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國民黨，以"反共"名義媚日，被打臉后如何被逼和蘇聯復交？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自九一八事變至對蘇新方針推出的九個月，在國民政府的對日觀中，一直存在著和其在公開場合的抗議、譴責不同的內容。

這些不同的內容，首先是對日本穩健勢力的期待感。

具體而言，事變剛爆發時，國民政府決策層認為，日本的軍事、外交、經濟等各界均存在對立，軍人的非法行動不久將被日本的穩健勢力控制。此外，他們在強調日本應負事變的根本責任的同時，內心承認中國“革命外交”的某些失誤也是促成沖突的一個原因。

這些想法使他們對危機的嚴重性和長期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因此，至日本兩次拒絕國聯撤兵決議的1931年11月底，國民政府決策層雖然意識到“現在日本外交完全為軍略所支配”，一邊卻仍然認為，“日本國內反陸軍政策之勢力并不弱，且部分甚多。惟此時均被軍部舉國一致之威力所屈服，但至軍部政策用盡時，一切反陸軍政策之勢力，必將繼起執政，至此中日間方入純正外交時期。”

12月末，日軍已基本占領全東北，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討論中，卻仍有人主張，日本出兵滿洲僅為要求中國承認其既得權益和提供新利益，“其本來目的并不在占領領土”。

1、親日的借口

進入1932年后，中國在上海事變中再遭日本踐踏，“偽滿洲國”亦已登場，但對日本“穩健勢力”的希望，依然殘存于許多當局者心中。

譬如，日本發生“五一五事件”后的5月19日，蔣介石在論及此事時雖然指出，“從日本現在的情形看來，很可以明白，他們軍人想組一個法西斯政黨，推倒政黨政治”，但緊接著又以“日本國內現在的教育程度，早已完全普及，一般國民的智識，同旁的帝國主義國家一樣，識字的人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民族性的堅強厲害，更為旁的國家所不能夠比較”，斷言法西斯與獨裁專政可在意大利及蘇聯成功，唯有在日本“一定不會成功”。

同上述這種對日本穩健勢力的期待感緊密相關，對九一八事變的結局，國民政府指導部在事變發生九個月后仍然抱有強烈的僥幸心。同時，不少領導人認為，因為日本是反共的，中國“可以由共同反共的見地，替中日和平奠定一個基礎”，因而對中日兩國在反共問題上的“共同利害關系”寄予幻想。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國民政府在1932年6月正式確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后，愈加急于改善對日關系。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事變時期對國民政府統治區發動的武裝進攻，使國民政府決策層痛感：如不迅速同日本結束沖突，“照此推移下去，共產黨必利用混亂狀態建立自己的天下，俄國亦可能直接統治中國。”

總之，在他們看來，就長遠來說，是“俄患”大于“倭患”，而就“一意剿共”這一當務之急來說，則是“近蘇”不如“近日”。

于是，國民政府在繼續堅持對蘇回避的同時，對日本卻轉向了“接近”。關于對蘇、對日政策上這兩種相互關連及相反相成的傾向，當時，由駐日公使任上臨時回國的蔣作賓，曾在其日記中留下了以下的紀錄：

5月19日，中央政治會議外交組決定“準備對蘇復交”，當夜，蔣介石和汪精衛宴請蔣作賓，命其速回日本復職。

6月6日，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對蘇以先訂互不侵犯條約為方針，當日，蔣介石再次催促蔣作賓返日復職，并承諾“赴東若有不足之款可由彼撥”。

6月中旬，廬山會議在確定對蘇“維持現狀”的同時，決定“禁止各地抵制日貨及激烈越軌的反日運動，防止重大事件再發”。隨后，蔣介石特招蔣作賓上山，于22、23、24三日連續討論中日問題后，確定“對日總取攜手主義”。

最后，7月5日，蔣作賓“回日使任，其目的在使兩國漸漸接近”，因“感情尤關緊要，故特選定日本郵船會社之平安丸”。

就這樣，自行政院建議對蘇復交以來，雖然國民政府決策層在對蘇對日政策的重新選擇上，相當苦惱了一陣，但最終以蔣作賓返任為結局，明確地倒向了對日接近方針。

不過，我們在看待這一結局時，切不可忽略以下兩點：

第一，在造成這個結局的多種因素中，“英美、國聯同蘇聯不共戴天”論、“一意剿共與對蘇接近不可兩立”論雖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它僅是引導出了“不該對蘇復交”的結論。

與此相比，應該說，發揮了更大作用的是前述對日本的期待感、僥幸心及對“反共共同立場”的幻想。因為，它們使國民政府決策層得出了“對日關系仍有改善可能，故即使不接近蘇聯，中日問題也可解決”這一最重要的判斷。

第二，國民政府的上述對日觀雖然在決策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其本身卻又包含有很大的脆弱性。

這首先是因為，這種對日觀是以上海停戰協定后中日緊張暫現緩和，特別是日本尚未承認“偽滿洲國”為背景的，而這個背景能存在多久，主導權并不掌握在國民政府手中。其次，產生這種日本觀的又一個重要原因，是九一八事變十個月來，中日政府之間沒有進行過直接接觸，因此其大部分認識本身帶有臆測成分，很容易隨實踐所檢驗的結果而改變。

2、“共同反蘇反共”的落空

國民政府并未花費多少時間就獲得了答案。

7月開始的國民政府的“對日接近”，在日本是由蔣作賓充當主角的。從7月中旬至9月上旬，他致力于接觸日方軍部、政府、政黨等各界要人，尤其是其中被視為穩健派的人物。

在接觸過程中，他著重強調并反復訴說的主題是：“偽滿洲國”問題的拖延及由此造成的中日糾紛的長期化，“唯一的結局是給第三者以及共產黨帶來機會”，結果“中國可能赤化，日本亦有共產化之虞”；日本如果承認“偽滿洲國”，“毫無疑問，將來真正統治滿洲的，不是白人即是蘇俄”。

在國內，蔣介石、汪精衛等核心領導，亦積極配合蔣作賓的“接近”工作。其中，他們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是改變九一八以來拒絕直接交涉的政策，秘密試探同日本進行直接交涉。

8月25日，蔣介石致電黃郛稱，“本莊去，武藤來，新舊更替，如日本當局，有稍變方針，借此重謀中日親善之轉機，中國可與逕開談判，……倘日方有誠意，弟可出面負責辦理此事。”當時的中國，如日本所“觀測”到的，誰主張對日直接交涉，誰就有遭到反對派極力攻擊的危險。蔣介石在這樣一種政治狀態中拍發的上述電報，顯示出他對中日接近所傾注的熱情。

值得指出的是，在南京中央開始“對日接近”后，同南京分庭抗禮的國民黨西南派，在對日對蘇方針上，實質上采取了同南京一致的態度，而且，他們對日“勸告”的重點，更露骨地置于“中日共同反蘇反共”之上。

譬如，7月15日，李宗仁在同日本駐廣東總領事代理須磨彌吉郎談話時說：“中日兩國不和，不僅給世界和平投上暗影，而且，如同格言所說，兩虎相爭，一死一傷，對雙方都極為不利。更令人懸念者，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以后，人民對共產黨的觀念顯著變化。

現在，知識階級當中論及中國將來時，對依靠自力毫無信心，而對作為他力之國聯，亦感無可信賴。結果，因自暴自棄而倒向赤俄者，屢見不鮮。這種現象不唯使中國之將來愈益無望，對世界特別是日本來說亦無可樂觀。要之，中日如欲解決問題，對此點須特加考慮。”“作為一個中國軍人，余欲借貴官回東京之便，給日本陸軍帶個口信：希望日本陸軍勿逼中國軍人倒向蘇維埃，而能使之與日本共同以蘇維埃為敵；為此目的，應以協作態度律己。”

但是，無論是南京方面的勸告及“直接交涉”的試探，還是西南方面的口信，對日本來說，均為對牛彈琴。因為，“反蘇反共”既是此時日本基本國策的一部分，又是推行對華侵略等其他國策的手段或口實。易言之，在此時的日本當局眼中，國民政府所倡導的“共同反蘇反共”，只有在有利于對華侵略時方有價值，如果反過來成為妨礙其對華侵略的障礙，則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正因如此，8月25日，即蔣介石發出“直接交涉”電報的翌日，被國民政府視為日本穩健勢力重要人物的近衛文麿轉告蔣作賓：在承認“偽滿洲國”問題上日本已無交涉余地，“請中國斷念”。同日，內田外相以“焦土外交”演說表明了日本堅持侵華政策的決心。

由于熱衷于改善對日關系，在日本發出了這些信號后，國民政府決策層仍未停止接近的努力。

8月27日，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唐有壬告知日方，國民政府的對日方針，“第一是希望直接交涉，……如日本絕對反對直接交涉，則作為第二措施，希望至少維持現狀。”

但是，這個維持現狀的讓步方案也未得到日本的呼應。9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承認“偽滿洲國”，使7月以來國民政府以“共同反蘇反共”為重點的對日說服與接近工作，以徒勞而告終。這個沉重的打擊，摧毀了國民政府決策層迄今對日本抱有的期待感和僥幸心，支撐其對蘇回避政策的基礎隨之土崩瓦解。國民政府不得不重新修訂對蘇方針。

3、迫不得已的“對蘇無條件復交”

此前，在對蘇關系上，根據中央政治會議《先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方針，國民政府外交部曾于6月中旬通過駐蘇代表團專門委員王曾思，在莫斯科試探過蘇聯的意向。

但是，斯大林認定，“南京政府所提議之互不侵犯條約是徹頭徹尾的詐騙行為。南京政府完全是一個騙子集團。”

結果，王曾思的試探在遭受“種種難堪”后，被蘇聯斷然拒絕。

其后，國民政府外交部指示出席日內瓦軍控會議的中國代表顏惠慶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接觸，但7月6日李維諾夫回信稱：只有無條件恢復邦交以后，方能著手談判互不侵犯條約問題。

接此答復后，國民政府行政院顧慮到日蘇關系日益密切的現狀，于7月8日舉行秘密會議展開討論，結果，“認為俄事以從速解決為上策，擬即電令顏代表與李維諾夫在日內瓦先行進行復交手續。”

但是，翌日，蔣介石在剿共前線接到上述報告后，立即回電反對，重申“對俄交涉請照原定方針以能否先訂互不侵犯條約為標準”。行政院的建議因此再次擱置。

另一方面，自7月8日至13日，國民政府在汪精衛主導下舉行了以學者為中心的“專家會議”，討論外交問題。會上，雖然有人提出不應以先訂互不侵犯條約作為復交前提，但多數人對復交持消極態度，指出政府不可認為對蘇復交為一種重要的抗日手段，它至多只可減少蘇聯之對日妥協。

很多與會者還列舉“赤化宣傳”問題和外蒙問題等，對伴隨復交而來的副作用極為擔心。

最后，汪精衛指出：

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借口中國沒有防止蘇俄侵略能力而占我東北。所以，為打破日本陰謀，我在積極方面應主動防俄，在消極方面要使各國信任中國有防俄能力。他還認為，蘇聯向東北義勇軍提供軍械，目的在組織和宣傳赤化。據此，他下結論說：不管蘇聯怎樣以承認偽滿為恐嚇，我們都要先獲美國與國聯諒解，才不致前門拒虎后門進狼。

經過這樣一番周折，7月下旬，蔣介石、汪精衛和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致決定：“對俄復交現時如無必要總以暫緩為宜，否則無條件復交以前，對于互不侵犯條約及限制使領宣傳等事，務須事前有一確切協商，方不為其所欺。”

于是，國民政府結束了7月6日蘇聯來信以來的動搖，再次確定了《先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方針，中止了對蘇交涉。

這個中止一直持續到9月15日日本承認“偽滿洲國”。以此為轉折，國民政府不得不改變其迄今堅持的對蘇回避政策。

就外因來說，這首先是因為在日本宣布承認“偽滿洲國”后，中國抗日運動再度高漲，對國民政府對日政策之軟弱、妥協的非難亦隨之更加激烈。其中，還有十六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聯名致電中央，就蔣作賓返日以來中日直接交涉的動向追究責任，矛頭暗中指向蔣作賓背后的蔣介石。其次，與此相應，如李宗仁、鄒魯所指出的，在英美、國聯無可依靠、對自力更生亦無信心的現實面前，中日緊張的重現自然帶來了國民黨內“聯蘇容共”論的再次抬頭。例如，孫科重新強調，要解決滿洲問題，除指望遠東的日蘇、日美戰爭外，別無途徑。

在以上兩種外因逼迫政府轉變政策的同時，實際上，在國民政府決策層中，隨著對日本的期待感及僥幸心態的消失，關于日本無可理喻，“除實力以外問題無從最終解決”的認識更加深入。

因此，他們雖然對“聯蘇”仍感為時尚早，對中蘇復交問題則斷定：在中日之長期敵對因日本承認“偽滿洲國”而成為定局，“中日親善之道殊不可通”之后，中國除對蘇復交外別無選擇。因為，處于日、蘇兩大強夾縫之中的中國，“和甲不能，必求和乙”，方能“減少甲之壓迫”。

就這樣，“不復交不行”的結論壓倒了其他考慮，9月19日，即日本承認“偽滿洲國”的第四天，國民政府改變了《先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方針，訓令顏惠慶立即就復交問題開始對蘇談判。

但是，盡管無可奈何地進入了復交談判，國民政府最初仍想通過迂回方法，而盡量維護從來的對蘇原則。這個迂回方法，是在關于中蘇復交的協定中插入兩個要點，即：“兩國政府在六個月內各派代表在中國討論兩國間各項懸案以期早日解決”；“目下中蘇兩國間之政治經濟及其他關系仍暫照以前1924年5月31日在北平所簽訂之協定議定書宣言換文及1924年9月20日在奉天簽訂之協定辦理”。

所謂“在北平所簽訂之協定議定書宣言換文”，即1924年5月中蘇建交時締結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等，內中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兩締約國政府互相擔任，在各該國境內，不準有為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舉動，并允諾，彼此不為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對之宣傳。”

所謂“在奉天簽訂之協定”，即1924年9月蘇聯政府和中國東三省自治省政府的協定，內中規定：在合同期滿后，中東路及該路之一切附屬產業均歸為中國政府所有，無須給價；在合同期滿前，中國有權贖回該路；中東路之前途只應由中蘇兩國決定，不準第三者干涉。

不言而喻，如果以上兩個協定能重獲蘇聯確認，則國民政府迄今堅持的原則，即蘇聯停止對華赤化宣傳運動、承認中國對中東路與外蒙的主權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可得到間接的維護。

但是，9月27日李維諾夫否定了中國提出的上述復交協定草案。在他代表蘇聯向顏惠慶提出的換文稿中，“除聲明自本日起恢復兩國使領關系外別無他語”。顏惠慶隨即臨時提議：關于中俄奉俄協定，“總以密件聲明前訂條約仍為有效”。李維諾夫對此斷然拒絕，強調“如換文涉及復交以外事項即是附有條件，殊難同意”。他并警告說：如中國堅持附有條件而拖延復交，蘇聯雖無實時承認“偽滿洲國”之意，“但亦不敢為長時間之保證”。

李維諾夫的這個警告并非虛聲恫嚇。事實上，從9月15日日本承認“偽滿洲國”以來，蘇聯彷彿與之配合一樣，作出了一系列親日、親“滿”舉動，給國民政府造成了強烈的沖擊；9月18日，經蘇聯政府同意，“偽滿洲國最初的駐外領事”出發前往蘇聯赴任。23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通知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蘇聯同意“偽滿洲國”領事官常駐莫斯科。同日，蘇日之間就蘇聯石油制品出口日本締結協定，此舉被日本輿論視作“最近蘇聯方面對日協調態度的又一表現”。

正因為已有上述一系列事實為對照，國民政府外交部在接到李維諾夫的警告后，隨即在其提交行政院的緊急報告中作出了以下判斷：

俄方今既拒絕，難保與我復交后不與他方另訂中東路協定或為其他處分。是中俄復交并不能阻止俄方不利于我之行動，則不如任其遷延，靜待國際情形之發展。然自反面觀察，則不復交俄日更將接近，即現駐西比利亞之領事地位亦有動搖之虞。……今俄方既經同意于偽組織之派領，在國際法上已達事實上承認之程度。設再進一步與日方為其他勾結，我方既未與俄復交，勢必無從交涉。如使領關系一旦恢復，則一切問題尚有運用外交之途徑，且民國十三年協定縱不重言聲明，在法律上當然繼續有效，復交后我國尚可據約抗爭。是無條件復交仍似較為有利。

與此同時，9月27日，外交部長羅文干也向蔣介石拍發緊急電報，建議同蘇聯無條件復交。

在上述緊急報告與建議問世以后，另一個重大事件的發生，也催促著國民政府加速轉變對蘇政策。

這就是10月2日公布的“李頓報告書”中有關蘇聯的下述論述：“蘇聯在滿洲之舉動及在中東路暨中國國境外北部及東北部領土上之重要利益，均不容忽視。故解決滿洲問題時倘忽略蘇聯之重大利益，則此項解決必不能持久，且將引起將來和平之決裂，事極顯然”。

“李頓報告書”所強調的上述觀點，從兩個方面給為中蘇復交問題而苦惱的國民政府決策層以重大影響：

其一，如前所述，迄今為止，“對蘇接近與國際同情不可兼得”的觀點，一直是束縛國民政府對蘇政策的緊箍咒之一。但是，現在既然國際聯盟的調查委員會也如此明白地表了態，加之國民政府自己獲得的“美國漸有承認蘇俄之勢”的情報，國民政府決策層對“喪失國際同情”的擔心，無疑是相當減輕了。

第二，在日本承認“偽滿洲國”后，如何防止東北主權永落他手，成為國民政府的燃眉之急。9月19日關于開始對蘇復交談判的決定，最大動機本來就是為了阻止蘇聯的追隨承認，現在由于“李頓報告書”所提出的上述觀點，國民政府決策層更把這一阻止的成功視作確保東北主權的關鍵。

個中原因，也許數日本外交官當時所作的分析最一針見血。

它指出：在國際聯盟中，積極支持中國主張的主要是一些小國，但“李頓報告書”認為，若排除在滿洲擁有重大利益的蘇聯，就無望圓滿解決滿洲問題。因此，只要蘇聯在國聯行政院開會前正式承認“偽滿洲國”，則被李頓報告書認定具有最大利害關系的日俄兩國，均已承認了“偽滿洲國”的存在。如此，與滿洲毫無利害關系的諸小國之單純拘泥于理論的主張，必將在事實面前以空論而告終。

面對九一八事變十多個月來的這個艱難的選擇，國民政府決策層在進退維谷之中，滿懷內心矛盾而又無可奈何地作出了最終的決斷――10月5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三二六次會議在長時間研究后，決議“對蘇無條件復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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