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外界孤立錢學森時，一位美國人站了出來

2026年是錢學森誕辰115周年，也是中國航天事業創建70周年。錢學森旅美20年是他學術成長的重要階段。在錢學森20年的海外學習和工作中，他與諸多世界知名科學家合作共事，弗蘭克?E. 馬勃（Frank E. Marble）便是其中之一。兩人不僅在學術上切磋共進，亦在生活中結下深厚友誼。在錢學森遭受政治迫害、回國受阻期間，馬勃持續提供支持，協助處理多項聯絡與事務性工作。這段困厄時期鑄就的友誼，見證了兩位科學家對真理的共同追求與對正義的堅守，是20世紀科學界跨國交往的重要案例。

當前學界對錢學森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學術成就和航天貢獻，而對個人友誼特別是國際交往關注不足。雖有研究偶有提及馬勃，但對二人友誼的內涵、發展脈絡及對彼此學術與人生的影響尚未作深入探討。鑒于此，本文通過梳理錢學森與馬勃的交游脈絡，旨在填補相關研究空白，為理解科學家精神世界與科學共同體生態提供新視角。

撰文 | 王詩蕙、張現民

1

志同道合：錢學森與馬勃在噴氣推進中心的友誼起點與學術協作

“錢學森才華橫溢，對工作要求極高，標準嚴苛。他是位天才，也是少數我真正想與之共事的人之一。”[1]

——摘自1994—1995年弗蘭克·E.馬勃的訪談錄

（加州理工學院檔案館口述歷史項目）

二戰期間，噴氣發動機與火箭技術突飛猛進，成為全球科技競爭的核心領域之一。二戰后，特別是在冷戰背景下，美國把獲得軍事優勢作為戰略追求的目標，因此將噴氣發動機與火箭技術視為構建軍事領先地位的關鍵。

古根海姆基金會敏銳地認識到噴氣推進與火箭技術的雙重價值：它既滿足了美國國防與軍隊建設的迫切需求，又蘊含著和平時期商業應用的巨大前景。于是，古根海姆基金會于1947年初著手籌劃推進火箭發展及和平、商業利用計劃。同年5月29日，基金會主席哈里?古根海姆（Harry Guggenheim）致函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主任杰羅姆?C. 漢薩克（Jerome C. Hunsaker），提議6月9日后與美國火箭協會創始人、主席喬治?愛德華?彭德雷（George Edward Pendray）3人共進午餐，商議該計劃并征求意見。6月9日，漢薩克如約會見了哈里?古根海姆和彭德雷，對古根海姆基金會建設噴氣推進研究機構的動議大加贊賞，并熱切鼓勵開展問卷調查。在前期調研以及綜合各方面因素的基礎上，古根海姆基金會決定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建設噴氣推進中心。1948年，錢學森接受了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的邀請，準備出任該校古根海姆噴氣推進中心主任。

在確定加入加州理工學院后，錢學森特意致函該校機械工程系主任弗雷德?林德瓦爾（Fred Lindvall），在信中明確提出“無論如何請留下弗蘭克?E. 馬勃”，并希望他成為噴氣推進中心的首位新教員。此前，馬勃已收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邀請，還得到康奈爾大學比爾?西爾斯（Bill Sears）的積極推薦。但由于錢學森的邀請以及對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中心前景的認可，馬勃婉拒了康奈爾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邀請，最終接受了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與機械工程助理教授的職位，正式加入由錢學森主導的中心建設[1]。

在馬勃求職時曾將麻省理工學院列為目標之一，并專程前往面試，其核心動因就是“想與錢學森共事”。而當時錢學森已決定離開麻省理工學院，轉赴加州理工學院的噴氣推進中心項目，這一信息在初期僅為林德瓦爾等少數人知曉[1]。

噴氣推進中心初創時僅錢學森與馬勃兩人，錢學森以戰略視野主導宏觀規劃，明確了中心“作為獨立教育實體，融合多學科內容，不隸屬于單一院系”的核心定位（圖1）。馬勃高度認可這一定位，認為其“非常明智”，既能避免學科資源過度集中導致的臃腫，又能保護機械工程和航空工程學科的獨立發展，體現了兩人在學術理念上的高度契合[1]。

圖 1 1949年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辦公樓的辦公室內與同事討論學術問題（右一：錢學森　左一：馬勃）

錢學森與馬勃以戰略共識奠定跨學科定位，以聯合授課筑牢學生知識體系，以研究轉向深化專業信任。1951年第一學期，兩人在噴氣推進中心共同開設了“火箭”課程（課程代碼 JP121），該課程圍繞火箭技術全鏈條核心領域構建教學內容體系，具體涵蓋噴氣推進系統的基礎理論、氣體動力學的關鍵原理、噴管流動特性及火箭噴管的專項研究。同時，深入探討固體推進劑的特性參數、液體推進劑的性能指標，以及兩類推進劑對應的燃燒室設計（含固體推進劑火箭顆粒比例優化、液體推進劑火箭供料系統架構）、火箭發動機的傳熱機制與冷卻技術，并對固體與液體推進劑火箭的綜合性能展開對比分析與優化研究[2]。

在研究方向調整上，錢學森建議馬勃接手噴氣推進中心沖壓發動機部門。馬勃當時雖“不太情愿”，但仍放下手頭的工作接受挑戰，將研究從純粹的空氣動力學領域轉向了燃燒領域。一方面，錢學森信任馬勃的學術能力，能從熟悉的氣體動力學領域，快速切入并攻克燃燒領域的難題。另一方面，馬勃信任錢學森的戰略判斷，認可他對科研方向的把控，愿意放下個人積累，投身更具價值的新領域。從那以后，燃燒方向的研究成了馬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且在這一領域深耕多年。多年后馬勃回憶當時的選擇：“錢學森說得非常對，對噴氣推進系統燃燒方面的研究，比氣體動力學更具創新性。”

生活中，二人的友誼也在不斷深化。1949年5月19日，在錢學森還沒有正式離開麻省理工學院時，馬勃致函錢學森，詢問是否提前協助辦理租房。5月31日，錢學森復函馬勃，說：“我們抵達帕薩迪納后，決定住在吉爾伯特父母家里，租他們的房子。所以目前看來，這個問題至少找到了暫時的解決方案，盡管如此，蔣英和我還是感謝您和奧拉·李（馬勃的夫人）所給予的慷慨幫助。”[3]

錢學森雖未在租房事宜上打擾馬勃，但請他代為預定音樂會門票。在信中錢學森寫道：“我們渴望參加科爾曼的音樂會，若您能為我們預訂兩張門票，我們將感激不盡。”信末，錢學森透露了即將搬遷的消息：“近日我們正忙于打包行囊，不久之后，我們將在帕薩迪納安家！”這種“私事相托”的信任，體現了兩人超越工作關系的親密情誼。

1949年7月，初到帕薩迪納的錢學森夫婦熱情邀請學校和實驗室的同事們到家里做客，其中包括好友馬勃。老同事們至今還記得那個難忘的夜晚：錢學森興致勃勃地展示廚藝，為大家準備了一桌豐盛的中餐，蔣英則以女主人的從容與親和，讓賓客如沐春風[4]。錢學森夫婦的熱情款待讓馬勃倍感親切，也讓他們的友誼在日常交往中進一步深化。

錢學森與馬勃的友誼以“志同道合”為基礎，因共同學術理想而建立，在專業合作中彼此成就、增強信任，在生活中積累情感，最終成為“專業上的最佳拍檔，生活中的可靠摯友”。

2

患難見真情：馬勃對錢學森在困境中的竭力相助與友誼升華

“能和您以及馬勃這樣的美國人交朋友真是太好了！”

——1955年8月18日錢學森寫給西爾斯的信

1950年，錢學森因被指控與“共產黨活動”有關而面臨政治高壓與社交孤立，在此期間，馬勃與其妻子奧拉?李為他提供了持續幫助。從聽證會前后的全力奔走，到5年軟禁期的默默守護，馬勃用始終如一的擔當，詮釋了“患難之交”的真正內涵。

1950年9月23日，錢學森雖已從特米諾島上保釋出獄，但司法部擬將錢學森驅逐案的聽證會定于10月16日舉行。馬勃和錢學森商定，在聽證會召開之前給馮?卡門寫一封信。他們認為，馮?卡門在科學界與政界均有影響力，能為錢學森提供有效幫助。10月4日，馬勃寫下長信，在信中提及“不存在正當有效的證據”證明錢學森的共產黨身份或相關接觸，同時揭露聯邦調查局[5]。

當多數人因錢學森的“政治嫌疑”避之不及時，馬勃全程陪同錢學森參加每一次聽證，處理訴訟過程中的繁雜事務，還與律師格蘭特?庫珀（Grant Cooper）密切合作搜集證據。為弄清關鍵證人理查德?N. 劉易斯（Richard N. Lewis）證詞的真相，馬勃特意利用前往東海岸出差之機與其會面。在偏僻的咖啡館里，馬勃揭露了劉易斯因聯邦調查局威脅而作偽證的隱情，為錢學森的辯護提供了重要突破口[1]。

1951年4月26日，美國司法部移民歸化局作出將錢學森驅逐出境的判決。5月17日，馬勃立即將判決結果及案件細節函告馮?卡門。他在信中冷靜剖析控方證據的漏洞，認為警方聲稱發現列有錢學森名字的卡片，卻無法證明是其本人筆跡，也無其他佐證，僅為單方面認定。這些細節的呈現，既是為遠在法國的馮?卡門提供案件全貌，更是隱晦表達對判決公正性的質疑。

5年軟禁期間，錢學森被剝奪參與涉密項目研究的權利，但他仍堅持教書、投入研究。馬勃內心對錢學森驚人的毅力深感敬佩，并直言：“我親眼見證了他（錢學森）追求學術巔峰的全過程，（這段時期）他涉獵的研究領域之廣、發現問題的速度之快、將問題凝練總結并解決發表論文的效率，都堪稱典范。”他更用“非凡標桿”“堪稱典范”等充滿敬意的語言，高度評價了錢學森在學術上的卓越成就，更加欽佩其在困境中不妥協、不放棄的精神品格[1]。

生活上，馬勃夫婦也給予錢學森一家諸多照顧。當時，錢學森一家因負面新聞報道面臨被房東驅逐的困境。馬勃回憶：“他的名字上了報紙，照片也登在媒體上，成了各種駭人聽聞頭條的主角。”馬勃夫婦竭力為他們尋找新的住處，并向房東擔保錢學森的人品，最終幫助他們安頓下來。5年間，兩家交往密切，馬勃常在周末或假期駕車帶錢學森一家去山區游玩。

1953年彭德雷航天著述獎的代領，則從另一個維度詮釋了這份友誼的深度。該獎項旨在表彰在航天領域做出重大貢獻，并且撰寫出具有高質量與重要影響力論著的科學家。1953年，美國火箭學會決定將該年度彭德雷航天著述獎授予錢學森。頒獎典禮定于同年12月3日在紐約舉行，學會秘書斯萊德代表學會向錢學森致以祝賀，并邀請他出席頒獎晚宴。

1953年初，美國司法部對錢學森作出假釋決定，規定假釋期間不得離開洛杉磯，如需離開須提前報備獲批。這次頒獎宴會，錢學森決定不親自出席，而委托朋友代領。錢學森在復函火箭學會秘書的信中說：“被授予1953年度喬治?愛德華?彭德雷獎，我感到非常榮幸，然而，我不能出席1953年12月3日在紐約舉行的榮譽晚宴并在晚宴上領獎。屆時，我請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和機械工程副教授弗蘭克?E. 馬勃或者噴氣推進副教授斯坦福?S. 佩納（S. S. Penner）博士代表我出席宴會，我的代表將在紐約聯系您。”當時，錢學森因政治嫌疑被限制自由，社交圈受擠壓，馬勃的代領行為是無聲的支持——以同事與友人的雙重身份，讓外界看到錢學森在科學界的人脈與聲望并未因政治風波受損，是對其學術成就的公開維護。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一家離岸前，馬勃等人開車為他們送行。據馬勃夫婦回憶，他們還帶去了一個裝滿水果、糖果、罐頭等物品的巨大籃子。當錢學森走上船時，他轉身和馬勃握手，說：“弗蘭克，25年后再見。”[6]這份在學術合作中建立起來的友誼，雖面臨分離，卻因這份約定而顯得格外真摯與厚重。

錢學森回國后，馬勃以一系列具體行動，從學術資料的保護、國際學術通信的維系到著作推廣等，持續守護錢學森的學術生命。1955年錢學森回國后，其留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手稿被隨意堆放，面臨遺失風險。馬勃主動找來文件柜，細致整理收納這些手稿，甚至在克拉克?密立根（Clark Millikan）的幫助下，將1946年錢學森轉赴麻省理工時留下的舊文件與已發表論文對應歸檔，最終裝滿兩個四抽屜文件柜[1]。

1955年9月錢學森啟程回國后，仍有國際友人因學術問題致信錢學森，而馬勃則主動承擔起“傳聲筒”的角色，確保這些重要的學術溝通不被中斷。1955年9月14日，瑞士的L. S. 鐘（L. S. Dzung）致信錢學森，稱贊其著作《工程控制論》并附“非控制交互”相關筆記。10月17日，馬勃告知對方，信件因錢學森回國未送達，建議其直接聯系，并表示會留意錢學森國內永久地址，協助通信[7]。同年9月15日，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副研究員羅杰?張（Roger Chang）先生寫信給錢學森請教金屬脆性斷裂問題，還附了自己的相關論文。馬勃同樣告知他錢學森已回國，并稱若得知錢學森國內地址會隨即轉告，同時建議其直接聯系錢學森，而非通過轉交材料[8]。

此外，馬勃還主動承擔起錢學森著作《工程控制論》的修訂與推廣工作。《工程控制論》作為錢學森在學術困境中完成的重要著作，不僅是其個人學術生涯的里程碑，更在工程控制領域具有深遠影響。1964年4月，馬勃在給多佛出版社總裁海沃德?切克（Hayward Cirker）的回信中提及該書因銷量問題而面臨停印危機，以專業視角為這部著作“正名”：他既肯定其“領域內經典、早期重要著作”的歷史地位，又強調其“原理闡釋清晰”的典范意義[9]。馬勃還結合該出版社“發掘有意義絕版作品”的定位，提議協調再版，堅信“價格親民會受學生歡迎”，為著作找到合適“歸宿”，使其得以流傳。

3

跨越太平洋的友誼回響：馬勃的4次訪華

“尊敬的領導和同事，親愛的朋友：衷心祝愿您在未來歲月里探索不止，發現不斷，成就斐然！”

——1986年12月10日馬勃寫給錢學森的便條[10]

回國初期，錢學森一家與馬勃夫婦仍保持著密切的書信往來，一直持續到1957年左右。后來馬勃夫婦只能通過蔣英居住在比利時的妹妹間接了解其近況，默默守護著這份友誼[6]。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破了兩國長期隔絕的狀態。同年，馬勃在劍橋偶遇隨中國代表團訪英的錢偉長，得知錢學森近況，為雙方重建聯系埋下伏筆[6]。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兩國關系進入新階段，為日后馬勃訪華以及與錢學森會面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3.1 首次訪華——破冰之旅

1980年，中國科學院計劃籌建“科學技術研究生院”，以“小型化、類加州理工結構”為目標，并邀請馬勃夫婦赴華任教。1982年，在錢學森離美27年之際，馬勃夫婦正式接受邀請來華。歷經27年境遇差異、跨越中美地域阻隔后，馬勃曾忐忑不同境遇是否會沖淡二人間的友誼。很快，馬勃發現他們“彼此仍能像過去一樣坦誠相待”，那些擔憂與緊張不復存在，舊日默契得以重拾。由于馬勃幾乎不會中文，錢學森全程使用英語交流。馬勃曾在多年后回憶1982年的重逢：“對我們來說，這既是一段情誼的美好重續，也是一場意義非凡的團聚。”還說：“我們同意去三個月，實際待了近四個月......在1982年8月初去了那里，幾乎一直待到年底......”[1]此間，兩家周末還時常聚餐、同游香山與博物館（圖2），在無關政治的尋常場景中重拾溫馨，這段跨越歲月的友誼有了更鮮活的延續[1]。

此次重逢，馬勃提議歸還當年妥善保存的手稿，錢學森以“美國學生更需要”為借口婉拒，馬勃心領神會，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表達方式”。這一回應看似聚焦學術成果的應用價值，實則在特殊歷史語境下，以不著痕跡的策略性方式，守護著友誼不被政治塵埃侵擾。

圖2 1982年錢學森、蔣英與馬勃夫婦游覽香山、天壇

3.2 第二次訪華——講學賀壽

1991年，馬勃夫婦應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邀請再次訪華。訪問期間，馬勃在中國作了一系列講座，隨后他們參觀了四川北部和湖南北部的航空實驗室。旅途雖辛苦，卻因與錢學森的再次相見而意義非凡。

據馬勃回憶，在友誼賓館停留約一周時間里，他們終于見到了錢學森，這次會面發生在午餐時分。當時，錢學森與妻子蔣英在友誼賓館一間相當寬敞的辦公室里接待了他們（圖3）。席間，錢學森笑著說起：“弗蘭克，這間辦公室最近剛由西哈努克親王騰出來，當時他正要返回柬埔寨。”這次訪問，馬勃也敏銳地察覺到錢學森的變化：他的行動已不如從前靈活。距離上一次見面不過八九年，變化卻已然顯現。錢學森提到自己髖關節出了問題，當時他還不清楚嚴重程度，后來才得知是骨骼結構退化所致。此外，錢學森的聽力也大不如前，但他仍打趣說馮?卡門的聽力也不好，所以自己倒不覺得太糟。蔣英時任中央音樂學院聲樂歌劇系教研室主任，此時同樣面臨聽力受損的困擾，卻仍堅守音樂教學事業[6]①。

圖3 1991年錢學森、蔣英與馬勃夫婦會面

3.3 第三次訪華——手稿完璧歸趙

1992年底，錢學森手稿歸還工作迎來重要進展。12月23日，馬勃收到一封來自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信件，信中說：“是時候對錢學森手稿采取行動了！”。這封信也成為推動手稿歸還進程的“啟動鍵”[1]，使延宕多年的討論正式進入實施階段。馬勃迅速作出積極回應，而隨后發生的一件關鍵事件，則進一步加快了這一“歸還”進程。1993年7月，鄭哲敏因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赴美參會。8月上旬，鄭哲敏接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電話，獲悉馬勃教授計劃在退休前將自己收集、保管的錢學森大量珍貴手稿轉交中國。得知這一消息后，鄭哲敏立即從美國東部的底特律飛往西部的洛杉磯，趕赴馬勃住地。馬勃與鄭哲敏對錢學森手稿進行了打包，隨后鄭哲敏將80余磅手稿中的一部分率先帶回中國[11]。

1995年5月4日，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準，西安交通大學原圖書館被命名為錢學森圖書館。消息傳來，馬勃夫婦表示“不會因任何原因錯過”，計劃出席于1996年4月舉行的西安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落成典禮。然而這一計劃卻因“女兒剛去世”的突發變故無法成行[6]，馬勃為典禮提前準備的致辭稿最終由鄭哲敏代為宣讀。

1996年12月，馬勃夫婦應邀赴華參加錢學森85歲生日活動（圖4）。彼時錢學森因“腿腳嚴重衰退無法行走”，不便離開住所，馬勃夫婦因此獲得特殊許可，得以進入其居所拜訪。據馬勃回憶，錢學森的居所由普通公寓合并而成，室內陳設十分樸素，與屋外有警衛駐守的狀態形成鮮明反差。此次會面，他們不僅分享了長壽面，還欣賞了蔣英學生的精彩演唱，這些細節讓兩人暫時脫離了“科學家”“學者”的身份標簽，回歸最本真的朋友角色。此次訪華，馬勃將剩余的錢學森手稿一并帶來，為這場持續數年的手稿歸還事宜畫上了圓滿句號。這些手稿一部分被交付給錢學森早年創辦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另一部分則成為西安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的核心館藏。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遴選了部分手稿，編撰《錢學森手稿（1938—1955）》一書。此書于2001年12月在紀念錢學森90壽辰時出版發行[12]。

圖4 1996年12月，馬勃攜夫人探望錢學森，并送來錢學森手稿

3.4 第四次訪華——遲來的榮譽

2001年值錢學森誕辰90周年，馬勃以友人、加州理工學院校長戴維?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官方使者的雙重身份訪華，為臥床的錢學森送上未親自領取的“杰出校友獎”[12]。“杰出校友獎”是學院對錢學森一生學術成就的致敬，也是馬勃作為老朋友，為這段從未斷裂的友誼聯結畫上的圓滿注腳。馬勃親手將獎章與證書交至錢學森手中（圖5），不僅是代機構完成程序，更是以老朋友的身份宣告錢學森當年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才華與貢獻從未被忘記。此次訪問期間，馬勃應邀出席了在北京中國科技會堂舉辦的“錢學森科學貢獻暨學術思想研討會”，并在會上作報告。該研討會由中國科協、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國防科工委聯合主辦。

圖5 2001年12月9日，馬勃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校長戴維·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委托來華，將該校1979年頒發給錢學森的“杰出校友獎”獎章及證書，正式轉交給錢學森本人。

從1982年到2001年，馬勃的4次訪華是一場跨越太平洋、歷經政治壁壘與歲月隔閡的友誼長跑。2005年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成立50周年時，馬勃因身體原因不能親臨出席，但仍發來書面發言，深刻闡釋錢學森工程科學思想的來源和內涵要義。他強調在錢學森擔任古根海姆噴氣推進中心主任期間，工程科學的定義和實踐在他的腦海中日益變得明確和清晰起來，他把這樣形成的珍貴的結晶視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核心[13]。

除了馬勃4次訪華的重要相聚，兩家人的情誼也在日常往來中持續升溫，脫離了“階段性見面”的局限，多了份細水長流的溫暖。

1986年，蔣英應美國哈特音樂學院之邀赴美講學，此間，她不僅見證了學生祝愛蘭的畢業演出首演式，也借機拜訪了馬勃一家。1986年，蔣英在馬勃夫婦家中留存的系列合影展現出兩家人親切交談、友好相聚的場景。1986年12月，馬勃將數學家馬克?卡茨的自傳——《機遇之謎：馬克?卡茨自傳》（Enigmas of Chance: An Autobiography）[14]贈予錢學森，并在夾頁中寫下贈言：“尊敬的領導和同事，親愛的朋友：衷心祝愿您在未來歲月里探索不止，發現不斷，成就斐然！”卡茨的自傳記錄了科學家在探索中的堅持與突破，馬勃以書籍為媒傳遞了對錢學森最深刻的理解和最真摯的認同。

1998年，馬勃夫婦寄給錢學森一家的圣誕信件（圖6），提及他們的家庭生活與工作情況：馬勃80歲仍活躍于普惠公司、麻省理工學院燃氣輪機實驗室及NASA會議等學術工作場景；夫人奧拉?李投身公益與文化協會工作，獲女性選民聯盟50周年證書。兩家人在家庭觀念、事業態度等方面的共識，構成了學術合作之外的友誼基礎。

圖6 1998年圣誕節馬勃夫婦寫給錢學森的越洋信件及明信片

4

結 語

錢學森與馬勃跨越半世紀的友誼，源于科學精神的契合與人性光輝的雙向奔赴。這份情誼凝聚著科研工作者相互扶持的善意和對正義的共同堅守，以及飽含人文溫度的精神共鳴。

對于中國科學事業而言，二人的友誼還具有鮮明的現實價值：經整理的錢學森手稿不僅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具體指引，還成為傳播科學家精神的重要材料。馬勃以實際行動搭建跨國科學協作渠道，不僅踐行了“科學無國界”理念，更為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了參考。

錢學森與馬勃的友誼超越了個人際遇與時代藩籬，既留下了錢學森手稿等珍貴的有形遺產，也塑造了科學探索與真摯情誼相互交融的交往范式，將持續引領我們在科學創新與跨文化交流的道路上勇毅前行。

注釋

①蔣英于1991年退休—筆者注。

參考文獻

[1] Interview with Dr. Frank E. Marble by Shirley K. Cohe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rchives. Oral History Project. January–March, 1994. April 21, 1995.

[2]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talogue 1951—1952. P244

[3] A Letter from H.S. Tsien to Frank E. Marble. May 31, 1949, Caltech Archives

[4] Viorst M. Hustlers and Heroes: An American Political Panorama Hardcov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1: 142

[5] 張現民. 羈絆與歸來: 錢學森的回國歷程(1950—1955).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9: 132

[6] Interview with Dr. Frank and Mrs. Ora Lee Marble by Shirley K. Cohe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rchives. Oral History Project. October 22, 1997

[7] Random Letters & Correspondence. 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藏, 原始號: 1370-4

[8] Random Letters & Correspondence. 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藏, 原始號: 1370-3

[9] A Letter from Frank E. Marble to Hayward Cirker. April 14, 1964, Caltech Archives

[10] 1986年12月10日馬勃寫給錢學森的便條. 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藏, 原始號: 1310-1

[11] 丁雁生, 金和, 李和娣等. 鄭哲敏傳.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24: 237

[12] Marble FE. Tsien revisited. Caltech News, 2002, 36(1) : 10-11

[13] Marble FE. 張現民(譯). 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成立5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發言. 錢學森研究, 2021(1): 91-94

[14] Enigmas of Chance: An Autobiography. 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藏, 原始號: 1310

作者簡介

王詩蕙，文物與博物館學碩士，助理館員，現任職于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征集保管部，研究方向為錢學森人物研究、博物館學研究。在學術研究領域，聚焦博物館實踐、錢學森精神闡釋等核心方向，先后在《人民日報》《科學文化評論》《自然科學博物館研究》《中國文物科學研究》等權威學術期刊及主流平臺發表研究成果。在工作實踐中，立足錢學森圖書館的平臺優勢，積極參與錢學森文獻整理、文物征集保管、展覽策劃等工作，將學術研究成果與博物館實踐深度融合，推動文物資源的活化利用與科學文化傳播。

張現民，歷史學博士，研究館員，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學首屆唐立新優秀學者獎獲得者，長期從事錢學森生平與思想研究，主編有《錢學森年譜》(上下卷)等，著有《羈絆與歸來：錢學森的回國歷程研究(1950-1955)》等，編譯《“我忠于中國人民”——1950年代錢學森在美聽證會全記錄》，譯有《宇宙人：馮?卡門的航空航天歲月》。其中，《羈絆與歸來：錢學森的回國歷程》獲作家文摘2019年度十大非虛構好書，書主體內容被《解放日報》全文摘錄轉載。還主持或牽頭組織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三項，結題成果均獲鑒定優秀等級，研究成果先后兩次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編譯著作獲第十七屆上海圖書獎。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力學與實踐”，標題為編者所取，原題為《錢學森與馬勃——兩位科學家的跨國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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