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 老 白

首發：老白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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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22項諾獎

去年10月，日本免疫學家坂口志文和化學家北川進雙雙獲得諾貝爾獎。

至此，日本在本世紀已經收獲了22項自然科學領域的諾獎了——25年，22項諾獎，這種穩定的輸出在世界范圍內都不多見。

眾所周知，中國并非沒有諾獎，早在2015年屠呦呦女士即因發現青蒿素而獲諾獎。

然而接下來的10多年里諾獎又與我國無緣，可見屠女士的獲獎大概更多源自個人努力或天賦，而非體系化的涌現。

想要復刻日本“穩定輸出諾獎”的能力，更多需要在體系化上下功夫。

何為“體系化”？

以日本為例：

1960年，日本推出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1970年，日本超額完成任務，國民人均收入實際增長了4倍，“一億總中流”（中產階級）崛起；

此后以經濟為支撐，日本從教育普及、科研投入、社會結構優化，和長期主義文化四大路徑，為后續諾獎“井噴”構建了完成的創新生態。

日本社會形成了“經濟-社會-科研”的正向循環。

結果就是三四十年后我們所看到的，自2000年后，日本25年出22個諾貝爾自然獎。

諾獎的背后，是綜合實力的體現

諾獎的背后，不止是科研人員的辛苦勞動，更需要整個社會從經濟，到社會，再到文化的一系列體系的支撐。

可以說，諾獎是一個國家綜合能力的體現。

這就是我所說的“體系化”。

1）經濟支撐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經濟基礎，任何創意和目標都只是“空中樓閣”。

日本推動倍增計劃推動GDP以10%的年增長速度快速增長，為科研提供了堅實有力的財力基礎。

據統計，他們的科研經費占比從1959年的1%，飆升至1970年的2%，到2000年后穩定在3%+，居世界前列。

其中1970年基礎研究經費占總科研經費的比例，更是高達23.3%，可以說是為諾獎成果埋下了伏筆。

另外，“一億總中流”還帶來了民間資本參與科研，形成了政府+企業+大學的三位一體的投入模式。

2）教育根基

創新需要大量高素質人才作為基礎，科研則更甚。

在政府的推動下，日本義務教育普及率達到99%，形成一股“科研至上”的社會氛圍，奠定了全民科學素養的基礎。

多所原帝國大學轉型為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國立綜合大學，這些研究型大學實行校長選舉制和教授共治，為科研人員提供了充分的研究自由和穩定的經費支持。

在此基礎上提倡產學研結合，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支撐產業創新。

3）科研生態

主要是堅持學術自治和對失敗寬容。

前者，他們實行課題注冊制，科研人員可以獲得多年穩定的經費，無需為短期績效焦慮。

自治還體現在教授可以自由選擇研究方向，由此才帶來“30年磨一劍”的深耕。

后者，社會對科研失敗的接受度升高，則可以激發科研人員可以探索更高風險的研究領域。

4）社會結構

中產階級的穩定收入和社會地位，讓科研成為“體面職業”，吸引優秀人才。

正如我們上一篇文章里說的，龐大的中產階層一方面可以推動創新，因為中產階層才有錢有閑又有知識，愿意做創新也可以做創新。

另一方面是只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才消費得起創新。

5）長期主義

諾獎有“延遲效應”：

2012年山中伸彌獲諾貝爾醫學獎，他的iPS細胞研究始于1990年代，受益于1970-80年代的科研基礎積累。

2014年赤崎勇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他的藍色LED研究前后持續了30年，體現了長期主義的科研文化。

至于2008年獲諾貝爾化學獎的下村修的GFP，當年更是被視為“非主流”，若不是因為著眼于長期大概早早就得夭折。

日本諾獎在2000年后“井噴”，與倍增計劃和中產階級形成存在30-40年時間差，背后體現的是基礎研究的長周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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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離諾獎還有多遠？

通過上一節的分析我們會發現，日本的諾獎成就絕非偶然。

它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經濟引擎）、“一億總中流”（社會基礎），和長期主義的科研體系（制度保障）三者協同作用的結果。

我將它稱為創新生態的“黃金三角”。

所以，我們距離諾獎“井噴”還有多遠？

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引擎、社會基礎和制度保障這三項，我們仍都準備不足。

因此短時間內（10-20年），我們恐怕仍不會有成規模的諾獎。

但今年中央提出的” 城鄉居民增收計劃 ”，似乎讓這件事變得可以期待一下了。

我相信，隨著“城鄉居民增收計劃”的實施，中產階層的擴大，再結合社會經濟整體從“追趕”轉向“引領”轉型而降陸續出臺的各項制度保障。

長遠一點看（30-40年），諾獎“井噴”應該就在前面了。

至少我有生之年大概是有機會看到的，也就不枉來走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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