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老朋友周作人，1937年當了漢奸，建國后被如何對待？

1967年5月6日，北京一處老宅里，鄰居推開門，發現一個82歲的老人死在鋪板上。

他叫周作人。

1885年1月16日，浙江紹興。周家添了一個男孩，取名作人。在他之前，已經有一個哥哥——周樹人，后來改名叫魯迅。

這樁婚事后來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他的一生——有人說，正是這個日本妻子，讓他在最關鍵的時刻做出了最錯誤的選擇。

1920年4月7日，周作人的日記里出現了這樣一條記錄："毛澤東君來訪。"那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以旁聽生身份拜訪各路名教授。

這一條日記，后來被反復引用，被視為兩人之間有據可查的唯一一次直接交往。誰也沒想到，二十九年后，正是這個來訪的年輕人，將決定這位教授的命運。

1937年7月，盧溝橋的槍聲打響了。

北京大學宣布南遷。教授們收拾行李，拖家帶口，往南走。但有四個人留了下來，周作人是其中之一。

留下來，是因為校長蔣夢麟的委托——看守校產，保全設備，等抗戰勝利再交接。這個說法后來有蔣夢麟本人在法庭上出具證明，是有據可查的史實。

可問題在于：留守，和附逆，是兩件性質完全不同的事。

是被迫？是妥協？還是他內心深處已經傾斜？外人說不清楚，但從這一刻起，他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另一張名單上。

1939年1月1日，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家門。

訪客自稱是他的學生，進門寒暄，突然掏槍就射。子彈打中了周作人身上的銅扣，他受了輕傷，兇手逃走，再沒被抓到。

這一槍，誰打的，至今是謎。周作人堅持說是日本軍方的陰謀，想激化矛盾逼他表態；日方則說是國民黨特務所為。真相如何，無人知曉。

但這一槍打出來的結果，是日軍憲兵開進了周家，以"保護"的名義，把他牢牢圈在了日占勢力的羽翼之下。外界看見的，是一個被日本人保護的中國教授。

此后，他一步一步地走進了深淵。

更讓人瞠目的是，他特意去參拜了靖國神社——那個供奉著侵略中國戰死士兵牌位的地方。他不只是去了，還兩次前往日軍醫院"慰問"傷兵，親手捐款。

1942年5月，他作為汪精衛的隨員，前往偽滿洲國訪問，親自謁見傀儡皇帝溥儀。

從保守校產的學者，到參拜靖國神社的偽職官員，這條路他走得不算太慢，卻再也沒有回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

周作人沒有逃，留在北平等著。1945年12月6日，軍統局出手了——以《處理漢奸案例條例》第二條相關款項為依據，將他誘捕，押往南京。

1946年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宣判：

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奪公權十年，全部財產除留家屬生活費外一律沒收。

周作人在法庭上辯稱自己是"受人之托"，是"不得不為"。他搬出了蔣夢麟的證明，搬出了自己當年保全北大圖書館設備的經過。胡適也出了證明，說他留平之初確實有保全學校財產之功。

法官不是不知道這些，但靖國神社的香，他是自己上的；傷兵慰問的款，他是自己捐的；汪精衛的訪問團，他是自己跟著去的——這些都不是"受人之托"能解釋清楚的。

1947年12月9日，改判十年有期徒刑。這已經是從寬了。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走出老虎橋監獄的大門。陪在他身邊的，是友人尤炳圻父子。那時候北平已經解放，南京和上海還在國民黨手里，他一個出獄的漢奸，在新舊交替的亂局里，腳踩兩邊都是空的。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足足五六千字。

信里，他表明了擁護黨和共產主義的態度，同時把那段偽職經歷翻出來重新解釋了一遍——是"迫不得已"，是形勢所逼。他在信里用盡了分寸，斟字酌句，既不敢強辯，又不肯全部認罪。

這句話后來被反復引用，但它是否確實出自毛澤東之口，始終沒有得到權威史料的最終確認。

1949年8月14日，周作人從上海回到北平。這座城市他已經住了幾十年，但他現在的身份，是"專政對象"。

這個標簽從進城那天起，再沒有摘下來過。

1949年11月，北京市最高法院傳他問話，調查房產。1951年2月，他再次上書，希望重新處理偽職問題，石沉大海。1953年12月，法院決定褫奪其政治權利。1958年，他提出申請，想恢復選舉權，被駁回。

就這樣，他的政治生命在建國第一年就已經宣告終結，此后的十幾年，他活在一種奇特的狀態里——人在，但不算人；有用，但不算自由人。

他被允許翻譯。這是他唯一被允許做的事。

那些年里，他交出了一批高質量的譯作：《伊索寓言》《希臘神話》《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古事記》《枕草子》——這些書流傳至今，仍是漢語世界里最權威的譯本之一。

但不允許署他的真名。一個做了幾十年翻譯的人，只能用化名出版自己的作品。

剛勁的那位，1936年就死了，成了民族英雄；沖淡的這位，正在北京的老宅里用別人的名字出版他翻譯的希臘悲劇。

歷史的諷刺，有時候比戲劇還要沉。

1967年5月6日，他死在自己家的鋪板上。鄰居發現的時候，他已經斷氣了。據說是突然發病，沒有痛苦，就這么走了。終年82歲。

《中國大百科全書》《辭海》《民國人物大辭典》，這三部權威工具書都明確記載了同一件事：他出任過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他有案可查的偽職，一件都不少。

他參拜過靖國神社，他慰問過侵華日軍的傷兵，他跟著汪精衛去見過溥儀——這些不是推測，是檔案里白紙黑字的記錄。

建國后對他的安置，從來不是"特赦"，更不是"平反"。那是一種極為克制的功能性使用——讓他翻譯，因為沒有他，這些書翻不出來；但不給他名字，因為他的名字不配出現在書封上。

這是一種懲罰，也是一種利用，兩件事同時成立，并不矛盾。

魯迅與周作人，同出一脈，同受教育，同歷五四，最后走向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

有才華，不等于有氣節。有名望，不等于有立場。

這是周作人留給后人的，不算遺產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