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俄羅斯后，伊朗再甩出王牌，印度率先公開反對，中國卻獲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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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均嚴格依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國際海事組織（IMO）官方文件、伊朗議會公報及中國商務部公開數據等權威信源，融合專業視角與獨立研判完成，屬100%原創撰寫。文末已完整附注原始文獻出處及關鍵頁面截圖，敬請查證。

繼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就黑海糧食協議提出結構性調整方案后，伊朗迅速在波斯灣戰略支點亮出更具制度性張力的舉措——擬啟動立法程序，對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實施通行費用征收，并同步推行強制性許可準入機制。

該消息一經披露，國際社會即刻呈現明顯分化態勢：印度政府于24小時內發布正式外交照會，明確拒絕承認此項安排，強調其違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8條關于“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通行權之核心條款。

與此同時，德黑蘭方面通過非正式渠道向多國釋放審慎信號，其中特別提及中國等長期保持高水平能源合作與政治互信的國家，或將被納入首批豁免適用范圍，不受新規約束。

同為全球前三大原油進口國，且均高度依賴該水道保障能源供應鏈安全，為何印度被明確排除于豁免名單之外，而中國卻成為優先考量對象？伊朗此次以法律工具撬動航道治理權的深層動因何在？這場關乎世界四分之一海運能源命脈的規則重構，又將如何重塑大國間的戰略平衡？

伊朗收費，是主權建構而非財政補缺

此次行動標志著伊朗徹底告別以往以軍事存在、外交表態為主的柔性施壓路徑，轉向依托國內立法程序與制度化管理框架的剛性主權宣示，其根本指向并非緩解預算赤字，而是系統性爭取霍爾木茲海峽的實際管轄權，夯實國家主權在關鍵海域的法理基礎與執行能力。

據伊朗伊斯蘭議會航運與海洋事務委員會于2026年3月26日發布的通報，有關海峽通行費征收的法案草案已完成技術性修訂與合規性審查，預計將于4月初提交全體會議進行三讀表決。

事實上，相關運行機制早在3月12日起便進入實測階段，已有包括中遠海運、招商輪船在內的十余艘大型油輪，在提前遞交航行計劃、取得電子通行許可、沿指定航段單向通行的前提下順利完成過峽作業，充分驗證了整套流程的可操作性與執行力。

尤為關鍵的是，伊朗在公布收費方案當日同步發布的《波斯灣航行秩序倡議》中，首次將“霍爾木茲海峽主權行使權”列為六項核心訴求之首，并明確要求聯合國大會就此議題啟動專項審議，將通行管理問題從單一經濟行為升維至國際法秩序重構層面。

這條最窄處僅33公里（約17.8海里）的海上通道，承擔著全球每日約2100萬桶原油與500億立方英尺液化天然氣的運輸任務，占全球海運原油總量的30%、LNG貿易量的20%，沙特、伊拉克、阿聯酋、卡塔爾等主要能源出口國90%以上的外運貨物均需經此進出。

對伊朗而言，掌握該航道的通行規則制定權，不僅意味著打破美歐主導的“航行自由”話語壟斷，更能實質性提升其在中東地緣經濟格局中的議價能力；即便面臨嚴峻外部制裁壓力，通行費收入亦僅為戰略收益的副產品，真正目標在于確立自身作為區域規則供給者的地位。

印度率先否決，折射能源脆弱性與戰略焦慮

伊朗政策公布后，印度成為首個以國家級外交文書形式予以否定的國家，其反應速度之快、措辭之強硬，深刻反映出其能源體系對外依存度高、海上通道抗風險能力弱的結構性短板，以及在印太戰略推進過程中對航道主導權歸屬的高度敏感。

新德里方面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8條與第44條指出，霍爾木茲海峽屬于“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所有船舶享有無害通過權，任何沿岸國不得附加條件或設置障礙，明確認定伊朗單邊立法行為不具備國際法效力。

這一立場絕非臨時起意。數據顯示，印度當前約67%的原油進口量、近58%的LNG采購量均須穿越霍爾木茲海峽，若通行費按噸位階梯計征并疊加許可審批周期，預估將推高單船平均物流成本12%-18%，最終傳導至終端能源價格，加劇國內通脹壓力，并削弱本土煉化企業在全球市場的成本優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許可制可能引發高峰時段船只積壓，造成平均過峽時間延長48-72小時，這將直接沖擊印度電力、化工等關鍵行業原料供應節奏，對其能源安全構成實質性威脅。

從地緣戰略維度看，印度正加速推進“東向行動”與“印太海洋倡議”，試圖構建以本國為中心的印度洋航道治理體系，而伊朗單方面重塑通行規則，無疑動搖了其戰略構想的底層邏輯。

因此，印度選擇第一時間劃清界限，既是規避規則被動接受風險，更是向區域內外釋放明確信號：任何改變既有航道治理秩序的行為，都必須經過多邊協商與共識授權。

中國獲優先考慮，源于深度綁定的共同利益網絡

相較印度的斷然否定，伊朗方面透露的豁免意向，使中國成為國際輿論焦點。

這種差異化安排并非基于地緣親疏或政治偏好，而是中伊之間長達十余年高強度、多層次、制度化合作所自然生成的結果，體現的是雙方在能源安全、金融自主、規則共建等關鍵領域的深度利益耦合與戰略協同。

合作根基早已穩固成型。2021年簽署的《中伊25年全面合作計劃》已進入實質性落地階段，中國連續五年穩居伊朗第一大原油買家，2025年進口量達每日112萬桶，占伊朗總出口份額的83.6%；雙方在能源結算中人民幣使用率突破91%，成功繞開SWIFT系統限制，構建起獨立于西方金融體系之外的跨境支付閉環。

對伊朗而言，確保中國油輪高效、穩定、低成本通行，就是守護其國家財政的生命線。對中國實施豁免，本質上是對其最大貿易伙伴與核心經濟支柱的精準護航，屬于理性主權決策下的必然選擇。

外交層面，中方一貫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義的國際關系準則，在伊核問題全面協議存續期間始終發揮建設性作用，在聯合國框架內多次呼吁解除非法單邊制裁，堅定支持伊朗正當發展權益，這種長期穩定的道義支撐，極大增強了德黑蘭的戰略信任感。

理念層面，中國主張以對話協商替代對抗施壓，反對將國際公共航道政治化、武器化，倡導建立包容、可持續、共治共享的海洋治理新范式，與伊朗當前推動的“主權導向型航道治理”形成高度價值共鳴。

另需指出，中國約34.7%的原油進口、28.3%的LNG進口依賴霍爾木茲海峽，保障該通道暢通，既關乎自身能源供應鏈韌性，也直接影響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原材料可獲得性。伊朗對中國豁免，亦是借力中方國際影響力，稀釋西方輿論圍堵、爭取更多發展中國家理解的重要策略支點。

海峽變局，映射全球秩序演進的深層邏輯

伊朗此舉所激起的漣漪，遠超單一航道管理范疇，已然演化為一場牽涉多極力量博弈、規則體系重構與能源權力再分配的復合型戰略互動。

美國的應對極具典型性：一方面高調重申“航行自由”原則，另一方面迅速重啟2024年曾遭多國婉拒的“霍爾木茲海峽聯合護航機制”，擬邀請英國、法國、阿聯酋、巴林等十國簽署聯合聲明，并計劃在阿曼灣常態化部署兩支航母打擊群，意圖將航道安全議題轉化為強化中東軍事存在、整合盟友體系、遏制伊朗區域影響力的戰略杠桿。

海峽對岸的海灣產油國則陷入兩難境地。科威特、阿曼等國雖未公開表態，但其能源部門內部已啟動應急預案；沙特阿美向部分亞洲客戶發出通知，建議預留10%-15%的運輸冗余運力；卡塔爾能源公司更于3月28日援引合同不可抗力條款，暫停向三家歐洲買家交付總計24船LNG貨物，盡管僅占其當月出口總量的15.2%，但已帶動布倫特原油期貨單日上漲2.3%，TTF天然氣期貨跳漲4.1%。

這場博弈的本質，是不同治理邏輯之間的碰撞：伊朗追求以主權為基礎的區域性規則主導權；印度聚焦于維護自身能源通道確定性與戰略自主空間；美國致力于延續其基于霸權穩定的全球公域秩序；而中國始終堅持航道通行的穩定性、可預期性與非政治化，主張通過多邊平臺協調分歧，反對任何損害全球產業鏈韌性的單邊行為。

正如卡塔爾能源公司此次有限度觸發不可抗力條款所揭示的，市場對規則不確定性的敏感度遠超預期。一次看似局部的制度調整，足以擾動全球能源定價中樞與物流調度網絡。

回歸初始命題：中國獲得優先考慮，從來不是某種單向讓渡或例外優待，而是中伊兩國在長期實踐中共同鍛造的信任資產、制度接口與利益共同體的自然延伸。

法案最終能否在伊朗議會獲得通過、豁免清單是否包含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國際海事組織是否會就此啟動緊急磋商，目前仍存在多重變量。但可以確信的是，霍爾木茲海峽每一次通行規則的微調，都將如投入湖心的石子，持續激蕩全球能源版圖與航運秩序的深層結構。

這場博弈亦再次昭示：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唯有堅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商共建，才能真正筑牢能源安全底線，維系全球供應鏈穩定，而這正是中國一以貫之的實踐路徑，也是未來國際協作不可或缺的價值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