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漫長的政治博弈,“公民金”制度將于今年夏天成為歷史,并在7月1日被“新基礎保障金”全面取代。柏林各就業中心的約5700名員工目前正著手應對這些大規模的政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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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特區和利希滕貝格區的就業中心負責人已經對潛在的困難表達了擔憂。合理住房成本的界定以及精神疾病患者的照護問題,可能會讓業務經辦人員面臨嚴峻考驗。未來,他們大概率需要更頻繁地進行家訪。
此次改革引入了更嚴厲且生效更快的違規懲罰機制。政策重新確立了“就業優先”原則,即“先工作,后培訓”。就業中心在批準長期的技能培訓之前,必須首先評估申請人是否具備快速就業的可能。
此外,福利領取者需要承擔更多的配合義務,必須按時參加面談。就業中心也被賦予了更大的權限,可以強制要求申請人接受醫療或心理評估,這在涉及精神疾病時尤為突出。
住房成本規定也得到了收緊,以往針對高價租金的寬限期將被取消。這意味著就業中心會更早地介入,審查申請人的住所和租金水平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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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機構不僅針對不配合的失業者制定了更嚴厲的懲罰措施,還將實地探訪的義務寫入了法律。當事人有可能是因為罹患精神疾病而無法離開住所。
米特區就業中心負責人盧茨·馬尼亞表示,新基礎保障金的懲罰規定要求對精神疾病患者進行當面聽證,這將帶來巨大的資源消耗問題。“每當外勤團隊需要上門進行聽證時,我們都必須派出兩名經辦人員同行。”
這些當事人有時已經完全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和方向感。馬尼亞強調,對于這類弱勢群體,就業中心既不能也不愿草率地切斷他們的資金來源。
外界或許會質疑,直接將福利金轉賬并讓這些患者免受打擾,是否是更妥當的做法?對此,利希滕貝格區就業中心負責人弗蘭克-米夏埃爾·聚斯指出,現實中確實不乏精神疾病患者最終被成功安置到常規工作崗位上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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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面臨著一種特殊的城市治理困境。根據官方數據,在這座擁有近400萬人口的城市中,12個就業中心負責照護43萬名依賴最低生活保障金維持生計的居民。
這一比例顯著高于德國的全國平均水平。這些數字背后,代表著23.6萬個家庭或需求共同體。其中,有32萬人被就業中心認定為具備勞動能力。
去年,柏林的就業中心成功協助7萬名市民找到了工作。由于部分人的薪資不足以支付租金,他們仍需繼續領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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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恢復的“就業優先”原則標志著政策向傳統的“鼓勵與要求并重”模式回歸,但這能否實質性地提升就業安置率仍是一個未知數。未來的政策重心將不再是為失業者提供盡可能完善的進修培訓,而是促使他們迅速進入帶薪崗位。
分析人士指出,當前的經濟低迷態勢大概率會導致雇主縮減招聘規模,從而增加就業安置的難度。柏林高昂的租金構成了另一項嚴峻挑戰。自2015年以來,該市的掛牌租金幾乎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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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公民金”制度下,即使租金超標,政府也會在第一年全額承擔。如今,這項寬限期政策被設定了上限:未來就業中心最多只支付合理租金標準的1.5倍。
這反過來意味著,柏林的就業中心很快就需要承擔更繁重的審查工作,并可能更早地削減住房補貼。此外,他們還將加大力度,敦促福利領取者在租金過高時采取法律手段對抗房東。
馬尼亞對此持批評態度,他認為業務經辦人員并非專業的租房顧問,這種做法可能會導致官僚主義進一步加劇。柏林的租金指數過于復雜,同一條街道的不同路段甚至會有不同的評估標準,因此亟需出臺統一的租金指數體系。
面對這些更為嚴苛的新規,就業中心是否會很快迫使大批客戶搬離現有住所?這一舉措可能會進一步推高無家可歸者的數量,因為目前市場上幾乎找不到負擔得起的替代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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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安置無家可歸者的成本往往比支付超標租金更為高昂。就業中心方面表示,目前的關鍵在于柏林參議院將出臺何種實施細則。這些細則將成為執行這部新法律的“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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