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年前，馬可?波羅踏上元帝國的土地，眼前的一切徹底顛覆了他的認知。

宏偉的都城、暢通的驛路、繁榮的市集、精巧的器物與有序的治理，在他眼中皆是前所未見的奇跡。他驚嘆于這片土地的富庶與遼闊，震撼于文明的高度與活力。

這些見聞被他一一記下，成為震動西方的東方傳奇，也讓遙遠的中國，第一次以如此鮮活、真切的姿態(tài)，走進歐洲人的視野。

蒙古帝國特有的郵驛接力系統(tǒng)

馬可波羅在蒙古帝國見到的最奇特的事情之一就是郵驛：這是蒙古帝國最為著名且特有的郵驛接力系統(tǒng)，它使蒙古人能夠在其遼闊的帝國疆域內迅速傳遞消息。

雞鳴山驛，始建于元代

這種郵驛接力系統(tǒng)在亞洲由來已久，其歷史可追溯到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中國的漢朝。但鑒于蒙古人征服的范圍之廣，其郵驛網(wǎng)絡的規(guī)模也是空前的。

在13世紀中葉編纂的、以口述實錄為基礎的敘事作品《蒙古秘史》中，大汗窩闊臺總結了自己一生的功過得失，并明確指出“設立驛站，使我們的使臣迅速往返，并運送所需物品”，是他繼承其父成吉思汗的汗位后，所做的四項功績中的第二項。在忽必烈統(tǒng)治期間，驛站由通政院主管，并且在大都和上都設有分支機構。此外，通政院還設有查驗者，以監(jiān)察驛政，盤查往來人員。據(jù)《元史》記載，到忽必烈統(tǒng)治末期，元朝政府在各行省設置了近1400處驛站，配備了約50000匹馬、1400頭牛、6700頭騾子、4000輛車、6000艘船、200只狗和1150只羊。

忽必烈

馬可波羅的描述為這份枯燥的官方統(tǒng)計增添了細節(jié)，使之更為生動。他寫道，驛站遍布“通往各行省的所有主要道路”，每隔40至50公里就設有一處驛站。每個驛站都備有300至400匹馬，這些馬是從周邊地區(qū)征調來的。在這里，信使們會發(fā)現(xiàn)“一座非常寬敞且美麗的宮殿”，里面配有“一張富麗堂皇的床，上面鋪著上好的絲綢床單”，即便是王侯住在這里也能過得舒適無比。

然后，馬可波羅又補充了一些“我忘了說的事情”：每隔3英里就有一群步行信差，他們在指定的路段全速奔跑。他們的腰帶上系著鈴鐺，以便讓下一站的信差能從遠處聽見他們走近的聲音，做好接力奔跑、遞送信息或物品的準備。“容我告訴各位，通過這種方式……原本需要十天才能送達的消息，現(xiàn)在只需一天一夜就能傳抵大汗……原本要花十天才能送到的特供水果，現(xiàn)在一天之內就能呈獻到大汗面前。”盡管馬可波羅的敘述篇幅很長且內容詳盡，但我們不能把他講述的所有細節(jié)都當真。特別是在帝國較為偏遠的地區(qū)，當?shù)氐那闆r可能會破壞現(xiàn)有的郵驛路線比如忽必烈的堂兄弟海都就“從未與大汗和平相處過，相反，一直在起兵發(fā)動叛亂”。這促使忽必烈沿塔里木盆地的南側邊緣開辟了一條通往伊兒汗國的備用路線。正如歷史學家托馬斯愛爾森所指出的，馬可波羅描述的那種固定郵驛路線和常設驛站皆設在“主要政治中心附近、一些人口稠密地區(qū)和安全受到威脅的邊境”。或許這也是我們在讀到馬可波羅對蒙古帝國大街和小巷的精彩描述時，應該了解的一些背景。

你們要知道，大汗已經(jīng)下令在供信使、商人及旅者通行的主要道路兩旁種植樹木，樹與樹之間的間隔不超過兩步。容我告訴各位，這些樹木十分高大，遠遠就能看到。大汗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讓每個在旅途中的人都能看清道路，不至于迷路：因為你會在偏僻的地方找到這些樹這對行商和販賣貨物的人來說是極大的幫助。這個辦法適用于所有行省和汗國的統(tǒng)治者。

元朝政府并沒有在“大陸和大草原中心”的其他地方設立固定的驛站。郵驛傳遞的安排要更為靈活，臨時性也更強。因此，郵驛系統(tǒng)通常被認為是蒙古帝國的標志，即使在政治解體時期，它也被視為“游牧民族”后勤管理的重要一環(huán)。盡管如此，在馬可波羅看來，這個由騎手、馬匹和各種資源組成的郵驛網(wǎng)絡，依然“十分奇妙，令人驚嘆，且價值巨大，難以描述和書寫。

元朝的紙幣發(fā)行制度

忽必烈帝國的另一個奇跡是“大汗的紙幣發(fā)行制”。馬可波羅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描述這個奇跡，開頭便頗具神秘感：“汗八里有一個大汗的造幣廠。大汗對造幣廠的秘密了如指掌，我這就給大家揭秘。”他所說的“造幣廠”，原書用的單詞是“secque”，這是威尼斯語“zecca”的古法語音譯，意為鑄幣的模具。但是，馬可波羅接下來描述的“秘密”與威尼斯的硬幣鑄造大相徑庭。

大汗制造紙幣的方法如下：取樹皮桑樹的樹皮并剝下樹皮和樹干之間的一層薄皮，然后用這種內皮做成像紙張一樣的各種面額的紙幣，不過這些紙幣都是黑色的。紙幣做成之后，大汗讓人將其裁成不同大小，面額也各不相同。最小的紙幣，其面值相當于半個托內塞洛銀幣，稍大一點的值一個托內塞洛銀幣，再大一點的值半個威尼斯格羅索銀幣。另有幾種紙幣分別價值兩個格羅索、五個格羅索、十個格羅索，以及一個拜贊特、三個拜贊特、十個拜贊特。

馬可波羅在《寰宇記》的其他地方曾兩次提到桑樹與絲綢生產(chǎn)的關系。在13世紀與14世紀之交，許多西方人都知道蠶以桑葉為食，因此盡管這是馬可波羅第一次提到桑樹，但他只是一筆帶過，轉而著重講述紙幣這一無比神奇的事物。即使是簡單介紹，這些內容對當時的讀者來說也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首先，直到13世紀末，意大利才開始生產(chǎn)紙張，但這種紙張不是用樹皮而是用破布制成的。其次，更重要的是，當時整個歐洲和伊斯蘭世界使用的貨幣當然還是金屬硬幣。在馬可波羅的時代，“托內塞洛”是威尼斯對“圖爾德涅爾”的稱呼，后者是希臘大陸的法蘭克諸公國使用的一種含銀量為20%的銀幣。威尼斯于1353年開始鑄造自己的“托內塞洛”銀幣。格羅索是12世紀末開始鑄造的一種大額銀幣。拜贊特則是拜占庭超純金幣的名稱，這種金幣在整個巴爾干地區(qū)流通，并在法蘭克希臘充當記賬貨幣。在馬可波羅外出游歷期間，威尼斯于1284年開始鑄造自己的金幣，但馬可波羅仍將舊貨幣作為參照標準。

紙幣并非蒙古人首創(chuàng)，元朝之前的朝代宋朝和金朝，都曾使用過紙幣。忽必烈的前任大汗兼兄長蒙哥曾于1253年設立交鈔提舉司，負責管理紙幣的印刷和發(fā)行。忽必烈繼位后，新設戶部，將紙幣的流通范圍空前擴大。在他統(tǒng)治期間，紙幣的發(fā)行制度和主管機構均經(jīng)歷了多次調整。

元朝的紙幣上印有漢字，并附有部分音譯轉寫的“八思巴字”，這是蒙古人顯示其統(tǒng)治權威的視覺標志。除了紙幣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和經(jīng)濟功能，馬可波羅還強調了它的物理特性。“容我再告訴各位，”他說，“價值十個拜贊特的紙幣比一個拜贊特的硬幣輕得多。”這種紙幣十分便于攜帶，其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尤其在中國，人們通常使用“一貫一貫”的方孔硬幣，比紙幣要重得多。但是，紙張的耐用性要差得多，因此在流通過程中經(jīng)常被撕破或損壞。如果存在這種情況，“你可以將破損的紙幣拿到造幣廠，將其兌換成新的紙幣”，只需付被兌換紙幣價值的3%的手續(xù)費。

更令人稱奇的是，這些紙幣的作用是控制整個忽必烈帝國的商品和貨物的流動。

當這些紙幣按照以上所描述的方式制作好之后，就可用來支付一切費用，并被分發(fā)到大汗統(tǒng)治下的所有國土，包括各行省、汗國和土地。沒人敢拒絕使用這些紙幣，否則就會丟掉性命。容我再告訴各位，大汗統(tǒng)治下的百姓都愿意使用這種紙幣，因為他們可以用其購買所有想要的商品，如珍珠、寶石、黃金和白銀等。總之，用這種紙幣可以買到任何東西。所有人都用我所描述的紙幣進行交易。

在整部《寰宇記》中，魯斯蒂謙多次使用“容我告訴各位”“容我再告訴各位”等短語。這些短語的作用與現(xiàn)代排版中的斜體字相同，用來表示強調或感嘆，同時也表示提請讀者注意，或對有可能引起中世紀讀者懷疑的地方鄭重聲明其真實性。

在上述引文中，有兩點令人難以置信：第一，這種紙幣在忽必烈統(tǒng)治下的“所有國土，包括各行省、汗國和土地”都通用，與當時西歐使用種類繁多的貨幣形成鮮明對比；第二，這些紙幣可以用來交易“所有想要的商品，如珍珠、寶石、和”，違者將被處死。

事實證明，紙幣的流通僅是確保貨物向忽必烈帝國中心匯聚的整體機制中的一環(huán)。馬可波羅還描述道，根據(jù)法令，商人們每年應多次將“珍珠、寶石、黃金、白銀和其他物品”交由大汗指定的專家“十二智者”進行估價，以換取紙幣。

這些物品的價值每年高達“四十萬個拜贊特”。商人們則“欣然接受這些紙幣，并用它們在大汗的所有土地上購買所有東西”，而忽必烈則從他的所有國土中獲取所有的黃金、白銀、珍珠和寶石。不過，馬可波羅接下來的敘述很快化解了讀者因大汗的壟斷而可能產(chǎn)生的任何不安或不滿：“如果一個人想買金銀來制作餐具、腰帶或其他物品，他可以持紙幣去大汗的造幣廠，用紙幣從造幣廠換取黃金和白銀。”

以上內容選摘自《馬可·波羅和他的世界》，作者莎朗·木下，內容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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