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圣祥稅務律師

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依法懲治危害稅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在公布的八個案例中，案例六“陳某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它是唯一一個被認定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案例。

有評論戲稱：“多虧保留了案例6，否則真以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在司法實踐中已經‘消失’了。”

然而，隨著最新出版的《刑事審判參考》第147輯第1676號案例對此案詳情的披露，我們不得不發出警惕的呼聲：這個被作為典型判例公布的案子，很有可能是個錯案。

作為一名稅務律師，我認為陳某某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該案的判決邏輯，如果推而廣之，將極大地擴大刑事打擊面，讓無數正常經營的企業家處于不可知的風險之中。

一、 案情復盤：一個“富余票”商人的操作

陳某某是食糖經銷商，這是典型的由于行業特性導致的“票貨分離”場景：買他糖的散戶大多不需要發票，導致陳某某進項遠大于銷項，手里積壓了大量“富余票”。

如果陳某某直接把這些票賣給票販子，那是虛開，沒得洗。但他沒有。他采取了一種看似合規的操作模式：

他把采購貨款打給一家上海公司；

以上海公司的名義去上游糖業公司采購食糖；

上游糖業公司把發票開給上海公司（此時，上游與上海公司之間，資金流、貨物流、發票流“三流一致”）；

上海公司收貨后，把糖轉給陳某某，并支付給陳某某1%的好處費。

本案中，陳某某既不是開票方（票是上游開的），也不是受票方（票在上海公司手里），甚至不是介紹人，而是“虛增交易環節的環節方”。

法院的邏輯是：作為賣家的上海公司收取貨款后，又向買家陳某某支付1%的費用不合理，因此認定陳某某明知上海公司是為了騙取國家稅款而虛開，構成虛開專票罪。

二、 律師質疑：民法合法的行為，刑法怎能定罪？

本案最大的爭議點在于“虛增交易環節”。

在民法視角下，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是基本原則。上海公司作為名義買家采購，再轉賣給陳某某，雖然多了一道環節，但只要交易真實，民法上并不違法。既然民法上都不禁止這種交易模式，刑法怎能直接越過民法，將其認定為犯罪？

在這兩段交易中：

上游糖業公司與上海公司之間：交易真實，發票合規。

上海公司與陳某某之間：交易真實，唯一的問題是上海公司沒有給陳某某開票。

這就很有意思了：上海公司不開發票，本質上是隱匿銷售收入，應該定性為上海公司逃稅，怎么反過來變成了買家陳某某的“虛開”罪行？

法院認為那1%的返點無法解釋，這其實是典型的“外行看熱鬧”。在快消品、大宗商品貿易中，賣家為了鎖定大客戶，給予買家一定比例的返點、折扣，是再正常不過的商業慣例。這1%并非資金回流（資金回流應該是從開票方回流給受票方），而是陳某某不要發票換來的價格折讓。

三、 主觀故意：老板懂經營，就必須懂稅法？

本案最讓企業家感到“背脊發涼”的，是法院對主觀故意的推定邏輯。

法院從“犯罪動機、雙方主體特征、開票模式”三個角度，論證陳某某系“明知”他人騙稅而提供幫助。其中最核心的邏輯是：陳某某經商多年，應當具備高于一般人的商業、管理知識，因此他應當知道上海公司在騙稅。

這簡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陳某某的真實主觀想法很簡單：我不要發票，所以價格低1%，僅此而已。

法律從來沒有規定，企業老板必須精通稅法；法律更沒有規定，因為你是經驗豐富的老板，就必須對交易對手的稅務問題承擔“超級注意義務”。

如果僅僅因為客觀上幫助了上海公司，就反推陳某某主觀上明知并參與騙稅，這就是典型的客觀歸罪。按照這個邏輯，越有知識、越有經驗的老板，越容易因為“應當知道”而被定罪，這顯然違背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四、 客觀行為：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

再來看客觀方面。《刑法》第二百零五條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規定了四種行為模式：

為他人虛開（開票方）；

為自己虛開（受票方自開）；

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受票方）；

介紹他人虛開（掮客）。

陳某某屬于哪一種？

他既沒給別人開，也沒讓別人給自己開，更沒做中間介紹人。法官為了給他定罪，“創造性”地對“為他人虛開”進行了擴大解釋，認為“為他人虛開提供幫助”=“為他人虛開”。

這種解釋嚴重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條文中，每一個字都有嚴格的界定，“幫助犯”和“實行犯”有著本質區別。如果只要提供了幫助就是虛開，那刑法列舉四種行為又有何意義？司法者豈能通過司法解釋越權造法？

五、 結語：警惕刑事打擊擴大化

綜上所述，陳某某既無騙抵稅款的主觀故意，也未實施法定的虛開行為，更未直接造成稅款損失（真正造成稅款損失者是上海公司）。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和主客觀相一致原則，陳某某應當是無罪的。

雖然這只是筆者的個人觀點，但該案作為最高法的典型案例，一旦其裁判邏輯被下級法院廣泛參照，后果不堪設想。

它提醒所有的企業老板：在稅務合規日益嚴苛的今天，不僅要關注自己的賬目，更要警惕交易模式的刑事風險。當正常的商業邏輯被強行套入刑法的罪名模具，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個案的公平，更是營商環境的確定性。

期待法律界能對此案給予更多的關注與討論，讓法律的歸法律，商業的歸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