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勝利，本質上是他所代表的那條正確反映了中國社會矛盾、深刻契合了中國人民實踐的路線的勝利。

這絕非“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人民的選擇和實踐）在嚴酷的篩選過程中，將一位最能洞察其規律、執行其意志的領袖推到了前臺。

這，正是人民史觀的偉大勝利最堅實、最生動的注腳。

為什么今天，我們更要強調人民史觀，并將其置于絕對的核心地位？

十五五規劃甚至提出一個新的概念：投資于人

因為人類科技發展到一個新的臨界點：硅基智能時代。

是否堅持人民史觀，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也不僅僅關系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興旺存續，而是關系到整個人類文明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問題！

一、如果他沒有踏上長征路……

前文我們提到，被邊緣化的毛澤東能走上長征路，帶有一定的偶然性。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博古李德產生了與“袁紹在官渡之戰后愧于見田豐”類似的心理，對于事先預言失敗的毛澤東，他們根本見都不想見，恨不得遠遠打發走，眼不見心不煩。

在最初擬定轉移名單時，博古李德出于“排除麻煩”的考慮，根本沒有把毛澤東列入名單，是周恩來據理力爭，在最后一刻才讓毛澤東上了轉移名單。

我們不妨做個假設，如果蝴蝶扇動了一下翅膀，毛澤東沒有上最終的轉移

名單，中國革命會向怎樣的方向發展？

我們把結論放在前面：

他的個人命運與整個中國革命進程，將滑向另一個黑暗的軌道。

留守蘇區的隊伍，繼續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但處境異常險惡。國民黨軍隊對蘇區進行了徹底的“清剿”，大批留守干部和紅軍犧牲。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澤覃（毛澤東三弟）等，均在被留下后不幸遇難。

1935年3月底，國民黨軍隊開始對留在蘇區的紅軍以及游擊隊，發起了第二次大規模的“圍剿”，這一次與上一次完全不同，這一次國民黨軍隊是統一部署、統一行動、相互配合。

據悉，當時國民黨軍隊不僅在交通要道上層層設防，而且還將各個游擊隊分裂開來，想要逐一封鎖、逐一剿滅。

國民黨軍隊為了實現“圍剿”游擊隊的目的，不惜沿著整個封鎖線，展開拉網式地搜捕，不僅搜山，而且還燒山，甚至還投毒。紅軍不得不化整為零，分散突圍。

毛澤覃率領的一支突圍小隊，沿著武夷山的分水嶺一路北上，當時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便是補給上的困難，然而面對敵人求追不舍的圍攻，毛澤覃只能率部前往敵人“圍剿”的腹地——黃鱔口的深山之中。

黃鱔口是國民黨軍的軍事戰略要地，這里駐扎了國民黨軍的許多精銳人馬，為了對紅軍進行圍剿，國民黨軍還強行將黃鱔口村的幾十戶村民，都趕出了山。

后來，據曾經被“清剿”下山的紅軍以及游擊隊員回憶，當時紅軍被“清剿”以及被俘虜的事件，很少發生在大山深處，99％都發生在敵人的封鎖線附近。

毛澤覃的犧牲地黃狗窩，不僅遠離敵人的封鎖線，而且位于黃鱔口大山的腹地，這足以說明毛澤覃小分隊早就被國民黨給盯上了。

準確來說，毛澤覃從閩西來，到進入黃鱔口大山，說不定時進入了敵人早已布控好的口袋。這說明，國民黨對于紅軍知名領導人，采取了高額懸賞和專人圍剿的策略。

毛澤覃

以毛澤東的知名度和蔣介石的懸賞力度，在嚴酷的“清剿”中幸存的可能性極為渺茫。

二、離開毛澤東會怎樣？

離開了毛澤東，長征中的紅軍有可能撥亂反正，實現偉大的轉折嗎？

可能性不能說完全沒有，但也是微乎其微，跟我隨機敲鍵盤寫出相對論的概率差不多。

一、如果沒有毛澤東，紅軍還有別的路線選擇嗎？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的慘痛損失后，黨內軍內普遍彌漫著對博古、李德錯誤指揮的懷疑與不滿。

然而，懷疑舊路線，并不等于能自動找到新路線。

當時，能夠系統提出并令人信服地闡述一套完全不同于“左”傾教條主義的軍事和政治戰略的的人，除了毛澤東之外，再無第二人。

他的“農村包圍城市”、“游擊戰十六字訣”等思想，已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前四次反“圍剿”的成功實踐中得到檢驗。

遵義會議之所以能成為轉折點，核心在于，用毛澤東經過實踐檢驗的正確路線，取代了脫離實際的錯誤路線。

如果沒有毛澤東，黨內即便有改變現狀的強烈愿望，也缺乏一個成熟、完整且被證明有效的替代方案，很可能陷入路線爭論，或尋找另一個“國際權威”的惡行循環中，甚至出現失望投降主義盛行，大量叛變革命的情況，紅色革命的火苗就此熄滅。

二、毛澤東不參與的情況下，遵義會議還會召開嗎？

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與毛澤東的個人努力和威望密不可分。會議前，毛澤東通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等一系列斗爭，逐步爭取了張聞天、王稼祥等關鍵領導人的支持，為遵義會議做了充分的政治和思想準備。

會議上，他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錯誤進行系統性總結和深刻批判，是說服大多數與會者的關鍵。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并開始確立他在紅軍和黨中央的實際領導地位。

這一系列環節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如果毛澤東不在，不僅可能缺乏一個能一錘定音、指明方向的核心人物，連成功召開這樣一次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會議，都可能失去契機和動力。

三、沒有毛澤東，如何應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

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中央紅軍（約1萬人）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約8萬人）實力懸殊。張國燾依仗槍多勢眾，公然向中央要權，直至另立“中央”。

面對這場建黨以來最嚴重的分裂危機，毛澤東的領導，展現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政治原則的堅定性：在俄界會議等場合，黨中央堅決揭露和批判張國燾的錯誤，維護了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和政治團結的底線。

斗爭策略的靈活性：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也作了必要的組織妥協（如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以最大努力維護紅軍整體團結。

人格魅力與道義感召：朱德、劉伯承等人在極端困難下，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反對分裂，其背后是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認同。

試想，如果中央缺乏一個像毛澤東這樣兼具崇高威望、卓越戰略眼光和堅定政治原則的核心，很可能在張國燾的“槍指揮黨”的脅迫下妥協、分裂甚至被吞并。

如果沒有毛澤東，張國燾不用另立中央，因為他就是中央。

在他剛愎自用和機會主義的指揮下，西進南下路線成為必然，紅軍遲早蛻變為一支軍閥武裝，消失在歷史洪流中。

歷史證明，正是毛澤東的領導，使黨中央在極端弱勢下，仍能掌握道義和戰略的制高點，最終贏得了這場斗爭的勝利。

四、誰來進行戰略掌舵？

即便紅軍僥幸抵達陜北，若無毛澤東，黨和紅軍能否在后續驚濤駭浪中生存并壯大，仍是巨大疑問。

毛澤東不僅是軍事家，更是戰略家和思想體系的構建者。抵達陜北后，他主導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等軍事戰略，為黨和紅軍在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指明了方向。

在解放戰爭中，一系列關乎全局的戰略決策（如挺進大別山、進行戰略決戰）都深深烙上了他統籌全局的智慧印記。沒有這樣一個能夠持續提供正確戰略指導的核心，黨和紅軍很可能在抗日戰爭復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中迷失方向，或在解放戰爭中錯失戰略機遇。

三、分裂是常態，團結是異數

左派革命的發起者往往是一群書生，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喜歡獨立思考固然是好事，但往往導致一人一個想法，千人千面。有民主而無集中。想法態度，甚至無所適從。

有句古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縱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左派無限細分，因路線、策略之爭而不斷分裂、內耗，幾乎是普遍現象。象中共這樣，存在一個唯一且穩定的核心領導，才是異數中的異數。之所以能成為這個異數，關鍵的變量還是毛澤東。

歐洲：法國共產黨歷史上多次分裂，黨內派系林立；意大利共產黨（及其后續政黨）也因路線分歧而不斷分化，力量嚴重削弱。

南亞：尼泊爾共產黨派系之多堪稱世界之最，各派別之間斗爭激烈，甚至為權力相互拆臺。印度共產黨分為印共、印共（馬）、印共（毛），三大派系，在意識形態、斗爭策略和政治影響力上存在顯著差異 。

北歐：丹麥共產黨在20世紀60年代因國際共運“大論戰”等因素，分裂出多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團體。

美國：美國共產黨（CPUSA）成立時間比中共更早，所面臨的條件比中共更好，但是歷史上派系斗爭激烈，主要圍繞親蘇路線、領導權爭奪和意識形態分歧展開，核心派系包括福斯特派、白勞德派、洛夫斯頓派和托洛茨基派?。這些斗爭多受共產國際（Comintern）干預，深刻影響了黨的組織穩定與政治走向。

以下是美共成立到麥卡錫主義興起前的各種分分合合：

?1919年8月–9月?：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美國左翼脫離社會黨，分裂出?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CLP）?和?美國共產黨（CPA）?，兩者分別代表英語主流群體與多語種移民勢力。

?1921年5月?：在共產國際施壓下，兩黨合并為?美國共產黨（CPA）?，后改稱“美國工人黨”（WPA），實現組織統一，但派系矛盾未消。

?1928–1929年?：黨內爆發“美國例外論”之爭，?杰伊·洛夫斯頓派?因主張美國資本主義具有特殊穩定性，被共產國際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遭系統性清洗并開除。

?1928年起?：支持托洛茨基的成員被陸續清除，其組織“左翼反對派”被定性為“反黨集團”，標志著斯大林路線在美共確立絕對主導地位。

?1930–1944年?：?厄爾·白勞德?任總書記，推行“人民陣線”策略，與民主黨合作反法西斯，淡化階級斗爭，擴大了黨在工會與文化界的影響。

?1944年?：白勞德宣布解散共產黨，改組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主張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和平共處，被視為背離革命原則。

?1946年?：白勞德被黨內強硬派開除，?威廉·福斯特?重建美國共產黨，恢復馬列主義綱領，重新確立親蘇立場。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引發美共內部激烈爭論，親蘇派與改革派進一步分裂，部分黨員退黨。

?1957年?：在麥卡錫主義打壓、意識形態內耗和蘇共二十大沖擊三重打擊下，美共黨員人數銳減至約?5,000人?，較1940年代峰值（10萬）下降95%，組織影響力嚴重萎縮。

美國共產黨衰落的三大核心原因?：

首先，面對外部的政治打壓，沒有辦法團結一致堅決斗爭。

1950年代初，美國政府以“反共”為名推行麥卡錫主義，通過《史密斯法案》起訴共產黨領導人、設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HUAC）、強制黨員登記、解雇疑似黨員公職人員。至1957年，黨員人數從1940年代峰值約10萬人驟降至?5,000人?，組織網絡被全面瓦解，公開活動幾近癱瘓。

其次，?對蘇聯指令的絕對服從?，沒有辦法獨立自主。

美共自成立起即受共產國際（后為蘇共）直接操控，重大決策如“人民陣線”“解散黨派”“和平共處”等均非自主制定。1929年洛夫斯頓因“美國例外論”被開除，1944年白勞德因脫離斯大林路線遭清洗，均體現其喪失政治自主性。蘇共二十大（1956）批判斯大林后，美共因長期意識形態依附，陷入理論真空與方向迷失。

?第三，內斗不斷，持續性進行意識形態整肅?和清洗。

1928年起，托洛茨基派被定為“反黨集團”遭清除；1929年洛夫斯頓派因理論異端被系統性驅逐；1946年白勞德因“取消主義”被開除。每一次清洗均以“純潔性”為名，消滅異見聲音，導致黨內人才斷層、思想僵化，改革派無力形成替代性綱領，組織活力持續流失。

這些案例反復印證：

缺乏一個能夠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本國實際深刻結合、并贏得全黨公認的領導核心，左翼運動極易陷入無休止的理論爭論和組織分裂，然后被內外敵人所消滅。

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在長征后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實現了空前的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走向革命勝利，這在國際共運史上確實是一個偉大的“異數”。

四、毛澤東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

長征的偉大轉折，絕非一個可以隨意替換主角的歷史劇本。

它是特定歷史危機、正確路線選擇與杰出領袖個人特質三者緊密結合的產物。毛澤東的軍事天才、政治智慧、堅定意志及其在實踐中形成的崇高威望，是遵義會議得以召開并取得成功、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繼而引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最關鍵變量。

這段歷史深刻揭示：在重大歷史關頭，一個成熟政黨的領導核心的形成，往往不是簡單的組織程序結果，而是歷史在血與火的考驗中做出的嚴酷選擇。

以上強調毛澤東突出的作用，也絕對不是什么“英雄史觀”，恰恰是“人民史觀”的偉大勝利。

因為毛澤東路線之所有行之有效，就是因為它緊密地聯系群眾，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偉力的歷史選擇。

毛澤東的勝利，正是人民的勝利。

毛澤東路線的形成、驗證與勝利，絕非簡單的個人智慧展現，而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矛盾論與實踐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其最終歸宿和力量源泉正是人民群眾。這正是“人民史觀偉大勝利”的哲學與實踐根基。

一、 矛盾論：精準定位革命的核心問題與依靠力量

毛澤東的《矛盾論》指出，必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將這一原理應用于對中國社會的剖析：

分析社會主要矛盾：在土地革命時期，他深刻指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與封建地主階級的矛盾，而非照搬蘇聯的“工人-資本家”模式。這決定了革命的根本任務是土地革命，主力軍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

界定革命主要敵人：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敏銳把握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據此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地主、資產階級中的愛國者），集中打擊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最主要敵人。

明確依靠力量：基于矛盾分析，他始終將工農群眾，尤其是農民，視為中國革命最深厚、最根本的力量源泉。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都圍繞著動員、組織和武裝群眾展開。

歷史案例：土地革命與“工農武裝割據”

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毛澤東路線沒有盲目追求攻打大城市，而是基于對中國社會矛盾（農民渴望土地）和敵我力量對比（敵強我弱）的分析，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解決了農民最核心的土地問題，從而將千百萬農民的革命積極性轉化為擁護紅軍、保衛根據地的磅礴力量。這不是理論推演，而是對現實矛盾的精準回應。

二、 實踐論：在群眾實踐中檢驗、修正與發展路線

毛澤東的路線之所以令人信服，正是因為其源于實踐、高于實踐、并最終由實踐勝利所驗證。

從群眾實踐中來：毛澤東著名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體現了他路線形成的根基。無論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農民革命性的熱烈贊頌，還是長征途中對基層指戰員和群眾的廣泛調研，他的決策都深深植根于對中國國情和群眾訴求的切實了解。

到群眾實踐中去：一切理論、路線、政策，都必須放到群眾的革命實踐中去檢驗。例如，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游擊戰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都不是書齋里的產物，而是在殘酷的軍事斗爭和與群眾的密切互動中總結提煉出來的，因而極具生命力和操作性。

由實踐勝利所最終驗證：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從反面證明了脫離中國實際、脫離群眾基礎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錯誤。而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路線的指引下，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成功北上，最終建立陜北根據地并迎來全民族抗戰的高潮。這一系列絕處逢生、由弱變強的實踐勝利，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明，讓全黨、全軍從事實中認識到毛澤東路線的正確性。

歷史案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鞏固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策，是矛盾論（抓住民族矛盾）與實踐論（適應形勢變化、團結最大多數）結合的典范。它并非一蹴而就，經歷了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的復雜過程。每一步調整，都是基于對日軍侵略加劇、國內各階級態度變化、國際形勢演變等一系列實踐情況的深刻洞察和靈活應對。這一路線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全國各階層民眾，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最終贏得了抗戰勝利。勝利的實踐，賦予了這條路線無可辯駁的權威性。

三、 矛盾論與實踐論的統一
塑造“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方法。
二者的結合，最終結晶為黨的 群眾路線。這既是認識論，也是方法論：

1. “從群眾中來”（實踐論與矛盾論的起點）：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將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感性認識、實踐經驗）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分析（運用矛盾分析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理性認識、路線政策）。這解決了“路線從哪里來”的問題。

2. “到群眾中去”（實踐論的檢驗與矛盾論的解決）：將集中起來的正確意見，向群眾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并在群眾的實踐中檢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同時，通過群眾的實踐，去解決革命中遇到的具體矛盾（如如何打仗、如何生產、如何建政）。這解決了“路線如何落實和檢驗”的問題。

3. 循環往復：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毛澤東路線之所以是“正確且令人信服”的，正是因為它完美地體現了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矛盾論的精髓）和 “實事求是”（實踐論的精髓）。

這條路線為何是正確的？

源頭：因回應人民最深切的訴求（土地、生存、解放）而正確；

實踐：因源自并經過人民革命實踐的反復檢驗而令人信服；

結果：因能夠有效組織起人民的偉大力量而獲得勝利！

因此，毛澤東的軍事天才、政治智慧和個人威望，正是在這個“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的循環中形成、鞏固和升華的。

他的勝利，本質上是他所代表的那條正確反映了中國社會矛盾、深刻契合了中國人民實踐的路線的勝利。

這絕非“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人民的選擇和實踐）在嚴酷的篩選過程中，將一位最能洞察其規律、執行其意志的領袖推到了前臺。

這，正是人民史觀的偉大勝利最堅實、最生動的注腳。

為什么今天，我們更要強調人民史觀，并將其置于絕對的核心地位？

十五五規劃甚至提出一個新的概念：投資于人

因為人類科技發展到一個新的臨界點：硅基智能時代。

是否堅持人民史觀，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也不僅僅關系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興旺存續，而是關系到整個人類文明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問題！

（未完待續）

本文為《偉大的轉折——遵義會議始末》的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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