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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戰火還在燒,導彈、無人機天天在頭頂竄,但迪拜國際機場里,商業客機卻還在照常起降——甚至在防空警報拉響的前幾分鐘,仍有航班冒險升空。一邊是生死未卜的安全風險,一邊是難以舍棄的商業利益,中東航空正在上演一場令人心驚肉跳的“賭命博弈”。
就在本周一(2026年3月16日)清晨,一場致命襲擊突襲迪拜:一架伊朗無人機成功突防,一頭撞向距離迪拜機場僅幾步之遙的大型燃料庫,巨大的火球瞬間照亮了機場上空。最讓人后怕的是,爆炸發生前幾分鐘,一架滿載乘客飛往北京的阿聯酋航空客機,才剛剛從跑道拉起起落架升空;爆炸后,兩架準備降落的客機被迫緊急備降、盤旋等待。更離譜的是,襲擊前30分鐘內,這座機場竟然已有12架航班密集起飛。而到了當天中午,遠處的黑煙還沒完全散去,迪拜機場就已“神奇地”宣布全面恢復運營。
這一幕,正是當前中東商業航空的真實寫照。盡管無人機、彈道導彈頻繁穿越該地區上空,敵對拋射物隨處可見,但以阿聯酋航司為代表的部分中東運營商,仍在執著地恢復航班,每天照舊執飛數百個架次。
“這可是真刀真槍的戰爭,為什么還要讓客機往導彈軌跡里鉆?”庫羅什?杜斯特謝納斯的質問,字字戳心。2020年1月,他的未婚妻和其他175名乘客、機組人員,乘坐烏克蘭國際航空PS752航班時,被伊朗防空部隊“意外”擊落,全部遇難。
杜斯特謝納斯的絕望,不是個例。全球的飛行員、安全專家、航空高管,都在直白地表達恐懼:2020年的悲劇,隨時可能重演。專家直言,讓商業客機和致命導彈共享一片擁擠、緊張的空域,本身就是荒謬又危險的設定——客機很可能被流彈擊中,或是被高度緊張的防空系統誤判為來襲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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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比對戰爭爆發至3月20日的8700多架次航班記錄,以及政府發布的空襲警報后發現,僅迪拜機場,就有至少39架客機,在防空警報拉響前后5分鐘內,執行了起飛或降落。如果把范圍擴大到阿布扎比機場、沙迦機場(距迪拜東北約30公里),將窗口期放寬到警報前后10分鐘,這三座機場驚險起降的客機,就暴增至130架以上。
而且這還只是保守估計——數據里沒算上被迫備降的航班,也沒計入那些未被阿聯酋應急系統正式通報的襲擊事件,比如3月16日那場險些波及航站樓的燃料庫遇襲案。
雖然伊朗戰爭爆發以來,還沒有商業客機在飛行中被擊落,但地面上的航空資產已經多次受損。據知情人士透露,沖突初期,停在迪拜機場的一架阿聯酋航空A380、一架沙特航空A321,就曾在伊朗襲擊中被破壞;本周,以色列本古里安機場上空,三架私人公務機,也被以色列防空系統攔截彈道導彈時的碎片擊中受損。為此,以色列已經緊急削減航班,還嚴格限制了部分離港航班的乘客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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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安全情報機構Osprey Flight Solutions的最新數據顯示,射入阿聯酋領空的無人機和導彈數量,是該地區其他所有國家總和的兩倍以上。Osprey的高級情報官說,阿聯酋防空系統對伊朗發射的彈道導彈,最長反應時間只有兩分鐘,對無人機的預警時間也僅15分鐘——這意味著,留給客機避險的時間,轉瞬即逝。
即便如此,阿聯酋航司還是在瘋狂恢復航班。過去兩周,阿聯酋航空每天運營約300個航班,運力已經恢復到戰前的60%左右。根據Flightradar24的數據,沖突爆發以來,阿聯酋航空、阿提哈德航空、迪拜航空、阿拉伯航空等本土航司,累計執行了超過11000個高風險架次。
沒人愿意拿生命賭明天,但阿聯酋沒得選——航空業是這個國家不可替代的經濟引擎,而阿聯酋航空,更是該國花40年打造的名片,一旦全面停飛,代價是這個商業帝國難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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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對隨時可能降臨的危險,阿聯酋當局也做了一些應急準備:據熟悉其防御戰略的人士透露,已經為民航飛行員劃定了狹窄的“安全飛行走廊”,要求空管時刻保持最高戒備,能在幾秒內引導客機避讓;軍方甚至部署了戰斗機,試圖在必要時為客機攔截無人機。
面對“要錢不要命”的指責,阿提哈德航空的女發言人辯護稱:“除非經過全面評估、確認絕對安全,否則我們不會運營任何一個航班”,還強調該地區有“強大的監管和操作紀律”。但對于領空安全的底線問題,阿聯酋外交部卻始終沉默。
目前,Osprey已經對阿聯酋、沙特部分地區、以色列等海灣大部分空域,發布了最高級別的“極端風險”警告——這個評級,和正處于慘烈交戰狀態的烏克蘭、俄羅斯西部空域完全一致(2024年底,一架阿塞拜疆客機就在俄烏邊境被防空導彈意外擊落)。Osprey首席情報官馬特?博里直言:“再完善的應急預案,只要飛機起飛,就是把乘客、機組和機身,暴露在災難性風險中。明天要是真有滿載乘客的飛機被擊落,誰還會假惺惺地問‘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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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機場CEO保羅?格里菲斯接受CNN采訪時,極力安撫公眾,稱機場的威脅檢測和響應能力“非常非常有效”,還強調沖突以來已有超百萬乘客安全過境。但國際航司的選擇,卻給出了相反的答案:達美航空、英國航空、國泰航空等絕大多數頂級外國航司,不僅全面停飛穿越中東的航班,近日還把取消計劃延長到了未來幾個月。
英國南安普頓大學風險科學教授馬里奧?布里托,點出了航空業的致命漏洞:飛機設計、認證有嚴苛的安全標準,但“沖突區飛行到底何為安全”,國際社會至今沒有任何有約束力的共識。“航空安保里,根本沒有清晰的紅線”,布里托解釋,這就意味著,航司只能靠碎片化的政府情報、監管建議、私人顧問信息,自己“押注”——本質上,就是一場冷血的財務計算:一邊是潛在空難的天價賠償、聲譽毀滅,一邊是停飛帶來的巨額收入損失,兩者之間,航司選了后者。
這種“利益凌駕于安全之上”的做法,也讓航司管理層和一線機組的關系降到冰點。采訪機組人員和工會后發現,飛行員們對中東空域的恐懼越來越深。歐洲駕駛艙協會副總裁保羅?路透警告:“越多航司為利益重返戰區,客機被蓄意或誤瞄準的概率,就會呈指數級上升。”
在歐洲,一些航司的機組人員,已經開始行使“恐懼條款”,拒絕執飛危險區域航班;而沒有這類勞工保護的航司,不少機組只能靠“集體請病假”,被動罷飛。
2020年PS752航班慘劇后,遇難者家屬一直推動國際民航組織(ICAO)制定強制性的沖突區禁飛標準,但這些呼吁至今石沉大海。杜斯特謝納斯心中的痛,永遠無法抹去:未婚妻登機前幾小時,兩人還在討論航班是否安全,他當時憑著對航司的信任安慰她:“如果航空公司敢飛,就一定是安全的。”
“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杜斯特謝納斯的話,字字泣血。在資本永不眠的時代,這張帶血的機票,或許就是現代航空業最殘酷的隱喻——為了利益,有人愿意賭上無數人的性命,在導彈紛飛的領空,繼續這場沒有退路的“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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