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智時代，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正在介入知識生產、傳播與評價的全過程。作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的重要載體，學術期刊面臨怎樣的挑戰？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圍繞這些問題，本報記者近日采訪了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二級編審田衛平。

從“識別好稿子”升級為“識別人的思想”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人工智能生成論文已十分普遍，預印本平臺也在改變傳統學術發表機制。您認為學術期刊在數智時代面臨哪些挑戰？

田衛平：學術期刊在數智時代面臨的已不再是單一技術更新問題，而是一系列相互交織的多重困局，既有技術層面的操作性難題，也有結構層面的制度性挑戰。

技術層面最突出的是“智能八股文”之困。利用人工智能高效生成論文已成為便捷之道，大量結構完美、邏輯自洽、語言流暢卻缺乏思想新見的“智能八股文”日益常見。編輯開始困惑，我們審讀的究竟是人腦的思考，還是機器的輸出？

過去，編輯眼力建立在長期閱讀積累的基礎上——好文章自有其光芒，哪怕藏在一堆平庸的稿子里，也能被有經驗的編輯一眼發現，所謂“沙里淘金”。但如今，“沙”與“金”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智能工具生成的文本與人類論文在形式上難以區分，而真正有原創思想的論文反而可能因為“不合規范”顯得格格不入。編輯需要從“識別好稿子”升級為“識別人的思想”，這已不僅是眼力的問題，更是對學術本質理解的問題。

結構層面最突出的問題是權威消解之困。預印本平臺的興起，正在悄然改變期刊“發布即認證”的傳統邏輯。研究者可以在傳統的“投稿—評審—發表”流程之外，提前將研究成果公之于眾。如果期刊不能在這一新模式中確立自身認證價值的不可替代性，不能回答“為什么經過‘三審’認證的論文更可信”，那么它就可能從“發布與認證合一”的主導地位，退居為“事后認證”的系列環節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報》：除了這兩點，學術期刊還面臨“評價失靈”“依附平臺”“倫理缺位”等質疑，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田衛平：“評價失靈”之困的根源在于“指標異化”。生成式人工智能論文增多帶來一個吊詭現象，即期刊的影響因子不斷攀升，但真正有學術分量的文章比例卻在下降。當人工智能可以輕松制造“學術反響”，當相互引用、人為提升引用率的技術手段日益成熟，量化指標的權威性正在被瓦解。編輯開始意識到，依賴指標有風險，但脫離指標又缺乏更可信的替代方案。

“依附平臺”之困的核心在于“平臺依賴”。由于對知網、萬方等數字平臺的依附越來越深，伴隨而來的是版權流失與話語權旁落。期刊編輯辛苦組稿、審稿、編輯、校對，最終的知識資產卻被平臺掌握；讀者通過平臺獲取內容，期刊的品牌認知被平臺稀釋；評價機構從平臺調取數據，期刊的命運被平臺的數據規則左右。這種結構性依賴造成“期刊種樹，平臺乘涼”的尷尬局面。

“倫理缺位”實質上是“規范缺失”。使用人工智能寫作論文日益廣泛，但相應的使用規范卻嚴重滯后。哪些環節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哪些環節需要披露？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與學術不端的邊界在哪里？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傳統學術倫理框架的解釋范圍。

期刊的“四力追求”

《中國社會科學報》：面對這些困局，您認為學術期刊在數智時代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應當具備哪些核心能力？

田衛平：傳統講“質量”，往往指可量化的指標。但在數智時代，“高質量”是一套動態的能力體系。我把它概括為“四力追求”，即思想引領力、學術公信力、知識傳播力、生態構建力。

思想引領力是學術期刊的活力所在。在信息過剩、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時，僅靠被動展示成果、反映學術動態的期刊，注定會被邊緣化。真正的引領，要求期刊具備主動設置議題的能力，通過前瞻性策劃，將學術界的注意力引向具有重大理論意義或現實關切的前沿方向。需要強調的是，引領不是“指揮”，不是告訴學者“怎么想”，而是通過選題、專欄、約稿，影響學者“想什么”。

學術公信力是期刊作為“信任中介”的根本。在數智時代，當人工智能可以輕松生成“以假亂真”的論文，當引用可以被操控、數據可以被篡改、審稿人身份可以被冒充，學術期刊的公信力建設變得比以往更加復雜而緊迫。公信力來自透明、嚴謹、公正的評審流程，來自編輯的專業判斷和道德操守。技術可以提供證據，但無法替代判斷；技術可以發現問題，但無法裁決是非。

知識傳播力的本質是知識產品的可及性與影響力。期刊的傳播力建設，需要在三個方面相互關聯：平臺建設——要有自主可控的數字出版系統；渠道拓展——數據庫、社交媒體、學術平臺要協同發力；形式創新——可視化摘要、播客解讀、短視頻介紹，讓不同閱讀習慣的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知識入口。

生態構建力關乎學術共同體能否健康發展。期刊是學術生態的構建者。它體現在對學者的連接力——通過專題策劃、學術爭鳴、專欄連載，將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聚攏到同一議題下；體現在對學科的連接力——策劃跨學科專題、組織跨界對話、設立交叉學科欄目；體現在對共同體的連接力——學術會議的策劃與組織、青年學者的支持計劃、學術共同體的日常維護。

這“四力”并非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相互依托、彼此強化的有機整體。沒有公信，引領就是空談；沒有傳播，引領就會局限在小圈子；沒有生態構建，引領就難以持續；而沒有思想引領，公信、傳播、生態構建就會失去方向。

“編輯要比機器更懂什么是好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多次提到“人機協同”是這場變革的重要特征。在具體編輯工作中，人機協同應如何落地？

田衛平：在數智時代，技術手段可以輔助查重、檢測數據造假、識別圖像篡改、發現異常引用模式，提升編輯的工作效率和識別能力。但最終的價值判斷、倫理裁決，依然掌握在編輯手中。

例如，技術可以標記出疑似抄襲的段落，識別出異常的審稿周期，但它無法裁決“抄襲”是惡意剽竊，還是無意中的表述雷同？“異常”的背后是學術不端，還是審稿人無暇顧及？這正是人機協同在學術把關中的基本分工，即機器負責發現異常，人負責裁決是非；技術可以告訴你“是什么”，但無法告訴你“意味著什么”。

在實際工作中，大數據分析可以幫助學術期刊編輯洞察學科發展趨勢，識別正在興起的前沿方向；學術社交平臺可以捕捉學術共同體的關注熱點。但這些工具提供的只是“信號”，最終的判斷——哪些趨勢值得跟進、哪些議題值得深耕，還得靠人的專業眼光。

人機協同不是機器主導，也不是人排斥機器，而是讓機器做機器擅長的事——處理數據、識別模式、提高效率；讓人做人擅長的事——價值判斷、方向把握、倫理裁決。數智時代的編輯競爭力，不再是“比機器更快”，而是“比機器更懂什么是好的”。這是機器永遠無法取代人的部分。

向知識創新“建構者”轉型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中國學術期刊在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中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田衛平：在“三大體系”建設戰略的指引下，學術期刊被賦予了更高要求。它不僅是學術成果發布的載體，還應成為學科建設的引導者、學術創新的策源地、話語建構的主平臺。這就要求期刊、主編、編輯在價值邏輯、角色定位、使命擔當三個層面作出回應，推動期刊從知識生產“記錄者”向知識創新“建構者”轉型。

這種轉變的實質，是從“被動服務”走向“主動塑造”。當期刊通過自身構建的學術網絡——組織的會議、培育的作者、引領的議題，從評價的旁觀者轉變為新型評價的參與者和規則塑造者時，意味著學術期刊正在從“制度功能的執行者”邁向“制度標準的建構者”。

從國際學術話語權爭奪的戰略高度看，傳播力建設具有特殊意義。一篇優秀論文通過數字平臺廣泛傳播，可能引發跨國界、跨學科的深度討論，產生遠超預期的知識溢出效應。話語權的本質不是“聲音大”，而是“被傾聽”和“被引用”。建設自主可控的數字傳播平臺，拓展多元化的國際傳播渠道，是中國學術期刊需要完成的基礎設施建設。

站在更宏大的歷史坐標中來看，學術期刊的高質量發展不僅是行業自身的進步，更是中國學術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重要階梯。當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能夠通過本土期刊獲得國際關注，當中國期刊的辦刊理念能夠影響全球學術出版的規則制定，當中國學術的話語體系能夠在世界范圍內產生真正的解釋力，那才是“三大體系”建設目標的最終實現，是我們這一代學術期刊人的歷史使命和時代擔當。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張清俐 陳煉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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