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內蒙古來的。”
“我是從新疆來的。”
“我是從山西來的…… 我也是從山西來的……”
一句句來自五湖四海的鄉音,在鄭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 “袁氏中醫腫瘤療法” 代表性傳承人袁希福的會診室門前交織。人群中,有反復復診、眉眼間帶著篤定的老病號,也有初次前來、眼中藏著希冀的新患者。無論來自何方,他們心中都錨定著同一個信念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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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在場醫護人員和患者家屬無不動容的,是一個叫小紅的腦瘤女孩。
小紅曾是全家人的驕傲。身高一米七,容貌秀麗,大學時“三好學生”、“優秀班干部”的獎狀鋪滿了一面墻,大二時光榮入黨。護理專業畢業后,她成為醫院微創婦科的一名護士,熱心照料每一位患者,多次收到感謝信。22歲那年,她收獲了甜蜜的愛情,對方是退伍軍人、現役交警,兩家已定好親事,幸福觸手可及。
可命運猝然轉向。頻繁嘔吐、頭痛加劇、走路不穩,最終在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確診為“髓母細胞瘤”——惡性程度極高的腦瘤。父親把診斷書上的“惡性”二字偷偷改成“良性”,可身為護士的小紅,如何瞞得住?
那一天,她抱著母親嚎啕大哭:“我好不容易上了學,能工作,能回報你們了,怎么就得了這個病,我不甘心啊!”那是她最后一次落淚。此后,她平靜地給男友打去分手電話,與初戀訣別,了無牽掛地與病魔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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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之路布滿荊棘。15次全腦全脊髓放療,4個療程化療,體重降到不足80斤,曾經亭亭玉立的姑娘形容枯槁。腫瘤復發后,她全身癱瘓,無法行走、不能說話,全身上下只剩眼睛還能轉動。父親咬牙借來50多萬元,用上最貴的進口藥,病情卻持續惡化。多家醫院,先后宣告放棄。
就在生命幾乎被宣判死刑的那一刻,小紅做出了一件事:她簽署了器官捐獻同意書。她自覺時日無多,決定將器官全部捐出,作為回報社會的最后一份禮物。
2013年12月,父親抱著最后的希望找到了袁希福。這位從醫四十余年的老中醫,被父親那句“只要讓我閨女多活一天,我就高興”的懇切,被小紅那份無聲的堅強,深深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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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希福接下這個被無數人放棄的腦瘤女孩,傾盡全力施治。
從那一刻起,小紅的身體開始慢慢有了起色——頭痛漸漸減輕,從日夜難忍到逐漸平穩;從只能眼神交流,到可以斷斷續續說出簡短的話語。日子一天天過去,她能從床上坐起,能在家人攙扶下慢慢挪動腳步,再到13年后的今天,小紅可以開網店、寫書,過著自己平凡的生活。
袁希福感慨地說:“我行醫45年,看過腫瘤患者不下50萬人次,但這個姑娘是最讓我佩服的,她的堅強與毅力讓我想到了命運多舛、身殘志堅的張海迪,生命以痛吻我,我將報之以歌。”
多年里,袁希福始終把小紅的家庭放在心上——用藥上精益求精,生活中也時常援手。他會主動去小紅家中探望,也會在她復診時問一句:“有什么困難一定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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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紅父親把這份恩情刻進了骨子里,他告訴女兒:“你有兩個爸爸,一個是親生爸爸,一個就是袁希福院長。”
現場很多人流下了眼淚,為一個年輕生命的頑強不屈,也為這份跨越醫患、近乎親情的情誼。
“我是農村的,不會說話,可我真的很感謝袁希福院長!”直腸癌康復6年的張奶奶,話語質樸卻滾燙。2020年確診后,她術后化療不耐受,疼得臉色慘白,身邊離不了人。找到袁希福后,身體一天天好轉,如今精神矍鑠,“跟正常人一樣!”
“我今年是第3年了!”肺癌患者王師傅也忍不住分享。當初胸膜黏連,連夠東西都費勁,如今每天騎著自行車去廣場散步,渾身輕松。他說完,周圍響起了掌聲——那是為他喝彩,也是為自己鼓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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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天南海北的患者們,帶著病痛而來,載著希望而歸。他們的故事,是無數癌癥家庭的縮影;而袁希福院長以 45 載從醫路、數十萬次接診經歷,以非遺 “袁氏中醫腫瘤療法” 的專業底蘊,以醫者仁心的溫度,為無數家庭點亮了生命的燈塔。在這場與病魔的較量中,患者的堅韌與醫者的仁心相互交織,譜寫出一曲生命的贊歌,也讓這份跨越山海的醫患情誼,成為寒冬里最溫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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