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蔣介石對日做最后妥協，如何招致日本兜頭兩盆冷水？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1935年8月，蔣介石無論在對日政策還是在對蘇政策上，都還沒有作出最后的決斷。

1、9月提案的提出

主要理由可舉出以下五點：

第一，蘇方此時雖在推動中國抗日，但對中方關于相互援助條約的提議，卻一直沒有給予明確的答復。另外，受當時內外環境與通信條件的限制，蘇聯方面的狀況，從現地實際發生到中方獲悉信息，存在著相當的時間間隔。因此，關于以共產國際七大為契機的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變，此時蔣介石也還沒有得到正確的情報。這樣，對蔣來說，蘇聯的真實態度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第二，關于成為中蘇關系主要障礙之一的新疆問題，負有調查使命的鄧文儀此時尚未向蔣介石提出報告。因此，對新疆問題的懸念依然妨礙蔣介石的聯蘇決心。

第三，基于日本意在離間中蘇關系的判斷，蔣介石也在想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對蘇問題來離間日蘇關系。

另外，蔣介石在7月下旬就曾考慮，“對倭策略須待8月內看其少壯派之消長而定”，日本恰在8月12日發生了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部下刺殺的重大事件。蔣視之為日方“內訌之端”，并期待“從此倭焰或將稍殺”。為靜觀事態發展，蔣更認為對日政策不可驟變。同時，他還再次確認，“倭寇內訌促成之道必先使其對我無顧慮為第一義”。也就是說，改善對日關系有利于加速日本的內耗。這種種想法，也都促使蔣不急于轉變方針。

第四，關于軍事抵抗，蔣介石在獲悉磯谷7月25日的口頭答復后，就“研究對倭作戰各軍區主將人選”，加緊準備以武力應對侵略。但是，考慮到完成準備尚需時間和對日抗戰前必須優先解決中共問題，蔣介石還是于8月再次對中政會重申“在不損失主權領土范圍內盡量容忍”。

最后，對國民政府來說，磯谷的對案畢竟只是反映日本軍部的意志，而此時蔣介石正在和回國請示對日政策的蔣作賓一起研究針對日本政府的交涉方案。在這一交涉的結果出來之前，他當然也認為不應先作決斷。

蔣作賓是7月10日回國請訓的。其后，他和剿共前線的蔣介石“一起行動，時時交換意見”。據蔣介石自己的紀錄，關于今后對日本政府交涉的底線和策略，7月23日他對蔣作賓指示：“我對倭，應多以兩利之言導之；又應告以如引起歐美不安，必至造成嚴重局勢；而我今日要求于倭者：甲，華北駐軍自由；乙，不妨我統一廣西”。

28日，他又與蔣作賓談對日方針，并囑其轉告日方：“只有強者事弱，然后乃有真正之同盟；斷無威脅而成之同盟，且中共未滅，統一未成，雖同盟，亦無能信守也。”

陳儀與磯谷秘密談判的經過，蔣介石也通報給蔣作賓。另外，在收到磯谷的書面對案及日本軍部發生永田事件后，8月15日蔣介石在廬山和政府要人就對日政策作了五小時的討論，但汪精衛爽約缺席。總之，即將由蔣作賓出面進行的對日本政府的交涉，基本方針是由蔣介石決定的，汪精衛只是事后予以贊成。8月28日，蔣介石還就對日目標再次確認：“對倭以不承認偽滿與不退出國聯為標準，其余則可委曲求全”。

遵照蔣介石的方針，蔣作賓于8月25日乘船離滬，途經長崎、神戶、橫濱時分別發表談話，31日抵達東京，9月7日即與廣田外相舉行了會談。

據蔣作賓翌日報告，會談的大致內容為：

賓先以蔣、汪兩公所指示大意，痛切申述，即日本應取之態度應有之誠意，言之極詳。對于吾國黨部須明了其歷史及主義，不得置喙。且兩國應以政府為對象，不得涉及國內各組織。其結論倘日本能履行前對王博士所允諾之三基本原則，即：（一）中日兩國彼此尊重對方在國際法上之完全獨立，即完全立于平等地位，如對于中國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是也。（二）中日兩國彼此維持真正友誼，于非真正友誼行為如破壞統一、擾亂治安或毀謗誣蔑等類之行為，不得施于對方。（三）今后中日兩國間之一切事件及問題，均須以平和的外交手段從事解決。再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以及華北事件等須一律撤銷，恢復九一八以前狀態。

接著，蔣作賓提示了“在日本接受中方各條件后”中方可給予日本的回報。關于這一方面，中方已公開的檔案寫得比較含糊，而日方留下的紀錄則很詳細。

特將日方所紀錄的蔣作賓發言的后半部份摘譯如下：

中國全體人民心底均有相當強烈的排日排貨意志，但蔣委員長決心負責對此予以取締。再者，中國人難以忘懷滿洲事件，更絕不可能承認滿洲國，但蔣委員長愿置滿洲問題于不談。所謂“不談”，即不要求貴國取消對滿洲國的承認。此事至難，如萬一公開，蔣立即會遭暗殺。然而，蔣委員長不愿因滿洲問題妨礙中日親善，故決心暫時不談。
另外，如果日本接受前述中方三原則，并同意廢除上海協定、塘沽協定和關于華北事件的約定，蔣委員長愿在不損害中國主權的范圍內，就中日經濟合作進行對雙方有利的協商。
關于中國的剿共，世間有種種風評，貴國甚至有人在宣傳蔣介石借剿共之名行拖延中日提攜之實。此實有違蔣委員長本意。蔣氏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跋扈不僅對中國而且對貴國都是一種威脅，共產黨對中日雙方都是不共戴天之敵，故正予以全力討伐。倘貴國同意前述中方原則，逐步促進合作，根據其進展，蔣委員長決心從經濟提攜更進一步，就兩國的“某一共同目的”作軍事上的協商。

比較陳儀提示的“7月綱領”和蔣作賓轉達的上述“9月提案”可知，“7月綱領”未接受日方改造國民黨的要求，“9月提案”也未接受日方改造國民黨的要求，而且由蔣作賓當面向日本強調對國民黨的問題“不得置喙”。

這反映了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對維護國民黨政權的重視。但是，另有兩點也特別值得注意：其一，關于“偽滿洲國”，“7月綱領”毫無表態，“9月提案”則明確表示今后可暫時置之不談。這是中方在“不承認偽滿”前提下，就東北問題向日方作出的新讓步。

其二，在共同防蘇問題上，“9月提案”雖然沒有“7月綱領”那樣直截了當，但在國內聯蘇論高漲的情況下，還是以“某一共同目的”這種曖昧的語言把協商共同防蘇作為實現中方三原則的交換條件，再次向日方作了提示。因此可以說，蔣介石在這一點上也充分顯示了他不惜再次嘗試以共同防蘇作為緩和中日關系的代價。

歸結言之，“9月提案”表明，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仍然在嘗試以在東北問題與對蘇問題上的退讓，確保在維護國民黨政權問題上的不退讓。

但是，對于此時的日本來說，“偽滿洲國”早已是囊中之物，中方對此“談”和“不談”，實在無關痛癢；至于防蘇問題，中方堅持要以日本接受中方三原則為前提，則被日方視為要價太高。另外，因日方諜報所反映中國國內的聯蘇動向，與蔣作賓在東京的表態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使廣田倍感懷疑。所以，在蔣作賓傳達完蔣介石主導推出的“9月提案”后，廣田雖然基于與軍部的分工合作而回避了對國民黨改造問題的質疑，把它留給軍部處理，卻又把重點置于中蘇關系而反復提問。

其中謂：

中國的外交向來是以夷制夷，即聯絡歐美的相關國家而謀打擊日本。今日我在此聽你如此美言，但南京的電報卻正傳來中國聯蘇制日的報導。而日本人也正處于相信此種報導的心理狀態之中。

• 日本有人認為，國民黨即共產黨，故貴國實有必要講清對蘇關系。中國對蘇聯在外蒙古的所作所為不聞不問，卻總對滿洲國問題喋喋不休。關于赤化問題，日本和滿洲國都抱有同樣的關心。為了防止赤化，日滿華應作具體協商，共謀對付。此實為東亞各國之責任。
  
• 根據關于莫斯科共產國際的報導，蘇聯似乎正致力于對華工作，如果中國真有如此傾向，哪怕只是微弱的，也會給東洋帶來相當刺激。此點務請充分注意。
  

對于廣田的上述疑問，蔣作賓一概予以否認。但到會談臨近結束時，他說：“今日的會談特別是關于‘共同之敵’等等，如為外界所知，國民政府將陷入極端的困境。此點務請予以充分考慮。”這在廣田聽來，就有點自相矛盾了。

2、日本的兜頭涼水

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來說，“9月提案”向日方提示了中方在對日與對蘇關系上的最大讓步與最后底線，從而也是為緩和及改善中日關系而作出帶有關鍵意義的努力。因此，日方對此如何回答，將給中國今后的對日對蘇政策帶來決定性的影響。

在等待日方答復期間，蔣作賓曾樂觀地致函蔣介石稱：“賓到東后，本我公意旨曉以東亞及中日利害，開誠相示，各方漸覺吾國確有誠意，頗能了解，不似以前之絕對不可理喻也。”蔣介石也于9月23日指示何應欽赴日視察軍事演習。這些都反映了他們對“9月提案”的效果抱有一定的期待。

但是，從9月24日到10月上旬，來自日本軍方及政府的兩個反饋都與中方的期待背道而馳。

先說日本軍方。

9月24日，剛剛上任的“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在天津發表談話說：

作為日滿華共存基地的華北的明朗化，須由華北民眾之手逐漸實現。為把企圖阻止華北明朗化的國民黨黨部和蔣介石政權從華北驅逐出去，即使動用武力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基于這一根本方針，我軍對華北的態度如下：

（1）把反滿抗日分子從華北徹底掃除一清；（2）華北經濟圈的獨立（把華北財政從南京政權分離出去方能解救華北民眾)；（3）以華北五省的軍事協作防止赤化。為達成此三點有必要改造華北的政治機構，目前則先需指導華北五省結成聯合自治體。

翌日，“中國駐屯軍”散發題為《日本對華之基礎觀念》的小冊子，稱：

“華北事件之結果，國民政府雖發表轉向親日之命令，但仍不停止暗里的反日工作。黨部藍衣社殘黨之蠢動及軍事分會之潛行的反滿行動自不待言，即如南京政府之實業部、鐵道部、財政部等等，亦暗中指導阻止中日提攜。此事依據好多實證，已甚明了”。

接著，它以中國國民黨與蘇聯共產黨有類似的組織形態為根據，強調：比起轉向親日來，國民黨轉向親蘇的可能性更大，最近已有很多消息證明“蔣介石有與蘇俄結合受其援助，企圖妨害帝國政策之證跡”，所以日本和新軍閥蔣介石不共戴天；再者，中國共產黨問題根源于國民黨的惡政，故實現防共須先摧毀國民黨的惡政。

根據上述被統稱為“多田聲明”的新方針，“中國駐屯軍”立即開始了以結成“華北五省聯合自治體”為名目的第二階段的華北分離工作。

“中國駐屯軍”的“多田聲明”和第二階段的華北分離工作，給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兜頭潑了一盆冷水。

因為，它明確地顯示：包括永田事件在內，8月以來的事態發展并沒有給日本軍部的對華政策帶來什么有利于國民黨政權的變化，它仍然以打倒國民黨作為包括反蘇防共在內的一切問題的前提。10月9日，國民黨中政會第四七八次會議因之認定：“多田聲明”的實質是再次明白宣示了日本軍部決心以打倒國民黨為目標。

蔣介石也馬上指示孔祥熙向日方抗議說：“多田聲明”及伴之而來的華北的新形勢，挫傷了中方致力推進的剿共事業，并再次激發了中方遏制至今的潛在的反日情緒。

再看日本政府。

在軍方以“多田聲明”作答以后，10月7日，日本政府也由廣田出面召見蔣作賓，對中國的“9月提案”作出了正式回答。

其內容如下：

月余來與各方商討對華政策，并將貴國所提意見一并征詢，現已大致決定，對于貴國所提三大原則認為應當照辦，惟實行順序，貴國須先同意下列三點。第一點，中國須絕對放棄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藉歐美勢力牽制日本，如仍舊陽與日親善，陰結歐美以與日仇，絕無親善之可能。
第二點，中日滿三國關系須常能保持圓滿，始為中日親善之根本前提，欲達此目的先須中日實行親善，在日本方面中國能正式承認滿洲國，方認中國確有誠意，在中國方面或有種種關系有不能實時承認之苦，然無論如何對于滿洲國事實的存在，必須加以尊重。（1）須設法使滿洲國與其接近之華北地位不起爭端。（2）須設法使滿洲國與其接近之華北地位保持密切之經濟聯絡。第三點，防止赤化，須中日共商有效之方法。赤化運動發源某國，在中國北部邊境一帶有與日本協議防止赤化之必要。以上三點中國政府如能完全同意，日本對于貴國所提三大原則即逐漸商議實行。
上述回答，后來被稱為“廣田三原則”。比較中日雙方的提案內容可知：中方的“9月提案”要求以首先實行中國的三原則作為調整中日關系的先決條件，日方的“10月答復”則堅持要以首先實行廣田三原則作為接受中方提案的絕對前提。

對此，10月13日蔣介石致電汪精衛指出：放棄以夷制夷之外交、尊重偽滿與聯盟防赤之三條，則形式似較減輕，而其內容即為脫退國聯、承認偽國與聯盟對俄之變相，亦即實施此內容之第一步也。故其意義深重，不得不鄭重考慮。

總之，繼日本軍方的答復之后，蔣介石確認：在調整中日關系的前提及順序問題上，日本政府的方針也與中方完全相反，因此也不是中方所能接受的。

另外，針對“多田聲明”，蔣介石曾指示蔣作賓與廣田進行交涉，廣田卻只是一味推諉“不清楚”。言中暴露的日本政府、軍部雙頭體制的矛盾和混亂，不僅使中國的當局者失望，更增加了他們對日本的不信任感。10月9日，孔祥熙一針見血地對須磨批判說：日本缺乏統一意志是中日關系的最大難關，它必將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3、日本與蘇聯態度的對比

恰在這個關鍵時刻，關于蘇聯動向的兩個新情報被送到蔣介石案前。它們以與日本形成鮮明對照的內容，使在日蘇的夾縫中苦苦摸索至今的中國最高決策者，在對日蘇兩國對華政策的比較中，對中日蘇三國的相互關系作出了新的定位。

第一是事關中國主權問題的情報。

此時的日本，軍部按多田聲明開始了第二階段的華北分離工作，政府則以廣田三原則拒絕了中方的“9月提案”，并逼中方接受無法接受的先決條件。這二者都是對中國主權的再次侵犯。與此相反，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來說，中蘇之間的主權問題，本來大多是國民政府執政之前就有的老問題，而作為執政后對蘇關系最大新問題的新疆問題，此時也傳來了令人安心的消息。

這就是鄧文儀的新疆調查報告。據日方后來從隱藏在新疆的內線獲得的密報：鄧文儀遵蔣介石之命赴新疆調查后，蘇聯和盛世才害怕暴露新疆內情，故對鄧盛情招待，百般工作，恰在此時日本再次在華北發難，鄧更以中蘇結成親密關系為有利。鄧還認為，中國即為保全新疆，目前也只有先同蘇聯握手。

日本的這一情報大致正確。因為，中方檔案顯示，鄧文儀回南京后，確于10月提交給中央一份促進轉向聯蘇政策的報告。據汪精衛在中政會披露，鄧的結論是：“新疆在今年進步甚速，關于新疆和蘇俄之關系，亦不如外面所傳之厲害。在社會上密切考察，并無宣傳赤化之事實。以前有人報告新疆已與蘇俄妥洽之說，完全不確。”

鄧的這一結論并不符合事實，但在當時被信以為真，使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國家主權問題上減輕了對新疆的憂慮，從而在中國對日對蘇政策的轉折起了很大的推動。而從新疆與華北當時在中國內政外交全局中所占不同地位來看，似乎也可以說鄧文儀的報告促成了一種“結果上的正確”。

第二個是事關中國政權問題的情報。

如前所見，多田聲明是磯谷綱要的翻版，意在打倒國民黨政權；而廣田三原則雖比軍部的條件有所緩和，但照單全收也意味著蔣介石及國民黨的自我毀滅。與此相反，此時，蔣介石通過從駐蘇大使館等途徑獲得的共產國際七大的相關情報（特別是蘇聯和中共代表團的有關發言）判明：蘇聯已開始改變過去推翻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的政策，而轉向承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存在，并在此前提下支持中國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一致抗日。

這樣，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確認：在對待中國政權的態度上，蘇聯和日本已發生完全相反的變化：日本由不否定國民黨政權，實質轉向否定國民黨政權；蘇聯則從一心推翻國民黨政權，實質轉向承認與支持國民黨政權。

不管它們各自出于什么動機，對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來說，日蘇兩國的這一背道而馳的選擇，既是決定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點，又是中國當局者思考今后大計方針的新的出發點。

易言之，經過1935年1月以來的種種嘗試和曲折，再經過對中國主權、政權問題上日蘇兩國的比較和對照，對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來說，隨著來自日本的“斥力”越來越烈，他們從蘇聯那里感受到的“引力”也就愈來愈強了。

在這兩種相反力量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當局者終于作出了自己的抉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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