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棕枝主日當天,教皇利奧十四世在梵蒂岡圣彼得廣場主持彌撒,表述非常明確:耶穌手無寸鐵,并且拒絕戰爭,因此不應有人替戰爭去尋找正當理由。宗教語言不該被當作戰場“通行證”,更不該被運用成把他人貼上“該死”標簽的許可證。
教皇這次為何把措辭說得這么重,當政治權力開始借宗教語匯為自己“加持”,戰爭敘事就可能從“國家利益的爭論”變成“善惡對決”。一旦被塑造成善惡對抗,妥協會被理解為背叛;一旦對手被描述成“不配憐憫”,談判就容易被貼上軟弱標簽。戰爭最危險的并不只是武器本身,而是這種把剎車拆掉的道德油門,會把局勢推向更難回頭的方向。
不少觀察者認為,教皇的矛頭主要指向特朗普政府,這并非空穴來風。利奧十四世在即位前就曾在移民等議題上多次批評特朗普路線;本月中旬還公開追問:在沖突中負有重大責任的基督徒,是否具備懺悔所需要的謙卑與勇氣。這類提問的核心,是把信仰的重心從“證明自己必然正確”,拉回到“承認自己也可能犯錯”的倫理起點。
更微妙的背景在于美國國內宗派政治的拼圖。特朗普自稱長老會信徒,副總統萬斯以及國務卿盧比奧是天主教徒;同時,美國政治動員中福音派新教的組織能量又很強。教皇發聲后不久,特朗普就在“真相社交”發布福音派名牧富蘭克林·葛福臨寫給他的信,信中稱其為“締造和平的人”,并且引用圣經。
在自媒體環境里,這套做法看似能給政策貼上“免爭議”標簽,但用宗教去壓住政治分歧,分歧不會消失,只會變成更堅硬的對立。一旦把爭論上升為“道德對錯”,對話空間就會被壓縮,理性協商也更難推進。放到國際政治層面,效果被成倍放大,談判余地更小,傷亡數字也更容易被冷處理成統計表。
棕枝主日當天,以色列軍警曾阻攔耶路撒冷拉丁宗主教區的樞機主教皮扎巴拉以及部分神父進入圣墓教堂,導致彌撒活動受阻。圣墓教堂大約在公元4世紀建立,長期被許多基督徒視作與耶穌受難、安葬相關的核心圣地。對信徒而言,它不是普通景點,而更像精神意義上的“歸屬之地”。
節日本應響起鐘聲,卻出現軍警阻攔與安檢;本應進入教堂舉行彌撒,卻被告知“不能進去”。這種畫面觸及的不是一般立場爭執,而是宗教尊嚴與信仰生活的基本秩序,因此迅速引發多國反應。法國、意大利、波蘭等天主教國家提出抗議。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將其定性為“對尊崇宗教自由群體的公然侮辱”,并且緊急召見以色列大使;馬克龍也批評類似事件在增加。甚至美國駐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同時是浸信會牧師)也表示這是“令人遺憾的越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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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給出的解釋并非完全缺乏現實基礎,伊朗彈道導彈襲擊多地,耶路撒冷老城也多次成為目標,安全壓力確實存在。但關鍵在于,安全措施一旦落到“圣地門口”,就需要以更透明、更克制、更可溝通的方式來開展。圣地管理不同于一般城市管理,它牽動的是跨國、跨教派以及跨歷史記憶的敏感神經。
把美國“宗教化戰爭話語”以及耶路撒冷“圣地安保沖突”這兩條線放在一起,會看到共同的深層矛盾:戰爭拖得越久,政治越需要敘事支撐;敘事越收緊,就越傾向借用宗教這種“高壓權威”來強化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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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會讓人想尋找意義,宗教也確實能提供力量。但如果把宗教美化戰爭,只會讓暴力更顯得理直氣壯,讓和平更像被嘲笑的選項。真正值得敬畏的信仰,不是替任何一方蓋章“正義”,而是在炮聲之中仍然提醒:不要把人當成數字,不要把恨當成使命,也不要把圣名當成工具。若這條底線守不住,國際社會的裂縫只會被越撕越大,甚至連教堂門口都可能被迫變成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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