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人中，北宋蘇軾無疑是一顆璀璨的明星。蘇軾才華蓋世，詩詞文賦書畫無一不佳，堪稱古今難得一見的全才。在文學史上，他尤以豪放捭闔的氣象一改宋詞難登大雅的格局，別開生面地以詩化宋詞的方式使之接續(xù)載道傳統(tǒng)。而蘇軾詩詞中透露的對生命的理悟，更使之在思想史上占得一席。觀其一生，蘇軾宦海幾度沉浮，命運跌宕不平。每遇蹇困，他又總能超然應(yīng)對。這種超然因深深扎根人世，透著對人情與事理的洞明而有別于釋道的“出世”。在蘇軾身上，“現(xiàn)世性與超越性水乳交融”（王水照《蘇軾研究》）。可以說，蘇軾光耀古今的人格魅力，恰恰因其于在世用事的磋磨和歷練中不斷叩問人生根底，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生命理悟：人生有涯，能否在無限的時間長河中留下印記？世事無常，立乎天地間的人又當何去何從？

有限與無限

儒家追求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正是基于對人的有限性的洞察辟出的三條通達“無限”的道路。自幼飽讀詩書，深受傳統(tǒng)文化滋濡的蘇軾，早年便展露高遠志向：“奮厲有當世志。”（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這種志向并非無根無本，而是帶著濃郁的歷史厚重感。父親蘇洵游學四方，蘇軾自小由母親程氏開蒙教養(yǎng)。程氏出身名門，注重蒙以養(yǎng)正，常以傳統(tǒng)經(jīng)史典籍為范本，“每稱引古人名節(jié)以厲之”（司馬光《武陽縣君程氏墓志銘》）。天資過人的蘇軾幼時便能“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東坡先生墓志銘》）。連素來對蘇軾頗有微詞的朱子都不得不稱嘆蘇軾身上的“閱古今之氣”（朱熹《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早年立志“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的蘇軾，初登科場便趕上主考歐陽修力圖改革文弊，二十出頭憑出色的才華進士及第，可謂一時風光無兩。初入仕途，天縱之才蘇軾志得意滿，力圖一展抱負，但很快受挫。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蘇軾被外放杭州任通判，后又因無端卷入“烏臺詩案”，鋃鐺入獄。蘇軾雖得以全身而退，經(jīng)此一難，卻讓他認清政治的限度。懷揣著復雜的心情和生命感覺，蘇軾開啟了與權(quán)力中心若即若離的一生及其對生命的縱深思考。

蘇軾謫居黃州期間多次游覽赤壁磯，以此為題留下數(shù)首傳頌不衰的詞賦。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他就在對歷史人物看似云淡風輕的品評中表露了對憑事功達致不朽的懷疑。詞中以“雄姿英發(fā)”的“周郎”與“早生華發(fā)”的“我”作比，顯得在慨嘆壯志未酬。但整首詞起筆走勢奠定了一種宏闊的歷史視野：“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氣勢磅礴中透著一股歷史的蒼涼感。一旦把人置于綿延千載的歷史長河中，個體——無論功成名就的周瑜還是抱負難展的“我”，都不過大浪淘沙，成敗又何足道？人生不過“夢”一場。比之無限的“江月”，有限的個體皆世間過客耳。因此，個人榮辱得失又有何看不開的呢？

詞中蘇軾以一種開闊的歷史觀堪破世間榮辱沉浮并非悲觀，而是以對人的根本限度的洞見消解了心中幽微的不得志。劉熙載認為，“東坡詞頗似老杜詩”（《藝概》）。與同樣感喟“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的孟浩然相比（《與諸子登峴山》），蘇軾少了些懷古傷今卻多了幾分清明通達。這種通達感更顯見于《八聲甘州·寄參蓼子》。“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在幾經(jīng)沉浮的蘇軾眼里，禍福際遇就像眼前這錢塘江“潮水”的來去，無限周而復始。既然人世如潮水，我當無喜亦無懼：“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這種寵辱不驚、隨遇而安的思想資源顯然在別處。

究天人之際

蘇軾與生俱來的超強統(tǒng)攝力，使他博取儒道佛，融會貫通，造就其通達古今，融“天地、宇宙一身”的氣象（葉嘉瑩《古詩詞課》）。儒家和莊子對其人格的塑造影響深遠，構(gòu)成了蘇軾進退的底色。蘇軾自道：“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前文“白首忘機”便反用了《莊子·天地篇》：“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如果說蘇軾通過感悟人生限度獲得了一種明達，那么他在對天人關(guān)系的思考中，則達致了一種透徹的生命理悟。

蘇軾對人生的深沉思考始于早年。“人生到處知何似？應(yīng)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蘇軾詩集》卷三）這首《和子由澠池懷舊》寫于蘇軾往鳳翔赴任途中，起勢由設(shè)問敞開天人關(guān)系。蘇軾初入仕途就敏銳地感受到個人際遇的不定感，頭兩句抒發(fā)了人生在世的無常和無寄感。雪泥鴻爪的意象給人一種個體的無奈：個人無論多么超拔卓然，終究過于渺小，注定無法在浩瀚的時空中留痕。但詩人筆鋒一轉(zhuǎn)，很快從這種遺憾中抽離：“鴻飛那復計東西。”雪泥鴻爪雖透著命運偶在的身不由己，但有別于浮萍寄世的隨波逐流，生命的“偶然”無論有多無定，飛鴻對于“應(yīng)”留下什么篤定不移。縱使痕跡終將隨雪化湮滅，翩然離場的驚鴻一瞥表明這已不復重要。

在《赤壁賦》中，蘇軾更明顯地將人置于宇宙中，通過辯證看待世間萬物的有限與無限、變易與恒常，洞達人的生命本質(zhì)。于廣袤無邊的天地而言，人生一世，不過朝生暮死，宛若“蜉蝣”寄身“于天地”，微渺如“滄海之一粟”。但他隨后跳脫人的本體尺度，借助一種宇宙大觀重新審視天人關(guān)系。“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個體生命的確不斷逝去，但人類的生命卻在代代相傳的綿延中獲得了一種永恒；月象縱有盈虧，月相卻無增無損。通過把人的視野貫注于“其不變者”，引人關(guān)注萬物恒定的一面，并進而把有限的個體生命與無限的宇宙融為一體，蘇軾以一種“放眼量”的氣度辯證看待世間萬物的變化與恒常。這種視角的進退轉(zhuǎn)換并非純主觀呈相，而是有其客觀本體依據(jù)，不失為一種體悟萬物之本后獲得的通透生命感覺。這種理悟與生命感覺，成了蘇軾歷經(jīng)大小震蕩時退守內(nèi)在的根據(jù)。

退守內(nèi)在

王國維《人間詞話》謂“東坡之詞曠”，所指大抵是蘇軾失意時的曠達。蘇軾的可貴之處在于，無論身處何種境地總能回歸內(nèi)心的持守。

蘇軾深知自己的秉性：“危言危行，獨立不回”（《杭州召還乞郡狀》）。無論為官為學，蘇軾都有其不為外物而改其精神持守的處世之道。“揀盡寒枝”的“孤鴻”苦悶寂寥，知音渺渺，內(nèi)心卻是坦然而篤定的。但人心的追求得不到滿足時必然痛苦，唯有超越（朱剛《蘇軾十講》）。超越之道既然不在乎外，唯有求諸于己。“道不遠于人，乾坤只在身”（邵雍《乾坤吟》）。通過退回內(nèi)在，參悟自然與人生之道，思索世界和人生的本真，蘇軾獲得一種渾融的達觀。這種達觀與其說是林語堂所謂的“無可救藥的樂天派”，毋寧說是一種洞明天道與人道幽微的豁達：“妙萬物以達觀”（陸云《愁霖賦》）。

在蘇軾看來，自然萬物中最類乎道者，非水莫屬。“萬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為形而已”（《東坡易傳》）。人取法自然，人道法乎天道。水無常形，變化萬千，隨境而異卻不改其性。在對水的體認上，蘇軾同樣看到了一種辯證關(guān)系：水呈萬象，看似最無恒久定性，卻因此固守最恒定的道：“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惟無常形，是以遇物而無傷……”這點尤令蘇軾稱羨（《東坡易傳》）。一生顛沛的蘇軾，從“遇物無傷”的水中發(fā)現(xiàn)的生命之道，也從中汲取了他在人生起伏的搖擺中不斷回正的定力。

或許，我們由此能更好地理解蘇軾聽到“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面對外在境遇，個體無從把握。效法“水”與之交融一體，平順地回歸內(nèi)心的安寧，隨遇而安，才能“無傷”。因此，在蘇軾的詩詞中，我們往往能看到他以敏銳的直覺和深刻的體悟化解個人遭際。“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這種定力也令蘇軾在對人生與宇宙的感悟中走出一條全新的超越之路。蘇軾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他認清人的限度的同時堅守內(nèi)心之道，并由此獲得在世用事應(yīng)對變數(shù)的定力。也正因此，縱然他常發(fā)“人生如夢”的抒慨，面對人生而有涯的根本限度，蘇軾總是選擇精神上的永恒追索。由此使得這種瞬間的虛幻感很快排解，而不至于否棄此世的意義而遁入虛無和虛空。蘇軾從詩歌這種藝術(shù)形式中看到了一種比求肉身長生更接近恒久的希望：“明年采藥天臺去，更欲題詩滿浙東”（《秀州報本禪院鄉(xiāng)僧文長老方丈》）。人生有涯，歲月無邊。只要后世還有人品讀他的文字，能從他的作品中獲得共鳴，個體就有望突破生命的自然限度，在某種意義上獲得不朽。

對人生與自然天道奧義的體悟，寄寓了蘇軾對人立于天地之間的“道”的困惑與思索。正是這種充滿辯證的思考令他獲得了對人生價值的深刻理悟，并以飽滿的生命熱情踐行。于是，蘇軾在我們面前呈現(xiàn)一幅略顯矛盾的畫像：他否定事功能通向不朽，卻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可以冷峻地揭示月的恒定不變，卻又充滿人情味地以月象“陰晴圓缺”寬慰親人……這種對人世貌似矛盾的體認，何嘗不更見出蘇軾人情與事理的練達呢？

蘇軾一生變動不居，漂泊不定，對世間禍福榮辱的切身感受促發(fā)他內(nèi)省式的深沉哲思。通過辯證思考人生的限度，天道的恒常，蘇軾在對人生意義推陳出新的追問中形成獨樹一幟的人格底色。蘇軾之所以被傳唱千秋不衰，正因其身上濃重的現(xiàn)世感。這種現(xiàn)世感不僅令人倍感親切，也不乏溫情，在撫慰人心的同時更豐富了人行走于世界的可能性。

◎本文原載于《光明日報》（作者：羅峰），文章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