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前，教士集團究竟想如何統治國家？一文詳解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歷史上，伊朗民族長期遭受來自國內外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民族的各種壓迫，這些壓迫激起頻繁的激烈反抗，近現代尤甚。

伊朗古代長期受外族統治，近現代不少統治者形同列強傀儡，因而形成了伊朗人內心同當局權威逆反的傳統民族心理。伊朗傳統的伊斯蘭教什葉派教義含有追求社會正義、反抗主流教派的迫害、否認世俗政權的天然合法性、紀念殉教者和馬赫迪轉世等思想，往往成為反抗運動或革命運動的意識形態旗幟。

進入現代，來自鄰國的一些政治革命思潮，如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土耳其式的世俗民族主義和在一些中東穆斯林國家流行的伊斯蘭現代主義，成為伊朗各種政治激進主義的另一思想源泉。

1、教士集團內的派別

自從16世紀初薩法維王朝建立以來，伊朗已經有過5個王朝和數十個國王的倒臺，卻沒有經歷一次真正的革命。世界歷史的經驗教訓一再證明，如果革命者不能從意識形態上說服民眾，就不可能動員民眾推翻現存的社會秩序，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簡言之，沒有革命思想，就沒有革命。現在，巴列維王朝的反對者們，尤其是激進派烏里瑪，必須要讓信徒們相信：現實是地獄，我們要建立的是天堂！

由于“什葉派的形成是由于政治上而不是宗教上的考慮”，因此，伊朗什葉派教士集團歷來有著強烈的參政意識和政治獨立性，他們往往把參與國家的政治、實現國家的政治宗教化作為追求的目標。

但十二伊瑪目什葉派教義不是一個統一的宗教信仰，因為每一個仿效的源泉都可以對古蘭經、遜奈和當前宗教事務提出自己獨特的解釋，故而什葉派社團在歷史上一直是多中心的。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朗什葉派教義主要有三種思想流派：傳統主義、現代主義和原教旨主義。

大多數觀點認為，在前革命時期伊朗的什葉派傳統主義思潮在社會上、政治上是保守的。除了在世俗當局通過非伊斯蘭法律或明顯威脅其信仰生存的情況下，傳統主義者一般支持君主制，反對烏里瑪卷入政治。這種立場最突出的代表是阿亞圖拉布魯杰爾迪、米納尼、沙里亞特馬達里、庫米和馬阿什。

從“六月起義”到70年代中期，國王政權一直在尋求這一群體的合作，設法抬高正統派在教界的地位，以抵消原教旨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威脅。一個突出的例證是，1975年，當居住在伊拉克的第一仿效的源泉、阿亞圖拉哈吉姆去世時，國王向沙里亞特馬達里發去唁電，承認其為唯一的仿效的源泉。然而，國王的圖謀未能如愿，為了反擊國王對宗教事務的干預，伊朗境內的86位烏里瑪聯名向流亡伊拉克的霍梅尼發去唁電，推舉他為唯一的仿效的源泉。

當然，正統派烏里瑪也有與政權不和的時候。60年代初，他們中的許多人激烈反對國王的土地改革。后來，當家庭保護法給予婦女在一定條件下要求離婚的權力、國王隆重慶祝波斯帝國2500周年、廢棄伊斯蘭歷法的時候，他們一再向政府表示抗議。由于他們的社會保守性，這些烏里瑪也對西方“背信棄義的文化”在伊朗的擴散深感不安與憤怒。然而，正統派烏里瑪與當局的對抗僅僅限于一些特定的政策和舉措，而不是反對王權制度。

因此，雖然他們也參加了革命運動，但只是在原教旨主義者所煽動起來的大眾運動的壓力下，才被裹挾加入反國王陣營。一且王權被打倒，他們的保守性立刻重新顯現出來。

什葉派現代主義主要是由一些穆斯林知識分子所闡釋的。從60年代初起，一些著名的非教士知識分子深深影響了什葉派政治思想的發展，也加強了什葉派教士與知識分子的聯系，巴札爾甘、阿里·沙里亞提(1933-1977年)是其中的代表。盡管見解并不完全相同，但他們都深信在什葉派教義中可以發掘出所有進步的、現代的思想，以抵消西方在伊朗的文化霸權，結束伊朗人對本土的疏離，保護國家的民族特性和遺產。他們熟練地將一些西方社會的民主思想與什葉派教義結合起來，大聲疾呼改造伊朗社會。

巴札爾甘1905年生于大不里士的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商人家庭，在國內完成中等教育后，他被禮薩·汗政府派往巴黎接受高等教育，1936年作為一名工程師返回伊朗。回國后，巴札爾甘積極參加反王權活動，他是摩薩臺民族陣線中的活躍成員，曾于1939年、1963年因反對新老巴列維國王而兩度被捕入獄。

巴札爾甘認為，伊朗的落后根源不在于西方帝國主義，而在于內部的專制和無知；改造伊朗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什葉派的真實教義來建立一個伊斯蘭政府，當然，與霍梅尼不同的是，他主張這一政府應該由忠于什葉派教義的技術專家而不是烏里瑪來管理。

巴札爾甘“把伊斯蘭教的觀點和詞匯與現代關切相結合。因此，他在與現代專業人員交往中是有效力的，并因為使用烏里瑪的語言，在與伊斯蘭學者交往中也很得體。他長期堅持這樣一個論點：鑒于在伊斯蘭教中宗教與政治的相互關聯性，烏里瑪應當擺脫政治中立，積極卷入政治，以便在伊朗實現伊斯蘭社會的更新。”

由于自己的主張和活動，巴札爾甘在什葉派教士集團和職業中產階級中都有較大影響。20世紀60年代初，他參與發起了一場宗教改革運動，試圖改造“仿效的源泉”制度。他和阿亞圖拉貝赫什提、莫塔哈尼、塔勒喀尼等人一起，提信“仿效的源泉”制度集中化，建立一個法特瓦委員會以解決其中的紛爭；號召“仿效的源泉”特殊化，在財政上擺脫對信徒捐奉的依賴。

巴札爾甘還是伊朗自由運動的創始人之一，這個組織成立于1961年6月，其大部分創始人來自民族陣線上層，包括阿亞圖拉塔勒喀尼、薩哈比和哈桑·納茲赫，巴札爾甘將其政治定位概括為：“我們是穆斯林，是伊朗人，是憲法的追隨者，是摩薩臺主義者。”

該組織拒絕伊斯蘭與政治分離的思想，認為烏里瑪和信徒參與政治是一種宗教責任。在國內，自由運動是人民圣戰者組織建立和壯大的主要來源，也對穆斯林工程師協會之類的伊斯蘭職業組織的建立發揮了作用。在西方國家，自由運動除幫助建立了伊朗學生聯盟外，其成員雅茲迪和卡姆蘭還在美國創立了穆斯林學生協會，這個組織與流亡伊拉克的霍梅尼有直接聯系。

在1979-1981年間曾經占領美國使館444天、制造了震驚世界的人質危機的“追隨伊瑪目路線的學生”，它的一些組織成員就是從就讀于美國、歐洲一些大學的穆斯林學生協會成員中招募的。

2、伊斯蘭革命的理論家

阿里·沙里亞提的影響比巴札爾甘更大、更深。他是20世紀最受歡迎的什葉派思想家之一，也是伊斯蘭革命理論家之一，在1977一1979年的革命示威中，他的畫像常常與霍梅尼并列，可見其在這場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沙里亞提1933年生于一個宗教學者家庭，在馬什哈德接受了大部分中等和大學教育。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由于親摩薩臺活動被捕入獄。1960年前往法國繼續其高等教育，1965年，在巴黎大學完成社會學博士學位后不久，沙里亞提回到馬什哈德從事了一段短暫的教學。

由于其政治行動主義和激進思想，他被解職，之后前往德黑蘭，在那兒他仍然經常發表演講，直到1974年被薩瓦克監禁、隔離。1977年他被迫離開伊朗前往英國，到達倫敦后不久死于心臟病。

沙里亞提的思想受到阿爾及利亞解放運動、古巴革命和佛朗茨·法隆、薩特等人作品的影響，結合了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西方社會科學語言和伊朗什葉派教義，形成了一種革命伊斯蘭意識形態。與巴札爾甘一樣，沙里亞提最關心什葉派教義在伊朗的衰落，他將這種衰落歸之于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之類西方思想的輸人和烏里瑪未能傳播真正的什葉派教義。

他要求重新肯定伊朗的伊斯蘭根源，強調對伊斯蘭教進行徹底的重新解釋，以扭轉伊斯蘭教的倒退狀態，使穆斯林社團恢復活力。

對他而言，反對國王的斗爭與拒絕異質的西方思想不可分割，他強烈譴責“西化癥”：“來吧，朋友們，讓我們拋棄歐洲；讓我們停止這種對歐洲令人作嘔的、愚蠢的模仿。讓我們拋棄這個總是談論人道，而一有機會就毀滅人權的歐洲吧。”

在沙里亞提看來，什葉派是抗議的宗教，是不斷反抗暴政的宗教，是行動的宗教；真正的什葉派教義就是對什葉派第三個伊瑪目侯賽因的信仰，認為侯賽因是殉教者的模范，而殉難則是什葉派教義必不可少的精神。對沙里亞提而言，伊斯蘭教的精髓在于生命的奉獻，“犧牲是歷史的核心”，“時時都是阿舒拉，處處都是卡爾巴拉”。

為了重燃伊朗年輕人的殉教精神，煽動聽眾起而行動，沙里亞提重新闡釋了一些什葉派傳統概念，比如殉難和復臨。復臨本來是指信徒期待隱遁伊瑪目的回歸，但在沙里亞提看來則是：

“相信真主對穆斯林的許諾，相信受難大眾的理想和希望的最終實現，相信終將勝利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取代暴政、不公和欺騙。復臨意味著對現狀說不…甚至消極的復臨也意味著反抗…滿足現狀的人不是在期待…而是害怕未來。”

簡言之，復臨就是否定現狀。

沙里亞提還利用伊瑪目侯賽因的殉難為直接對抗國王提供合法性，激勵人們為保衛什葉派教義而英勇戰斗：

“在我們的文化和宗教里，殉難并不是令人厭惡的、血腥的事故。在其他文化里，殉難被認為是悲劇性的、悲哀的事件，但在我們的文化中，殉難并非敵人強加給斗士的死亡。殉難是一種死亡的選擇，是斗士完全有覺悟、有理性、有意識的選擇。”

雖然沙里亞提的多產期較短，但他的貢獻是巨大而持久的。他充滿激情的演講吸引了大批聽眾，贏得了很多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的追隨。“沙里亞提的作品使得很大一部分世俗知識分子相信在霍梅尼領導下的革命將是一場‘進步'的革命，從而使得他們站在霍梅尼一邊”。

巴札爾甘和沙里亞提都是以筆代劍，有些人則著重于實踐自己的主張，他們是以劍代筆。人民圣戰者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將什葉派現代主義與游擊戰模式結合起來，掀起了一場頗具影響的暴力反抗運動。

人民圣戰者由自由運動的成員尼賈德和莫哈桑創立于1965年，開始主要受巴札爾甘及阿亞圖拉塔勒喀尼主張的影響，但后來逐漸奉沙里亞提的思想為圭臬。人民圣戰者受到1959年古巴卡斯特羅革命勝利的鼓舞，積極籌劃武裝斗爭，派遣一些成員前往黎巴嫩的巴解組織訓練營，準備發動反政府的公開戰爭。人民圣戰者的活動包括出版激進作品、爆炸政府建筑物、搶劫銀行、暗殺政府高官和在伊朗的美國人。由于得到流亡的自由運動、民族陣線、伊朗學生聯盟和穆斯林學生協會的慷慨支持，人民圣戰者在西方頗有名聲。

1975年，在其聲望日隆之時，人民圣戰者卻分裂為伊斯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兩個派別，影響了它的實力和影響。從1975年年中到1979年有兩個人民圣戰者組織，都為反王權斗爭付出過重大犧牲。據統計，從創立伊始到1978年共有103名人民圣戰者成員被殺，其中73人屬伊斯蘭派別，30人屬馬克思主義派別。

20世紀70年代初期，人民圣戰者得到了一些親霍梅尼教士組織的支持。然而，霍梅尼本人從未明確支持過人民圣戰者。霍梅尼回憶到，他在納杰夫的時候，一位人民圣戰者成員試圖接近他，希望他宜布支持反國王的武裝斗爭。霍梅尼對人民圣戰者的代表持譏諷的懷疑態度，因為他懷疑人民圣戰者怎么可能“比我這個最高宗教權威更虔誠，對伊斯蘭更效忠”。

盡管有這一保留，霍梅尼還是耐心傾聽了這位人民圣戰者代表的請求：

“我聽他講了10~20天，沒有給他任何回答。我一直在聽，似乎他就要得到我對他們行動的承認了。我只是聽，沒說一個字，但是當他說我們（人民圣戰者）要開始武裝斗爭時，我說不；還不到武裝斗爭的時候，你們將失去很多資源，將不能實現更多的目標。”

如果說政治無為主義和支持君主制是什葉派傳統主義的特征，借用西方概念對什葉派教義作革命性的解釋是什葉派現代主義的特點，那么，積極的行動主義和鼓吹法基赫的直接統治就是原教旨主義的標簽。這種原教旨主義的最終目標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烏里瑪的領導下，重建曾在先知和伊瑪目阿里時期短暫存在過的政體，貫徹伊斯蘭法。

什葉派原教旨主義，在當代伊朗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06-1911年期間的魯尼，但在前革命時代的伊朗，它僅僅是一小部分烏里瑪的觀點。雖然在伊拉克的霍梅尼曾提出這樣的主張，但在前革命的伊朗沒有任何地下或公開的政治組織發出聲明，鼓吹烏里瑪的直接統治。什葉派原教旨主義僅僅是在推翻王權和原教旨主義者與其他政治力量的激烈權力斗爭之中，才作為一種主導意識形態出現的。

3、霍梅尼的主張

伊朗什葉派原教旨主義思想的最杰出代表當然非霍梅尼莫屬。1943年《揭露秘密》一書的出版，是霍梅尼首次公開對巴列維王朝的正面攻擊，也展示了他的反叛個性。與當時流行的什葉派無為主義觀點相反，這本書充滿激情地要求烏里瑪參與政治，以拯救伊朗和伊斯蘭。

在書中，霜梅尼甚至暗示烏里瑪應該實行統治，但此時霍梅尼對烏里瑪的“統治”范圍還是有所限定的：“統治權必須屬于法基赫并不是意味著法基赫應該成為國王、大臣或軍隊統帥…而是說法基赫應該能夠監督伊斯蘭國家的立法和行政部門。”

20世紀60年代初期，盡管激烈反對巴列維政權的一些舉措，如給予婦女選舉權、推行“白色革命”、與以色列來往密切、對美國低聲下氣等等，但霍梅尼的本意在于向國王提出善意忠告，以督促其回歸正道。

雖然也曾直接攻擊國王本人，但霍梅尼那時并未譴責君主制統治秩序，也沒有將烏里瑪抬升到隱遁伊瑪目合法繼承人的地位。

60年代末開始，霍梅尼進一步發展出了原教旨主義的理論學說，倡導宗教政治化的思想原則，強調宗教應當超越信仰的范圍而走進政治領域，將宗教視作反對君主制度、獨裁專制和西方主宰的政治武器。

流放的霍梅尼不斷從伊拉克偷運回數不清的布道錄音，說“白色革命”“企圖把殖民文化傳布到最遙遠的城鎮村莊，毒化本國青年”。他認為，世俗統治與經訓闡述的原旨教義不符，君主制度背離早期伊斯蘭教的歷史實踐，“伊斯蘭教與君主制的全部觀念存在根本的對立”，只有推翻世俗化的君主制度，重建教俗合一的神權政治，才能保護“被剝奪者”的利益，實現社會秩序的平等和民主。因而，霍梅尼倡導建立一種烏里瑪代表伊瑪目統治的伊斯蘭政府。

霍梅尼對王權的詛咒之聲吸引了無數心存不滿的伊朗人，一切不滿現實的人群都開始向霍梅尼匯聚。什葉派教義和君主制不可調和的大膽宣言，為霍梅尼在國王反對派中贏得了特別的尊崇地位，加強了霍梅尼作為國王最直言不諱的反對者和宗教革新者的形象。

最重要的是，它給予反抗國王的行動以宗教合法性。原教旨主義者成功地保留了革命言辭上的現代形式，卻以鮮明的傳統主義方式更換了革命的內容。

隨著外國平民、軍事技術人員以及外國商品的大量涌入，國王對于外來西方文化的推崇與霍梅尼對伊朗傳統文化的堅守形成了鮮明對比。在伊朗人眼里，霍梅尼真正體現了伊朗的傳統和特性，絲毫未受陌生外來文化污染，他的形象無比純潔、偉大。

在1978年9月的第一次大規模和平示威期間，游行隊伍中的一位婦女被自己剛剛體驗到的民族團結和民族特性所感動，淚流滿面地高呼“處死國王，霍梅尼萬歲”，她說是霍梅尼使她重新發現了自己的伊朗人身份。同樣在這次非同尋常的活動中，民族陣線領導人桑賈比也很快就發現了自己的“伊斯蘭身份”，感言示威游行期間“不再有個我，只有我們”。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巴列維政權也曾助過霍梅尼一臂之力。1975年的阿爾及爾協定暫時結束了伊朗與伊拉克之間多年的政治敵對和領土爭端，大大便利了流亡中的霍梅尼與國內信徒的聯絡。因為兩國間可以相對自由地旅行，成千上萬霍梅尼的忠實信徒現在可以輕易去納杰夫拜見他，再帶著他的聲明和布道錄音帶返回伊朗，這樣就復活了霍梅尼在1963年“六月起義”時建立的網絡。

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巴列維政權已經陷入重重危機。巴列維所推行的世俗現代化運動使其完全處于傳統勢力的對立面，王權專制也堵塞了新生中產階級政治參與的一切通道，招致這一新生勢力的猛烈抨擊。巴列維政權唯有在政治高壓之下，乞求快速的經濟增長來收買民心。

然而，繁榮的結果是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突然的經濟下挫更是加重了民眾的普遍不滿。西方式現代化道路既損害了王權的合法性基礎，更導致了社會整體的心靈異化、精神危機，民眾紛紛回歸宗教尋求心靈的庇護所，各種勢力也就因勢利導扛起了伊斯蘭的反叛大旗。王權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伊朗的革命形勢恰如一只不斷充脹的氣球，處于爆裂的邊緣。

此時，來自外部的壓力非但未能開啟一道宣泄的閥門，反而像鋒利的針尖扎下來，引起了猛烈的爆炸。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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