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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超市貨架上,十件商品里有八件,都印著Made in China。
從帽子、衣服到新能源汽車、光伏、鋰電,再到工程機械、船舶制造,無論是輕工業還是高端制造,我們已經橫掃全球,市占率常年霸榜第一;
一個冷知識:我們是全球獨一份擁有聯合國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也就是說,全球任何一種工業品,我們都能生產。
從數據上看,我們的制造業增加值占了全球的三成,差不多頂得上整個歐美日的總和;
貨物出口額占全球14.9%,連續十幾年穩坐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的位置;
還有金屬精煉,我們是世界上頭號黃金生產國,黃金產量連續15年領先,白銀精煉能力更是占了全球總產能的70%;
可就是這么能打的中國制造,卻始終沒有定價權。當前中國出口中以人民幣計價的占比僅約30%,Swift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占比僅為2.74%,產業鏈優勢未能得到充分體現。
事實上,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定價,這一步跨越,不只是人民幣國際化必須跨過的一道坎,更是我們從貿易大國,真正變成經濟強國的核心標志。
只是,我們的定價權底牌到底有多硬?卡了我們幾十年的瓶頸到底在哪?從制造到定價,這條突圍之路,我們到底該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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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在國內,價格在海外
中國今天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國,同時也是很多關鍵資源的最大需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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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講“中國制造”,強調的是供給能力,光伏、鋰電、新能源車、化工、鋼鐵,幾乎所有工業鏈條,中國都是核心節點。但真正改變全球定價結構的,不只是供給,而是需求。
因為在大宗商品市場里,真正決定價格的,從來不是“誰生產”,而是誰是最后那個必須買的人。
這一點,中國已經具備了。無論是原油還是貴金屬、工業金屬,中國消費占比長期維持在全球高位。
在交易邏輯里,還有一個很明確的概念,叫邊際買家。供給決定長期中樞,邊際買家決定階段波動,誰是邊際買家,誰就對價格有天然影響力。
所以從理論上講,中國已經具備了一個關鍵條件,我們可以不買,但一旦我們買,價格就必須動。
但現實卻是另一回事。盡管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需求方,但在核心商品上,價格依然不在中國形成。
黃金價格,看的是倫敦現貨市場;
原油價格,看的是WTI和布倫特;
大宗商品的金融定價,仍然牢牢掌握在歐美交易體系里。
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微妙、但極其關鍵的結構性矛盾:中國是最大的買家,但不是定價者。
我們可以決定買多少噸原油、多少噸銅、多少盎司黃金,但最終買入的價格,是別人體系里形成的。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中國在最核心的價格制定這一層,仍然處在被動位置。
很多人會本能地覺得,這只是時間問題,只要交易量夠大,價格自然會轉移。但當年美國GDP在1872年就超過了英國,外匯儲備占比1920年代也反超了英鎊,可全球石油貿易的美元定價,直到1970年代才真正落地,中間隔了整整一百年。
所以交易量只是基礎,從來不是定價權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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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背后,是一整套體系
如果把定價權這件事拆開來看,它至少包含三層結構。
第一層是貨幣。
全球大宗商品為什么用美元計價?不是因為美國生產的最多,而是因為美元是全球最核心的結算與儲備貨幣,是國際貿易里的媒介貨幣。
可以理解為DCP(主導貨幣定價),現在全球出口貿易里,出口到美國的僅占10%,但美元計價的占比卻高達40%,靠的就是美元作為第三方媒介貨幣的絕對地位。
當你在交易黃金、原油時,本質上不僅是在買商品,你同時也在使用一套以美元為核心的信用體系。
換句話說,價格不是單獨存在的,它是綁定在貨幣之上的。只要美元仍然是全球主導貨幣,以美元計價的價格體系,就天然具備更高的全球接受度,這就是我們哪怕買的再多,也很難撼動定價體系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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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是金融深度。
定價權不僅僅是現貨價格,更重要的是,期貨、期權、掉期、各類衍生品。這些工具的存在,使得全球資金可以對沖風險、放大杠桿、進行套利。
而真正的價格,是在這一整套金融結構中被交易出來的。如果一個市場缺乏足夠的金融深度,那么大資金不會長期參與,價格無法形成全球共識,定價自然也就無法外溢。
第三層是規則與信任。
這是最容易被忽視,但也是最核心的一層。全球資金為什么愿意用某個市場的價格?本質上,是在信任三件事:規則是否穩定、資金是否可以自由進出以及風險是否可控。
定價權,從來不是誰宣布擁有的,而是全球資金反復使用、反復驗證之后形成的結果。就像當年的英鎊、后來的美元,它們的定價權,本質上是全球對其貨幣信用、市場規則、兌付能力的長期信任。
所以你會發現,交易可以本地化,但定價必須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前提,是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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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雛形,但不是替代
很多人已經注意到,黃金、原油等核心資產的交易重心,正在向中國靠近。
但在我看來,這意味著變化,但不是終局。
在所有品類里,黃金是最特殊的。一方面,它是商品;另一方面,它又是“準貨幣”。近年來,中國央行持續增持黃金儲備,疊加全球去美元化趨勢,黃金的貨幣屬性正在重新強化。
與此同時,上海黃金交易所成交活躍、實物黃金更多在亞洲完成交割、滬港聯手打造了黃金清算體系,這意味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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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黃金正在出現一種趨勢,定價開始出現多中心化的雛形。雖然還談不上替代美元體系,但已經完成了關鍵的分流。
原油的情況更復雜。人民幣計價原油期貨已經運行多年,中東部分國家也開始嘗試用人民幣進行結算。上海更是只用了短短幾年,持倉量和交易量就穩居全球第三,僅次于WTI和倫敦布倫特原油,成了整個亞太地區原油貿易無可替代的定價錨點。
但核心問題在于,結算可以多元,但定價仍然集中。
WTI和布倫特,依然是全球參考價格。原因很簡單:美元體系仍在、金融衍生品深度仍在、全球資金仍然圍繞這些市場運作。
即便像銅、鋁這類工業金屬,中國的需求優勢更明顯。但問題在于這些品類的金融屬性,仍然依賴海外市場體系。
所以你會看到,現貨在中國,價格在海外的尷尬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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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的一躍,是被承認
如果把所有現象放在一起,其實可以得出一個相對清晰的判斷:中國已經具備影響價格的能力,但還不具備定義價格的能力。
那么,我們差在哪呢?
第一,要把產業鏈優勢,徹底轉化為貨幣定價的話語權。
提升人民幣定價權的核心,是增加PCP(生產者貨幣定價),減少DCP(美元主導定價),成為VCP(全球媒介貨幣)。
我們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卻沒有把它轉化為生產者貨幣定價的優勢,核心原因就在于,過去我們的出口模式里,話語權掌握在海外進口商手里,而不是我們的生產企業手里。
破局的路徑其實也十分清晰,一方面靠產業升級,在高端制造領域打造不可替代的技術壁壘,就像當年的德國,出口占比13%的時候,82.3%的出口都用本幣計價,靠的就是產品的不可替代性;
另一方面,用DTC直銷模式繞開海外中間商,讓中國工廠直接面向全球消費者,把定價權、計價貨幣選擇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第二,要搭建足夠深的金融生態,抹平與美元體系的交易成本差距。
定價權的背后,是一整套龐大的金融生態。除了原油期貨、黃金期貨,但還需要更豐富的對沖工具、更充足的離岸人民幣流動性、更完善的跨境金融配套服務,讓全球大資金愿意長期留在中國市場交易。
而數字貨幣的出現,給了我們彎道超車的機會。依托數字人民幣和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我們可以把跨境支付的時間從幾天壓縮到幾秒,手續費大幅降低,徹底抹平人民幣和美元的交易成本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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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香港+海南的黃金組合,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提供跨境金融、風險對沖的全鏈條服務;海南自貿港承接離岸貿易、大宗商品交易的需求,二者形成“前店后廠”的格局,就能給全球資金打造一個完整的人民幣交易、投資、避險閉環。
第三,要在全球格局重構中,建立人民幣的信用共識。
定價權最重要的一點,是全球對貨幣信用的長期信任。美元體系的核心,從來不只是貨幣本身,而是它綁定了全球貿易、金融網絡的完整生態。現在全球地緣格局重構、去美元化趨勢不可逆,正是我們建立人民幣信用共識的最好窗口期。
當然,不是說一步到位取代美元,這也不可能,從一帶一路沿線、RCEP區域內開始,先打造區域性的人民幣計價體系,讓更多國家愿意用人民幣結算、用人民幣定價、用人民幣儲備,一步步把中國的產業鏈優勢,轉化為全球對人民幣的信用共識。
從中國制造,到中國需求,再到中國交易,我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今天,金銀油的價格,正在向東方轉移,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信號。
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價格的遷移,并不等于定價權的轉移。定價權,從來不是一場突變,而是一場極其漫長的信用積累過程。
它不取決于某一次突破,而取決于全球資金,在無數次交易中的選擇。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距離定價世界,確實只差最后一躍。但這一躍,不是跳過去的,而是一點一點,被市場承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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