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國經濟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以下內容轉載自“新結構經濟學導論”公眾號2024年9月19號文章推送。

▍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20世紀80年代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搞的是計劃經濟，所以當時的經濟學研究主要圍繞計劃經濟展開。但我們的計劃經濟搞得沒有蘇聯徹底，因而計劃經濟學研究也沒有取得蘇聯所取得的成就。蘇聯人研究計劃經濟學，產生了康托羅維奇這樣能夠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那個時候，中國經濟學的主流是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是分析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關于未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其實講得很少，他自己有一種知識分子的警覺——不要過多地預測未來。當然，馬克思有自己的一套科學社會主理論，但這也是在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基礎上做的一個外延推演。

但是，怎么去搞社會主義，怎么去搞共產主義，馬克思說得很少。所以，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研究的實際上都是新的東西：一方面是為經濟計劃的制訂做一些研究工作，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集大成者應該是蔣學模的《政治經濟學》，我們那時候學習就用這本書做教材。這本教材出了14版，總計印刷近2000萬冊，在教科書領域是一個紀錄。

改革開放引進市場經濟，那就需要一個和市場經濟相匹配的經濟學。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們就開始引進這樣的經濟學。我聽周其仁老師講過，他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專門跑到北京大學來聽陳岱孫、胡代光、張培剛、厲以寧這些老先生講課。他們辦的西方經濟學講習班在辦公樓禮堂講課，這個禮堂可以坐800人，每次都擠得滿滿當當。陳岱孫和張培剛兩位都是留學歸來的，他們重新來講西方經濟學；胡代光和厲以寧長期研究西方經濟學，但在1978年以前屬于小眾。四位先生開講西方經濟學，使得西方經濟學在中國普及起來。

整個20世紀80年代，我們只學會了西方經濟學分析問題的方法，還遠遠談不上應用這些方法去做嚴謹的研究。也就是說，我們主要還是用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思路來研究中國的問題。

在這方面，我們就必須提到當年的發展組。發展組就在北京大學招待所里面辦公。發展組能夠成立，兩個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個是鄧力群，另一個是杜潤生。鄧力群的兒子鄧英淘是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的學生，參與了當時年輕人之間自發的討論。他回去把這些討論告訴了父親鄧力群，鄧力群認為，這些年輕人是好苗子，不能讓他們走歪了，得把他們組織起來。然后這個工作就落到了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在黨內掛農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就是著名的九號院。主任是杜潤生先生，他從另外一個渠道也讀到了那批年輕人寫的東西。杜老先生把這些年輕人凝聚在一起，成了這些年輕人的精神領袖。我們今天能記住的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除了鄧英淘英年早逝，周其仁老師、宋國青老師，還有王岐山、陳錫文、杜鷹、王小強等，他們早期都參加了發展組。發展組的成員主要是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年輕學生。后來，在發展組的基礎上建立了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和農村發展所（簡稱發展所）。體改所研究體制改革問題，發展所研究農村問題。

CCER的根，就是發展所和體改所。林毅夫老師從美國回來之后當了發展所的副所長，周其仁老師是發展所的精神領袖，黃益平老師、沈明高老師也都在發展所工作過，我自己是在發展所寫的碩士論文。王岐山是發展所第一任所長，后來陳錫文接替王岐山，他們倆都是很好的管理者。還有杜鷹，他后來也當了發展所的副所長。我們國發院2021年搬到承澤園來，陳錫文和杜鷹都出席了開園慶典。在體改所那邊，有張維迎和宋國青兩位老師。這兩個所后來都被其他單位吸收了，在CCER這里，保存了一個火種。這是國發院能夠扎根中國做問題導向研究的一個重要歷史淵源。

在我的記憶中，20世紀80年代是火紅的年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時候很多東西都是新的。經濟學也是全新的內容，搞市場經濟總得有新的分析方法。當時經濟學界的主導力量主要是體改所、發展所，還有中國社科院的經濟所，以及陳元發起的北京市青年經濟研究會。我們今天能想到的響當當的人物，在當時都是學者。

那么，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學研究有什么特點呢？簡單來說，第一個特點就是接地氣。那時候的風氣是做深入調查，有了問題就去調查，回來后寫調查報告。因為我關注發展經濟學，尤其是農村問題，所以當時讀周其仁老師等人的文章就多一些。當時讀他們寫的調查報告，可以說是心潮澎湃，他們總是一點一滴地去分析，能夠了解中國真正發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個特點是直接參與改革。當時的研究成果能夠直接到達政策層面。我們前面談到過雙軌制價格改革，作為莫干山會議的成果被中央文件直接采納。大家可以去讀周其仁老師的回憶文章，能夠更詳細地了解當時的情況。

雖然在計劃經濟時代一些經濟學家也會直接參與政策制定，但那時候只有很高層次的，像孫冶方、馬洪這樣的老資格的經濟學家才可以參與。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不再論資排輩，年輕人開始參與了。這當然和我們搞市場經濟有關系，需要有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學。

老一輩的經濟學家當中，轉型最好的是吳敬璉老師。他是1930年生人，改革開放時已經近50歲了，但是老先生還出國去做訪問學者，英語不行就學英語，回來后就轉變了，成為我們國家市場經濟改革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他有個綽號，就叫“吳市場”，因為他主張市場化改革。

厲以寧老師的轉型也很成功。早期因不能教書，他就去做圖書管理員，當時有很多的機會讀外國文獻，于是他自學了很多西方經濟學的知識。兩位老先生都是特別值得尊重的知識分子。他們兩個人，一個叫“吳市場”，一個叫“厲股份”，改革思路不同，好像總是在爭論，但是棋逢對手、惺惺相惜，他們的爭論是最高層次的那種爭論。我覺得老一輩當中有這么兩個人，也是我們這些當時的年輕學者和學生的幸運。

第三個特點是和年輕學生結合特別緊密。體改所有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三所大學研究生的講習班，大家自己報名，報了名就可以去。我當時就報名了，好像也沒人審查，直接列上名單，然后我就可以去參加活動。這個講習班有不定期的講座，主要是體改所和發展所的人來給我們講。

除了辦講座，體改所還鼓勵我們學生去調研。1988年暑假安排我們去全國各地調研，當時是體改所的辦公室主任帶我們去的，但交代完事情之后她就走了，所以我們就自己跟著當地體改辦的人員下去調研，回來要寫報告。這是非常鍛煉人的。

總的來說，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那時候的中國經濟學主要還是通過實地調研產生成果，參與到改革的討論之中去，很多改革都是經濟學家直接提意見，最后形成政策。

到了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普遍的下海潮，經濟學沉寂了一段時間。1994年，CCER正式成立。我一直強調，我們國發院和CCER的根有兩條主線，一條是20世紀80年代的體改所、發展所，另一條是留美經濟學會。在我們CCER的創始人當中，林毅夫老師和張維迎老師，一個是在發展所，一個是在體改所，而海聞老師和易綱老師都當過留美經濟學會的主席。這兩條主線的結合也決定了我們CCER的基因——用嚴謹的學術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

20世紀90年代，CCER給中國的經濟學教育（特別是經濟學的研究生教育）樹立了標桿，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我們引進了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生教材和教育方法。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下子就把我們的研究生教育的水準提高了很多。現在基本上主要大學的經濟院系的博士項目都在教“三高”，這就是我們給樹立的標桿。

其次，在本科生教育方面，我們開創了北京大學的雙學位項目。這個影響也很大，現在很多學校也有了雙學位項目。國發院從2016年起開始有自己的本科生，從北京大學一年級的同學中間選拔，是一個以經濟學為基礎的博雅教育項目，希望能夠在經濟學教育領域再走出一條新的路子來。

最后，我們還編教材。這方面海聞老師功不可沒。他編了一套中級經濟學的教材，給本科生用，這套教材影響也很大，我現在還留著。然后，他還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梁晶老師合作翻譯國外的教材，我也參與了其中好幾本的翻譯。翻譯是非常艱辛的事情，但影響也是很大的。

所以在經濟學界CCER的名氣很大。后來清華大學也出了一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復旦大學也出了一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不過后來張軍老師把它改成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還有山東大學黃少安老師那邊，以前也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在改成經濟研究院。這都說明CCER的牌子是得到大家認可的。

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學又發生了一些變化，主要是海歸學者越來越多，海歸創辦的機構也越來越多。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我們主要還是在引進的話，那到了21世紀，就是在消化吸收，然后做研究。我們現在已經把人家的那套方法給消化了。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海歸創辦的機構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CCER也接著做了一些工作。一個是出版《經濟學（季刊）》。前面說過，林老師讓我這個博士畢業才五年的年輕人做主編，我當然要賣力干。我利用自己的人脈和CCER的影響力找名家寫文章，楊小凱、田國強等人都給雜志寫過文章。我們是不付一分錢稿費的，這些名家能捧場，令人感動。《經濟學（季刊）》采取當時國內還很少見的匿名審稿制度，審稿周期也比較短，很快就受到學界（特別是年輕學子）的青睞。當時《經濟學（季刊）》沒有刊號，能夠獲得這么多的投稿，實屬不易（在林老師的幫助下，《經濟學（季刊）》在創刊近十年之后才終于獲得刊號）。《經濟學（季刊）》在經濟學界成為僅次于《經濟研究》的重要學術刊物，對于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另一個影響非常大的事情是我們趙耀輝老師和加拿大溫尼佩格大學董曉媛老師合作的“中國女經濟學者研究培訓項目”。我覺得這是福特基金會在中國最好的資助項目之一。這個項目持續了10多年，培養了一大批女經濟學家。

海聞老師還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在2001年創立了中國經濟學年會。這是完全由民間發起創立的年會，沒有太多的組織，僅僅有一個年會秘書處，靠年會的會費維持，但對現代經濟學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早期，把高校經濟學院系聯合到一起，推動了經濟學研究和教學。海聞老師做了20年的年會理事長，2021年我接任。如果說在海聞老師的領導下，年會推動了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那么我接下來的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經濟學界提高設定議題的能力，為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貢獻力量。

▍中國經濟學家為經濟學發展做出的貢獻

過去30年，中國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一些比較顯著的貢獻。我覺得主要有以下幾個。

第一個貢獻是對于經濟轉型的研究。我在前面一直說，一個偉大的理論，一定是對所處時代的一個回應。我反復強調這一點，就是覺得我們的年輕學者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20世紀90年代，我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轉型，而且，這一問題不光發生在中國，在東歐、蘇聯也都發生過。關于這一問題，林毅夫老師、周其仁老師、張維迎老師、樊綱老師等國內學者都做了很好的分析。海外華人學者當中，錢穎一和許成鋼兩位做了很好的研究，他們在制度經濟學方面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到2000年初期，這股熱潮就過去了，但在中國經濟學歷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筆。

第二個貢獻是關于財政分權的研究。這個領域的影響是持久性的，主要的貢獻是錢穎一老師和許成鋼老師做出的。兩位老師是中國人里理論研究做得最好的，他們能把中國的現實問題進行高度抽象，然后發展出理論問題。我們那篇AER文章的發表用了15年，他們有一篇發表在《公共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PE)上的文章，基本上貫穿了他們整個學術生涯。我跟許成鋼老師聊過，我說你們這篇文章好像一直在寫，20世紀90年代末就有一版發表在《歐洲經濟評論》(European Economic Review)上。他說比這還要早，他們在哈佛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這個想法，然后一直在討論、在改進，后來羅蘭加入他們的寫作。也就是說，這篇文章是他們二三十年學術生涯的結晶。

財政分權是所有國家都要面對的問題，錢穎一和許成鋼在這方面做出的貢獻，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許成鋼在《經濟文獻綜述》(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EL)上發表過一篇講中國財政分權的綜述文章。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榮譽，因為在JEL上發表文章是受邀的，它不接受投稿。一定是編輯和作者聯系好了，所以，受邀為雜志寫綜述一定是對學者在這個領域貢獻的認可。直到今天，中國學者還在沿著財政分權開辟的方向做很多研究，很多外國學者也對其他國家進行了研究，所以，錢穎一和許成鋼當之無愧地獲得了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的第一屆中國經濟學獎。

第三個貢獻是發展戰略研究，這主要是林毅夫老師的貢獻。我覺得林老師最大的貢獻是在發展政策方面，理論方面他還在完善。他關于發展政策的討論，已經一石激起千層浪。特別是在林老師做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期間，他對整個發展經濟學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對國際援助機構的影響更大，林老師重新提出在做國際援助時應該關注的問題。他重新定義了結構主義，提出不同發展階段的戰略選擇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提議的意義在哪里？發展經濟學從舒爾茨起就主要關注微觀機制，宏觀發展經濟學已經讓給了宏觀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家主要在做微觀研究，所以國際援助也從宏觀的視角（比如援助基礎設施建設）轉到微觀的視角（比如援助教育、醫療衛生、社區發展等）。后來，班納吉夫婦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因為他們做的是微觀發展問題研究。而林老師把宏觀發展經濟學重新提了出來，強調需要關注國家層面的戰略選擇問題。而且，他再次把產業政策拉回到經濟政策的討論范疇中，引起了很大反響——當時產業政策在世界銀行里已經沒有人討論了。我現在是國際經濟學會的理事，發現我們學會在重新討論產業政策。林老師在十幾年前提出產業政策問題，是很有遠見的。

第四個貢獻是關于官員激勵的研究。這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因為只有中國有一套特點鮮明的官員選拔體制。開創官員激勵研究的，應該說是李宏彬、周黎安和他們那篇在JPE上發表的文章。在他們之前曾有人寫過類似的文章，但是發的期刊不太好，影響不大。

讀這篇文章的引言會發現，李宏彬和周黎安的思路是沿著財政分權這支文獻展開的，他們把錢穎一的財政分權理論作為一個靶子，認為只考慮財政分權是不夠的，還得說明官員的激勵問題。當然，這兩個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沒有分權就沒有激勵。過去這十幾年里，沿著這支文獻做研究的人不少，所以，李宏彬和周黎安對經濟學做出了貢獻。

我自己現在很多時候也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但主要不是研究激勵問題，而是考慮官員的人力資本問題。人力資本是舒爾茨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研究人力資本的文獻浩如煙海，但很少有人研究官員的人力資本。然而，官員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不光是在中國，在世界各地都是這樣的。官員的一個決策，可能讓國家的經濟增長提高一兩個百分點，也可能讓國家經濟倒退一兩個百分點。我和合作者研究官員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影響官員的升遷。我們的研究也證實，中國的官員選拔體制具備選賢任能的特征。

政治學和經濟學的一般觀念認為，官員的主要問題在于問責，只要有紀律（制度），把官員管住就可以了。中國的官員晉升經驗告訴我們，制度不光要管住官員，還要能激勵官員做正確的事情，要給他們正向的激勵。中國官員選拔體制給了我們一個大試驗田，讓我們可以去做這些研究。這些研究也是有世界意義的，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像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機構，總是強調先把制度建設好，把官員管起來；但從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有些官員根本沒被管起來。我們要把思路反過來，不光關注如何管住官員，還要想如何激勵官員，讓官員去做正確的事情。

以上就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學家對現代經濟學所做出的一些貢獻。比起歐美國家的經濟學家，我們的貢獻相對較小，但畢竟我們已經起步了，能夠從中國的特殊經驗里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如果年輕學者都加入這個隊伍，假以時日，我們一定能夠建立屬于自己的經濟學。然而，當下的中國經濟學界，這樣的動力似乎是不足的。

▍當下的中國經濟學

我們看到，本土的中國學者在海外發表的文章質量越來越高。過去，中國本土學者能在國外前五名的雜志上發表論文的，主要也就是林毅夫老師，他在AER和JPE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但現在，我們經常會看到中國本土學者在這些雜志上發表文章。然而，在這些發表的文章里，中國人自己設立的議題很少，或者發表之后沒有人跟隨，沒有形成一個系列研究。這和歐美有很大的差別，在那里，知名學者的文章發表之后，總會有人跟上，最后形成“潮流”。中國本土學者的發表水平確實上去了，但是，多數文章還停留在模仿的階段。當下的中國經濟學，需要改進的地方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經濟學者如何學會設定自己的議題。

林毅夫老師在1995年《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的時候，提出中國的經濟學或者說社會科學應該做到“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到現在已經快30年了，我覺得我們在規范化和國際化這兩方面已經做得比較好了，但在本土化方面做得不是太好。什么叫本土化呢？我的理解就是要設立自己的議題。沒有自己的議題，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經濟學，只能是跟著別人跑——別人做點什么，我趕緊拿中國的數據去復制一下。這種研究也能發表，有時候也能發表到前五名的雜志上，因為中國問題大家都比較關注。那有些人就會有投機心理，外國人愿意看什么樣的文章，我就寫什么樣的文章，發表得又快又好，但這樣是沒辦法建立中國自己的經濟學的。

這是很可惜的，因為當今這個時代是中國變化最快的時代之一。

當今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不能坐在金山上挖煤”，這是林老師一直提醒中國經濟學界的。可現實是，我們好多學者都是坐在金山上挖煤，他們掌握了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然后不管腳下的金子，就開始去挖煤，因為煤更好挖。在他們看來，能發表就行，不管這個題目有沒有意義。我覺得，這樣下去中國經濟學會走入死胡同。

中國是個大國，中國有自己的問題，我們要有雄心。美國人說美國是山巔之國，但中國也不是低洼之國，而是一個有著綿延不絕五千年文明的國家。我們現在也應該有自己的雄心壯志，要有自己的經濟學。經濟學研究方法不分國度，但是問題一定是分國度的。其實到了今天，你會發現連自然科學都有國界了，更別說經濟學了。至少你研究的問題，得是中國的問題、中國關注的問題。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學生說（也跟年輕學者說）做學問好與壞，在我這里就是兩個標準：第一，對中國是不是有用；第二，對學術進步是不是有用。

所謂對中國是不是有用，就是你的研究對于解決中國的問題是不是有用，對于理解中國是不是有用。為什么要這樣要求？一方面是中國的經濟建設需要經濟學者的理性建議，另一方面是經濟學研究作為一種志業的要求。把經濟學當作一種志業，就不能停留在旁觀者的位置，而是要關注所研究的對象，身臨其境地、感同身受地去研究所研究的對象，并找到改進或理解的辦法。另外，經濟學家不是單純的政策研究者，經濟學家要對經濟學的學術進步做出貢獻。當然，同時做到關注現實和對經濟學做出貢獻很難，但還是值得經濟學家去嘗試。

除了議題設置的問題，當下的中國經濟學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專業化和問題意識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和前面的問題是一脈相承的。因為美國的學術劃分得非常細，專業化很強，絕大多數美國經濟學家研究的都是很小的問題。當然，美國的好雜志其實也不鼓勵做這種問題的研究，像AER這樣的雜志，還是鼓勵問題導向的研究。

在這一點上，其實在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好的雜志都不愿意看到學者做“大炮打蚊子”的研究。大炮看起來好像既雄偉又精密，但最后打到的卻是一群蚊子，純屬浪費。

但是我們也要承認，這里的確有些張力。如果要把問題研究得很細致符合經濟學的要求，那就必須要深、要專，但在這個過程中，問題意識可能就要失去一些。所以，我現在作為中國經濟學年會的理事長，就要把舞臺讓給年輕學者，讓他們來討論這件事。2021年在西安開年會，就專門有一場年輕學者之間的討論，討論怎么來做學問。我發現特別有意思，參與討論的有本土派學者，如復旦大學的陳釗、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徐現祥，還有海歸學者，如清華大學的陸毅、中國人民大學的陸方文以及我們院的雷曉燕。前兩位海歸學者強調如何去發表，按照發表的要求就是要專業化；國內培養的本土派學者強調問題很重要，認為最終還是要回到研究問題上來；雷曉燕在中間，說這兩個方面不矛盾吧，我們都能做到。我覺得這樣的路徑是對的，要把問題意識擺在前面，然后用專業化的方法來分析，這是可以做得到的，張力是可以彌合的。

第三個問題是學術和政策以及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就是說，學者要不要走出象牙塔，要不要關注政策、關注社會？很多人被美國的經濟學家所迷惑。比如盧卡斯拒絕擔任政府的任何職位。以他的資歷，去做美聯儲主席都行，但他拒絕，說我不去，我就是做純學術研究的。所以，在中國學者的印象中，美國的學者不太關心政治和政策，一心做學術研究。但這實際上是錯的。美國高層級的學者，絕大多數人都在關注政策。像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這三所大學里的教授，他們非常關注政策。他們是咸水派，因為這幾所大學的位置靠海近。但即使是淡水派學者（五大湖地區大學里的學者），其實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是經常參與政策討論的。比如赫克曼，他是搞計量經濟學的，按理說他完全可以躲在書齋里，可是過去十幾年他在關注什么問題呢？幼兒發展問題。這在美國是一個大問題。為什么呢？這要從種族說起。美國在黑人社區投入了很多錢，但最后發現好像沒什么用。比如，美國在黑人成人職業培訓方面花了很多錢，但沒有起到顯著的作用。最后，研究者發現，還是得從小孩抓起。所以，赫克曼就開始研究兒童的心理發展、能力發展。其實中國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斯坦福大學的羅斯高是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專家，研究深度遠超很多中國自己的學者。他的發現觸目驚心：許多農村孩子之所以到初中就學不下去了，是因為他們在三歲以前智力開發不夠。這種研究有強烈的政策含義。

在美國，好的經濟學研究都具有強烈的政策含義。我是在威斯康星大學農業與應用經濟學系讀的博士，那里的教授們的研究和政策高度相關。10來年前，有一位華裔老師研究乙醇汽油。乙醇汽油是從玉米里提煉出來的，因為當時金融危機剛過，油價特別高，全世界都開始搞乙醇汽油。但是，搞了乙醇汽油后玉米價格就猛漲。那位老師的研究測算了乙醇汽油能為美國節約多少能源、使汽油價格降低多少。農民組織知道這個結論之后高興得不得了，把這個研究結果印在華盛頓的公共汽車上面做廣告。至于威斯康星大學經濟系做宏觀研究的老師，參與政策討論的就更多了。他們一有空就滿世界飛，去開會，很難約到他們。

我覺得學者參與政策研究，對自己的研究是一個刺激。你不參與政策討論，慢慢就沒有題目可做了，因為你不知道什么題目才是好題目。經濟學還是一個入世的學問，不能像人文學者一樣，天天待在自己的書齋里頭就行了——其實我認為人文學者也不應該那么做。我們中國的很多人文學者，因為主要待在象牙塔里做學問，根本不知道底層老百姓的邏輯。這樣做出來的東西不是飄在空中的嗎？做政策研究、參與政策討論可以拓展我們的科研視野，而且科研做得好，在政策界發言也更有分量，自然也會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和社會接觸也是一樣的，這與做學問是互補的。一方面，學者向社會公眾介紹自己的科研成果，會給社會傳遞一個正能量，啟迪民心，這是學者的一個責任。另一方面，學者在跟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可以了解民眾是怎么想的，然后就知道社會問題在哪里。比如我參與了關于中考分流的討論，才更多地知道老百姓的想法是什么樣的，自己也有了長進。

目前學術界有一個不好的傾向，就是很多年輕學者縮回書齋里，不關注現實問題。這當然和升等壓力有關系，因為升等考核文章發表數量，所以大家就悶頭專心于發表文章。

▍中國有哪些值得經濟學家研究的問題

中國目前還是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的。我覺得主要有這么幾個領域。

第一個領域是政治經濟學。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結合緊密，幾乎所有的經濟問題都牽涉政治因素。這是許多國家沒有的現象。現在，新政治經濟學有取代新制度經濟學的趨勢。新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有政治和經濟接觸面上的現象，中國的新現象多，又有特殊性，所以我認為是最容易做出成果的。而且，這個問題也涉及關于制度的爭論。現在國際上很多學者，包括阿西莫格魯這樣的明星經濟學家，他們在寫文章和著作的時候，雖然不能說是在詆毀中國的制度，但至少是把中國的制度看作一個不可能長期成功的制度。阿西莫格魯明確提出兩種制度分類，一種是攫取型制度，另一種是包容型制度，中國在他的分類里是攫取型制度，不可能支撐長期發展。但我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成績該如何解釋呢？我認為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在這方面做出回應。

第二個領域是宏觀經濟學。中國其他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基本上能跟上國際的腳步，但宏觀經濟學卻是掉隊的。最近發表的幾篇文章比較好，但這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是比較特殊的，本質上也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比如，美聯儲和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基本能夠做到比較獨立，但在中國中央銀行是歸政府管的，最后的決策考慮的就不只是經濟問題、金融問題了，而需要有一個全面的考慮。所以，我們可以考慮建立宏觀-政治經濟學，這個方向目前還沒有人明確提出來過。如果能建立起宏觀-政治經濟學，不僅對于研究中國有價值，而且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價值。所謂的央行獨立性，也是有爭論的。斯蒂格列茨就提出過反對意見，認為貨幣政策不能完全只是央行的事情，因為它還牽扯就業等問題，不應該是個獨立的問題。我們看到，在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期間，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之間有很多默契的配合。所以，美聯儲是完全獨立的嗎？很難說。

中國就更是這樣，除了中央這一層，地方政府也很重要。有學者研究金融加速器問題，提出房地產行業是個金融加速器，因為它制造了很多資產，而資產可以變成抵押物，有了抵押物就又可以制造貸款，所以，房地產價格的提高就有了金融加速作用。在中國，地方政府也是個金融加速器，因為它有很強的信用，所以，一家公司拿到政府的采購合同，就可以去貸款。我在我們家單元的電梯里看到一個廣告，一家銀行推出一個“政采貸”項目，就是允許企業拿政府的采購合同作為抵押物獲得貸款，最高可以貸1000萬元。這樣，政府資產的增長就有了金融加速作用。地方政府在中國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它們的擴張和收縮對于中國宏觀經濟具有明顯的作用，值得中國的宏觀經濟學家去研究。

我們的國有企業其實也是金融加速器。關于中國法治和經濟增長的一個謎：中國的法治弱，那為什么中國的經濟還能運轉起來？我們的故事是，中國金融發展是不完整的，國有企業可以輕松拿到貸款，但私有企業要有很多的抵押物才能拿到貸款。國有企業拿到貸款之后，很多錢又進入了灰色地帶，如后來出現的影子銀行，轉貸給了民營企業。法治弱，反而有利于國有企業把貸款轉貸給民營企業。雖然這是中國特殊的制度安排下的產物，但我覺得有世界意義，一是讓外國人知道中國的宏觀經濟是如何運轉的，二是從一個新的角度認識影子銀行的作用。所以我認為，在中國研究宏觀經濟學必須考慮政治經濟學問題，這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學沒有做好的地方。當然，這和宏觀經濟學家接受的訓練有關——宏觀經濟學習慣把制度設定為外生給定的，而這正是中國需要解釋的東西。中國的宏觀經濟學家需要打破制度的黑箱，發展宏觀-政治經濟學，這樣很可能有所創新。

第三個領域是老齡化。日本在老齡化的過程中，沒有產生任何有影響的經濟學成果，因為日本人不善于提出理論。較著名的日本經濟學家多在美國，而且他們研究的也都是非常技術性的問題，其實就是數學。這和他們的學術傳統有關，注重描述問題，而不是提出理論。我認為我們不能停留在日本那個層面。中國從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現在已經接近中度老齡化階段。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產生了什么影響？在未來一二十年里還會帶來什么影響？而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將未富先老，研究中國的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世界意義。我們國家自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但我們的經濟增長直到2012年都沒有減速，而后面的減速可能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主要是結構調整和資本積累的邊際回報率下降造成的。這里，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研究。

第一個是儲蓄率問題。中國老齡化后，儲蓄率沒有很快降下來，2010年達到頂峰。自21世紀初以來，20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開始進入老年，但我們這些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進入壯年，儲蓄率達到最高。這可能是維持中國高儲蓄率的一個原因。另外，中國還處在上升期，也會推高儲蓄率。

第二個是教育的作用問題。教育質量越來越高，教育回報率也越來越高，這可以很好地彌補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損失。

第三個是消費問題。在日本，老齡化的一大影響是消費嚴重不足，因為老年人的消費很少。日本央行為了刺激消費和投資，把利率壓低到負數，也就是說，你到銀行去存錢，非但不能得到利息，還要給銀行錢。可是老年人非但沒有減少儲蓄，反而增加了儲蓄，因為利息沒有了，他們未來的收入就會降低，所以他們需要存入更多的錢，以備未來之需。而中國，未來還有至少1.5億人要進城，會帶動消費。

第四個領域是企業家的產生機制。對于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問題，發展經濟學根本沒法研究，這個問題就是：企業家是怎么產生的？的確，能否成為企業家，和一個人的秉性有關，而這不是經濟學家能夠研究的。但是，經濟學家應該研究有利于產生企業家的條件。在這方面，張曉波老師的產業集群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產業集群這個問題在發達國家首次出現已經是20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它們的經濟學家很少研究這個問題。而中國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村工業化，我們要研究產業集群是怎么形成的，起什么作用。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孕育企業家。在一個縱向的產業集群里，龍頭一般是一個做貿易的公司，它接受訂單，采購原材料，然后把制造過程發包給不同的家庭，形成產業鏈。

我想再次強調，最終被人記住的理論和研究成果，一定是對時代最重要的問題的回應。中國經濟學家應該關注中國當下最重要的問題。

▍五、中國經濟學能夠形成中國學派嗎

建立經濟學的中國學派，這個目標非常宏大，但目標再宏大，最終還是要回到如何落地這一問題上來。現在國內談目標的人遠多于談落地的人，不是好現象。如何落地呢？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發展設立自己的議題的能力。設立了議題，大家持續去做，不斷交流，最后形成一個學術共同體，慢慢地別人就能聽到你的聲音，最終才能形成一個中國人自己的經濟學派，或者也可以稱作中國學派。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已經意識到了議題設定這個問題，不過，對于怎么推進，又感到很茫然。特別是年輕學者，我和他們交流的時候發現，他們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推進。我認為癥結還是我們的年輕學者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不夠、參與不夠。他們一方面焦慮于自己做不了現實問題研究，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多參與對現實問題的討論，覺得這些討論的水平太低，也不愿意寫面向公眾的文章，覺得那是浪費時間。他們沒有意識到，其實經濟學家可以從政策討論和與公眾的互動中吸收很多東西，促進自己的進步。我認為我們的年輕學者要改變自己的觀念。

另外，在中國的大環境下，就像上文所說的，幾乎所有的經濟問題都牽涉政治因素。所以我認為，如果經濟學家能夠創立真正的中國學派，那一定是在政治和經濟的交叉面上。如果我們的年輕學者想在國際經濟學界占有一席之地，就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而且，經濟學家一定要多做正面的研究。什么叫正面的研究？就是解釋中國為什么成功的研究。只有研究中國是如何成功的，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學派。總是研究政治干預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是不行的，并不是說這個問題的導向是錯誤的，而是因為這個問題很多學者已經研究了無數遍，不太可能出新的成果。世界就是如此運轉的，美國的政治也干預經濟。美國對華實體清單上的中國實體都受到限制，美國企業不能和它們有往來，這對美國企業的效率肯定有影響。比如，芯片行業60%的市場都在中國，美國的芯片企業沒有了中國市場注定不可能跟上芯片行業發展的步伐。所以，再寫文章去討論政治對經濟效率的負向影響沒有多少新的價值，有貢獻的研究應該告訴我們，在中國的背景下，哪些政治因素非但沒有阻礙經濟增長，實際上還推動了經濟增長。這并不是為政府干預市場做辯護。市場本身具有缺陷，所以政府必須參與進來，對市場做出補充。

做正面研究，當然不是要大家不去批評政府，而是如果我們想建立自己的經濟學，就必須建立指導社會和經濟成功的理論。哈耶克是少數以批評聞名的知名經濟學家，他對社會主義的批評讓他獲得國際名聲。但是，如果他沒有寫出來《自由憲章》這樣正面論證古典自由主義的鴻篇巨制，很難說他最終能夠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弗里德曼也類似。他是大政府的強有力的批評者，但他在學術界立足的是他的貨幣主義學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還處于改革開放初期，錢穎一和許成鋼也可以選擇做批評政府的研究，但他們沒有，而是選擇研究財政分權是如何讓中國成功的。這里的道理都是一樣的，就是學者最終總是要“立”一樣東西，說明它是如何有用的，才可能在學術界立足。

所以，要形成經濟學的中國學派，就需要我們整個學界，特別是年輕學者，更多地關注中國的現實，較少地去關注具體文章的發表。一旦研究好了中國最大的問題，好文章的發表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當然，這很難。我們的多數大學還停留在考核發表的文章數量的階段，年輕人面對要么發表，要么走人(publish or perish)的威脅，似乎就只能拼發表的文章數量。所以，改變大學里的學術評價機制是當務之急。

點擊封面即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