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 蘇

沈寅的長篇小說《西津橋 東津渡》，以1949-1979年的江南水鄉(xiāng)為背景，描摹西津橋、東津鎮(zhèn)百姓的生活變遷。書中有大量吳語方言的運用，它絕非簡單的語言裝飾，而是其“詩意語言”建構(gòu)中不可或缺的有機部分。方言在長篇小說中建構(gòu)“在地詩意”，體現(xiàn)了一種深層的文學追求：即超越標準語有時難免的抽象與通用性，去捕捉和呈現(xiàn)那些唯有在特定水土中才能孕育的、更為精微與本真的“在地詩意”。這種詩意，不是漂浮于文本之上的修辭技巧，而是從生活的土壤深處生長出來的語言之花。

營造不可復(fù)制的“地方感”，是方言賦予這部小說最顯著的地理標識。標準語描繪的風景是“通用”的，而方言描繪的，才是“這一個”。作者用當?shù)氐奶囟ㄔ~匯來對話：“萬萬覅囥床底下”“短辰光朆動出腦筋”“厾茅坑、埋灰堆，到辰光掏糞澆水、挑灰育秧，板定露眼，厾進湖里，亦有捉魚人，大面上厾脫了”。他不僅僅是在使用詞匯，更是在調(diào)用一整套與這個地方緊密相連的生活方式、歷史記憶和空間感知。“酸汪汪、辣蓬蓬、臭潃潃的腌莧菜水蠻開胃的”——其質(zhì)感和力量、形態(tài)與它所承載的文學感染力，是標準語無法表達的。方言詞如同一個個精確的地理坐標，將敘事牢牢錨定在這片土地上，構(gòu)建了一個無法被異地復(fù)制的、呼吸著的文學空間。

讓人物的靈魂在方言中顯形，是實現(xiàn)“血肉化”最有效的途徑。人物的語言即其靈魂的肖像。“說的朆錯，我勒嶺上兜過來，?到低壩前，借口吃香煙，瞡了瞡身背后，看阿有野眼烏珠盯牢勒嗨”——通過這樣的語言，就能知道人物的籍貫、階層、教養(yǎng)。方言是他們無法剝離的社會皮膚與文化胎記。最私密、最真摯的情感，往往在一個人不假思索地使用母語時，才能得到最淋漓盡致的表達。無論是阿三哄女兒時哼唱的民間歌謠，還是市井街坊間的俚語笑罵，那種情感的粗糲、溫熱與直接，是經(jīng)過標準語“翻譯”后會大大損耗的。方言，讓人物的喜怒哀樂從“被描述”變成了“自呈現(xiàn)”，從而獲得了更強大的藝術(shù)感染力。

方言是活著的“語言化石”，承載著地方集體記憶與無意識，在時間的地層中埋下詩意的密碼。一個古老的方言詞，可能攜帶著數(shù)百年前先民的智慧、禁忌與世界觀。在小說中運用這些詞匯，就如同在敘事的地層中埋下了時間的密碼。它們讓當下的故事與悠久的歷史產(chǎn)生了隱秘的回響，極大地拓展了小說的歷史縱深感。這種詩意，是一種“時間的厚度”。特定的民俗、儀式、思維方式，往往保存在特定的方言表達里。通過方言，“出山水勿甜的，一股毛湖水氣……兩家子的眼烏珠，覅像黃鼠狼的賊眼一樣團圝轉(zhuǎn)”“聽勿懂的呆木?倲人，亦會朝上頭想”——吳海源的眼睛，笑得像切開一個小口的洋蔥。作者得以將一種地方性的生活哲學和世界觀，原汁原味地嵌入文本，使得小說的“詩意”不再是浮泛的抒情，而是有了堅實的、可考的文化根基。

適度的“陌生化”，是方言賦予非本地讀者的一種審美饋贈。讀者在遇到不熟悉的方言詞時，標準語帶來的流暢閱讀體驗會被暫時“阻拒”。這種短暫的停頓，迫使讀者放慢速度，去咀嚼、品味這個詞的發(fā)音、質(zhì)感與可能的含義。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詩意的生成機制，它讓語言從透明的“工具”變成了可以被凝視、被欣賞的“客體”，增強了讀者對語言本身的審美自覺。這種恰到好處的陌生感，會激發(fā)讀者的想象力去填補理解的空白，從而參與到文本意義的共創(chuàng)中。這種經(jīng)由努力后獲得的理解，往往比直接獲取的標準信息更具韻味，也更能留下深刻印象。

在《西津橋 東津渡》中，方言的妙用，在于它成功地構(gòu)建了一種“根系的詩意”。它讓小說的語言世界從標準語的“平原”上隆起，成為一座有著獨特地貌、氣候與生靈的“語言山川”。它不僅是工具，更是內(nèi)容本身；不僅是風情點綴，更是小說的靈魂與骨骼。通過方言，作者不僅講述了一個關(guān)于特定地方的故事，更讓這個地方本身，以其最本真、最富生命力的方式，在語言中開口說話，成就了一種深沉、厚重、無法被復(fù)制的文學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