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普洱茶的漫長發展史中，清朝是其走向巔峰的黃金時代，阮福的《普洱茶記》開篇即點明：“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酬釅，京師尤重之。”

好游歷山川、編撰方志的清朝學者檀萃，在其所撰寫的《滇海虞衡志》中亦直言：“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為產而資利賴者也。”

不僅如此，這部極具史料價值的著作，還勾勒出清朝普洱茶的核心產區：“一曰攸樂，二曰莽枝，三曰革登，四日倚邦，五日蠻磚，六曰漫撒。”

也就是傳言中大名鼎鼎的“古六大茶山”（“漫撒”與易武是相連的茶山），檀萃還在書中補充道：“入山作茶者數十萬，茶客收買，運于各處，每盈路，可謂大錢糧矣。”

這些詳實的記載揭示：彼時名揚天下的普洱茶，不僅是萬千茶農和茶商賴以生存、發家致富的根本，更憑借強大的產銷規模，成為滇地官府的稅收支柱！

而在這段輝煌的普洱茶史中，最繞不開的核心“坐標”當屬易武，這里既承載著普洱貢茶的榮光，更是老字號茶莊頻出、茶貿繁盛的黃金產區！

今天，不妨就隨小懂一起走進易武的前世今生，揭開“中國貢茶第一鎮”、“號級茶”發源地藏于葉脈間的厚重茶史~

貢茶時代

易武貢茶的傳奇，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滇南石屏人大量遷居易武，不斷恢復古茶園、開辟新茶園，逐漸讓易武“萬畝茶園萬擔茶”的聲名遠播。

到了清康熙元年（1662年），彼時的云南督撫委派官員支官府庫銀、精心采買了5擔優質普洱茶，沿著“茶馬古道”（起點是易武）出發、千里迢迢運送至京城。

這一縷來自滇南深山的茶香登上皇室宮廷的御案，為后續成為貢茶埋下了伏筆。至雍正七年（1729年），普洱茶的發展迎來了關鍵性轉折。

時任云貴總督的鄂爾泰設立“普洱府”、分設思茅廳，并在云南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將原本地方土司自治的古六大茶山納入朝廷統一管轄。

而古六大茶山中的“漫撒”曾是普洱茶最早的集散地，與易武同屬易武土司管轄，隨著“改土歸流”政策的落地，易武土司伍乍虎將土司衙門遷至易武。

這也使得普洱茶貿重心逐漸從曼撒轉移至易武，古六大茶山的格局也隨之發生改變，阮福在《普洱茶記》一書中也詳細記述了這個史實。

“（思茅）廳治有茶山六處，曰倚邦，曰架布，曰嶍崆，曰蠻專，曰革登，曰易武。”可見，易武在雍正年間已躋身“古六大茶山”之列。

據阮福翻閱貢茶案冊記述：“每年進貢之茶，例于布政司庫銅息項下，動支銀一千兩，由思茅廳領去轉發采辦，并置辦收茶錫瓶、緞匣、木箱等費。”

可見，思茅廳每年承辦貢茶的費用足足白銀一千兩，其收購易武等古茶山的頭水春茶，精心加工后用昂貴的錫瓶、緞匣、木箱等層層包裝后進貢朝廷。

不僅如此，官府為嚴禁茶農與茶商私下交易，還勒令種茶戶將采摘的茶葉全部運送至思茅總茶店，由官府統一定價收購，徹底壟斷了茶葉生產與貿易。

號級茶時代

嚴苛的官府壟斷模式，終究束縛了茶貿活力！好在雍正十年（1732年），第一個普洱茶號“同興號”在易武正式成立，開啟了普洱茶品牌化制茶先河。

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新任的云貴總督尹繼善撤銷了思茅總茶店，兩年后又上奏雍正皇帝、正式頒布實施《云南茶法》，推行了“茶引”制度。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的清光緒年間（1875~1908年）茶引

所謂“茶引”，其實就是清朝官府發放的茶葉經營許可證，茶商必須憑借官方頒發的茶引，才能合法收購茶葉、繳納稅費，從事茶葉販運生意。

摒棄官府壟斷、推行“茶引”可謂一舉多得：既保障了朝廷的茶葉稅收，也規范了茶貿市場秩序，進一步推動易武等地的普洱茶實現規模化生產。

此后百余年間，同慶號、同昌號、車順號、君利祥號、福元昌號、乾利貞號、宋聘號、成興昌號、東和祥號等傳世老茶號相繼扎根易武，開啟鼎盛的“號級茶時代”！

▲易武普洱茶文化博物館收錄的老茶號

其中，乾隆元年創立的同慶號更是首創了“六選六棄”貢茶選料標準，產制的優質普洱茶被欽定為“年歲納貢”的皇家貢茶，賜有“瑞貢天朝”字匾。

而今在普洱茶拍賣場上，福元昌號、同慶號、宋聘號等老字號普洱茶屢拍出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元！毫不夸張地說，天價普洱老古董“號級茶”，一半出自易武！

幾經變遷的易武，在道光年間成為毋庸置疑的頂級產區，如道光十六年建成的永安橋碑文中鐫刻：“云南迤南之利首在茶，而茶之產易武較多……”

《勐臘縣志》也記載：“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莽枝、架布、嶍崆等茶山逐漸衰退，易武茶山取而代之”，足以印證易武茶區的核心地位！

“七子餅茶”的由來

聊完易武悠長的茶史，不得不提易武茶區的傳世經典茶品——易武正山七子餅茶，其誕生與傳承的背后蘊藏著一段跨越千年的茶香故事。

早在唐代，樊綽在《云南志》中就記載道：“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當中的銀生城隸屬南詔，管轄范圍正是如今普洱、西雙版納一帶。

而古六大茶山均在西雙版納境內，這也證實了其在唐代就已產茶，只不過當時的銀生茶還只是“散收”，但中原地區早已有成熟的餅茶工藝。

在茶圣陸羽的《茶經》中就載有：“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只因地處偏遠、交通不便，這項技藝遲遲未傳入南詔地區。

至明萬歷年間，《滇略》中已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團”的記載，明末《物理小識》也提及：“普洱茶蒸之成團，西蕃市之”。

可見，明代時普洱團茶工藝已成型。到了清朝，古六大茶山聲名鵲起，七子餅茶工藝在康雍乾盛世時期愈發成熟、完善，更成為官方認定的標準茶品。

雍正年間實行的《云南茶法》就限定當時云南上市交易、外銷茶葉的必須為“七子圓餅茶”，且對該茶品的形狀、重量、包裝規格都做了明確規定。

“雍正十三年（1735年）提準，云南商販茶，系每七圓為一簡，征稅銀一分，每百斤給一引，應以茶三十二筒為一引，每引收稅銀三錢二分。于十三年為始，頒給茶引三千。”

▲懂茶帝主播濱濱參觀“易武普洱茶文化博物館”

這段詳細記載于《大清會典事例》中的史料，正是七子圓餅茶成為清朝“國標茶”的鐵證，為后世易武正山七子餅茶發展奠定基礎。

傳承至今，易武正山七子餅傳統加工技藝（采摘、攤涼、殺青、揉捻、晾曬、分揀、壓制、儲存等）已于2009年入選云南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從明末清初的茶園初興，到清代貢茶的無上榮光、百花齊放的號級茶，再到傳世經典“七子餅茶”……易武用一脈綿延不絕的茶香書寫了半部普洱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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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部分資料參考自易武普洱茶文化博物館；《普洱：天南地北有相逢》（新京報刊發）；《普洱茶記》，阮福（清）；《滇海虞衡志》，檀萃（清）；《勐臘縣志》；《云南志》；《茶經》，陸羽（唐）；《滇略》；《大清會典事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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