生，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外人無法完全推斷。但后來那封信，大致透露出一種幾乎壓不住的愧疚。

四、一封信收不回的往事，一句“我不再記恨你了”

1982年的某個日子，病中的陶自強終于下定決心，讓人代筆寫信給北京的曾志。他在信中用了極重的詞——“罪孽深重的可憐人”。這話看起來有些慘烈，卻并非夸張。對一個出身書香、黃埔畢業，又曾經握槍上陣的人來說，“叛變”“揭發親弟”這兩筆，無論怎么解釋，確實都沉重得難以擺脫。

他在信里說“我給你們跪下了”，這不是簡單的修辭，而是一種把姿態放到最低的位置，承認自己無顏面對弟弟在天之靈，也無顏面對為革命付出過生命代價的那些舊友戰友。他希望聽到一句寬恕，哪怕只是一句象征性的回應，也好讓自己在生命的最后階段稍稍輕松一點。

信送到北京后，擺在曾志面前。這個經歷了長征、經歷過陰晴多變政治風浪的女干部，沉默地看完信，在丈夫遺像前站了很久，卻沒有落筆回信。她既沒有公開譴責，也沒有寫下任何寬恕的話，只是用沉默回應這封遲到多年的懺悔。

真正拿起筆回信的，是陶鑄和曾志的女兒——陶斯亮。她悄悄給伯父寫了一句：“伯父，我不再記恨你了�！焙芏痰囊痪湓挘瑳]有展開陳述緣由，也沒有翻舊賬，只給出了一個態度：個人層面，可以放下怨氣；至于歷史怎么判斷，那是另一回事。

這句話的分量，外人也許難以完全體會。對一個晚輩來說，“不再記恨”，并不等于徹底“原諒”，更不是為過去的行為作辯護。更像是一種選擇：這一代人不愿再繼續把這段復雜的家事、國事糾纏不休。該記在檔案里的，已經寫在檔案里；該留給史書評說的，自然會有史書來評說。

同年7月，1982年，陶自強在祁陽去世，享年七十六歲。那封求寬恕的信，就像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自我審視。信寄出去了，人也很快走完了自己的路。再往后，關于他的評價，不再由他自己決定，而由完整的歷史線索來交代。

從早年被父親寄望、被全家供讀書的“讀書種子”，到黃埔軍校學員，再到革命隊伍中的干部，后來變節、又在新政權下擔任地方職務，晚年再一次用極端的方式揭發親弟，最后抱病寫信求寬容——這一連串的選擇，穿在一起，就是一個人的命運軌跡。

同樣的一條時間線里，陶鑄從十歲輟學砍柴，到黃埔五期學員，再到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參與者，廈門劫獄組織者，南京獄中堅守者，延安時期重要干部，解放戰爭中東征西戰的政工主將，平津戰役入城見傅作義的“紅臉”，新中國成立后身居要職，最后在風浪中含冤病逝。這條線上的每一個節點，都有大量史料可以對應。

兄弟二人出身相同，受教育程度一度相當，走上革命道路的起點也相差無幾。不同的是，在關鍵關口，選擇不同，態度不同，承受后果的方式也不同。有些人挺過去了，就在歷史上留下一個相對完整的身影；有些人在某一刻軟下來，日后無論怎樣彌補，都難以抹掉那道裂痕。

從1982年那封信再往回看，不難發現，陶自強不是一直“鐵了心”站在另一邊。他曾經回到組織過，也曾在祁陽中學腳踏實地教書，也有過被弟弟嚴厲、卻不絕情對待的日子。只是每當歷史走到轉折處，他更習慣于考慮自身安危，更看重即時的“安全”。這種心理，在個人層面可以理解，但放在那樣的時代背景里，就越發刺眼。

那句“寬恕我這個罪孽深重的可憐人吧”，說到底，是一個老人在生命最后階段，對自己一生做出的評語。他沒有把責任推給環境，也沒有用“形勢所迫”來開脫，而是把“罪孽”二字安在自己身上。這樣的說法未必完全貼合所有事實，但至少顯示出他對當年叛變、后來揭發弟弟等行為的后悔，是發自內心的。

而曾志的沉默、陶斯亮那句“我不再記恨你了”，則代表了另一種態度：親情尚在，恩怨有界。家庭內部對這段歷史有自己的接受方式，至于如何記載在案，如何在更大范圍內被理解，就交給更長久的時間去處理。

如果把時間線從1918年拉到1982年，從祁陽山村拉到北平城、上海監獄、延安窯洞、東北戰場，再回到祁陽中學的課堂和那個再也起不來的病床，不難發現，這并不是一出簡單的“好人與壞人”的對照戲。這里面有時代的高壓，有個人的軟弱，也有難以割斷的手足之情，還有晚年那一點遲來的反思。

信紙上的字早已泛黃，那句請求寬恕的話，卻還在不少史料和回憶中被反復提起。這倒不是因為他的話有多 “動人”，而是因為它提醒人們：在那樣一個激烈動蕩的年代里，人的選擇一旦做出，就會在幾十年后的某個夜晚，重新回頭追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