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記本”注：本文作者為南京大學哲學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教授顧肅，首發《文化縱橫》，本文為節選，特此分享。

近十多年來，全國高校大幅度擴大招生名額，使得我國高校培養的人數劇增。尤其是碩士和博士生的招生數不斷增加，竟然在畢業研究生數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似乎一舉成為世界第一的教育大國。而相應的科研成果數量增加也是驚人，目前中國的科研論文數已經達到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這被一些國際人士視為中國科研水平提升迅速的標志。

但是，從現有的情況來看，優秀人才的確也培養了不少，但濫竽充數者增加得更多。其中讓人感受最明顯的是研究生所寫論文的質量。理工醫農文各科專業論文都需要創新，如果只是重復權威們的話而無創新的觀點和嚴謹的論證，那也不過是重復勞動，等于白做。今天的高等教育如果只是培養一些人云亦云的應聲蟲，無創新可言，那將是一種巨大的教育資源浪費。

對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成果進行評判，必須遵守一些基本的學術規范。成果創新的程度可能有差別，但最后的底線在于，論文和成果是自己寫的，實驗數據不能造假。近年全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產出的論文數量屢放衛星。但究竟有多少高質量的創新成果，的確值得檢討。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是抄襲和造假。國際著名醫學期刊、英國《柳葉刀》雜志2010年1月9日專門發表的題為《造假：中國需采取行動》的社論，就向我們敲響了警鐘。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由國際知名學術期刊曝光中國學術造假的問題。2006年5月31日，英國《自然》雜志也曾刊發題為《在中國查找欺詐》的社論。此事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已經成為相當嚴重的學術道德問題。

我們決不該忽視中國學術界存在的學術不端問題。以研究生教育來看，學位論文抄襲的例子仍然屢見不鮮。根本問題是基本道德規范意識的缺失。就像孔乙己不把竊書當成過錯一樣，一些人并不把抄襲當成嚴重的道德問題。“天下文章一大抄”，成為一些人的座右銘。在中國極左路線盛行時期，抄襲報刊上的文章成了每個人政治學習的必修課。改革開放以后，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雖然得到了恢復，但仍然有人不把抄襲當成過錯。指導教師是最重要的把關者，但是，我們看到，有些導師基本上不看學生的論文，更不要說提什么修改意見，就讓學生答辯，通過學位。甚至還有一些導師私下里問學生，你的論文抄了幾篇文章？如果抄三四篇以上，那就可以通過。這是在公開鼓勵學生進行“巧妙”的抄襲。

尤其是一些領導干部自己也加入了論文抄襲的行列。近年一些在職干部申請碩士博士學位，因為工作忙無暇讀書寫作，便讓秘書來聽課甚至寫作論文，然后由他們來參加答辯，走過場。這樣的“榜樣”力量如何不滋長論文抄襲之風，嚴重地違反學術規范？

不光是論文造假，在高校的教學和評獎等活動中，造假的事情也常有發生。最典型的是教育部前幾年進行的全國高校教學評估。本來，教學評估有利于促進高校的教學、科研，提高其辦學質量。但是，評估的方式卻往往直接影響到能否實現這些希望的結果。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現有的評估沒有達到這一目標。其原因在于，以行政手段集中一周進行評估，而且提前半年以上確定這一周的時間，專家組只在這一周聽聽課，看看材料，如同蜻蜓點水，盲人摸象，并不能了解一個高校教學狀況的真實信息。

一些高校為了迎評，甚至把正常的科研和課外活動都停了下來，進行大量的造假。比如重新修改打印學生的畢業論文和學年論文，修改試卷，包括重新打分。甚至要求教師不按照正常的教學進度，在評估的這一周講所謂最精彩的一課，做出精美的PPT課件。事先編排好學生提問內容，包括布置哪些學生提什么樣的問題。為了迎評，一些高校大搞衛生、修路粉墻，甚至在這一周每個院系均租借鮮花，擺滿廳堂。所有經歷過迎評的師生無不感到這是種集體造假的方式，即使是全國最著名的前一二十名高校，也無一例外。校長們還為這種集體作秀、弄虛作假的做法提供各種各樣的理由，比如為了得到更多的經費，改善待遇。有的著名高校甚至在層層傳達的迎評精神中，多次重復“誰在迎評中出錯，我就砸誰的飯碗”這樣的“名言”，實則無異于威逼利誘的土匪黑話。這些才是真正讓斯文掃地之事。

其實，并非沒有校長看到這種評估弄虛作假的積弊。2008年3月26日，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就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批評“大學評估太濫，部分公務員借權力指手畫腳”，“由于有的學校擴展得過快，結果，教學和管理都跟不上。要它培養出及格大學生，要它的教學評估是優秀，其實是有困難的，甚至有很大困難。為了應付評估，它就造假，例如假造各種會議記錄，實在是很惡劣”。既然問題已經發現，但有關行政部門卻并未及時地予以糾正或改革，而是繼續其行政主導的評估，而且造假的范圍和規格也越搞越大。加上專家組成員大多為校級和院系級領導干部，他們既是本校評估的造假者，也是其他高校造假的觀賞者，自欺欺人，惡性循環，不斷上演勞民傷財的鬧劇。行政官員如此普遍的造假應付各種評估，如何要求教師和科研人員遵守學術規范呢？

晚年錢學森曾經向中國總理提出過一個相當嚴肅的問題，即中國高等教育投入這么多，為什么未培養出有創新能力的優秀人才？這個“錢學森問題”，的確值得人們深思，更需要通過對中國教育進行深度的認識和改造來解決。

▍學術界的官場化

糾正學術失范的教育需要全社會進行，高等教育和科技界更需要認真地從基礎做起，普及基本學術規范。有形的物質產品的偽劣足以危害健康，甚至致命。但學術上的偽劣欺詐同樣害人，卻經常被人們忽視。尤其是一些高校和科研單位的負責干部，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處理不力。近年出現過多起著名學者、特別是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教授(比如校長、所長)與研究生聯名發表論文中抄襲和造假的情況，但是，其結果往往是把全部責任推給研究生，而名字排在前面的教授卻安然無恙，甚至還升官。只有個別院士被撤銷了稱號。本來，聯名發表論文是宣示一個團隊的成果，許多被稱為“老板”的導師自己主持項目，實際從事實驗和寫論文初稿的大多為研究生。這些導師通過聯名發表而不斷地提高自身的學術成就和聲望。既然是向社會宣布這個聯合研究的成果，導師本人名字又在前面，就更應該承擔學術上的責任。抄襲和造假的論文，導師竟然一點關都不把，并署上自己的大名，最終被揭露出來以后卻不承擔一點責任，那起碼的學術誠信何在？正因為處理不力，大家便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把學術造假當回事了。

從體制上看，學術界的官本位，以行政手段和官場的一套做法來治理大學和科研機構，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不少人讓學術成為權力的奴婢，聽任長官意志支配、宰制學術。學術界本身官場化、官僚化，未發展出學術自律的體制，可以說明許多見怪不怪的現象。不顧及質量而滿足于好看的統計數字，這在高等教育和科技界相當普遍。熱衷于各種各樣的統計數字，諸如培養了多少本科生和研究生，產生了多少博士導師，拿了多少項目，發表了多少論文。幾乎沒有更細致的評判和質量評估。

以提職稱和成果獎勵為例，只看論文數字而不顧質量的傾向相當普遍。許多單位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拼論文數量，包括高額的獎勵。比如把天下的學術刊物分成三六九等，按等級論價。各個單位的獎金額度有差別，一些學術品質較高的單位獎金低一些，但隨著各單位競相攀比，也不得不提高價碼。在最高檔次的刊物發表一篇論文，獎金已經達到數十萬元。以英國《自然》雜志為例，能夠在上面發表一篇文章，中國高校給本校作者的最低獎金是5萬元，最高者數十萬元。連國內社會科學的所謂一流刊物，每篇文章的最低獎金也數千元，最高者超過10萬元。許多單位像記工分那樣，按照發表文章篇數乘以刊物等級分，作為教師和科研人員的主要獎金來源。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此種獎勵制度之下，一些人不惜違反基本學術規范，制造假數據炮制論文，或者是抄襲拼湊，基本不講創新和質量。有相當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者，每人在所謂核心刊物上發表20篇文章，平均約半個月寫一篇論文。論文不是新聞報道、散文和雜感，可以較快時間寫出。論文需要查閱驗證數據，核查原始文獻，進行系統地論證。在教學和其他任務之外，能夠長年以半個月一篇的速度制造研究論文，其成果的質量可以想象。但是，幾乎所有的大學和研究所都對此按篇獎勵，不提出任何質疑。這樣的獎勵制度能不鼓勵制造文字垃圾嗎？重復論題，文章內容雷同，自己引用自己，一篇能夠論述清楚的文章硬拆成幾篇發表，這些在當前論文寫作中都相當普遍地存在。

學術刊物不提供獎勵而由單位重獎，其危險之一是腐蝕刊物編輯。假如沒有嚴格的審稿制度，單位提供5～10萬元獎勵，作者意志稍有薄弱，就可能通過賄賂編輯來進行獎金的分贓。學術期刊與商業性媒體的根本差別是，它不是靠廣告盈利或傳播某些意識來吸引讀者購買，而主要是發表科學研究的成果。因此，國外的學術刊物大多不提供稿酬，研究者所在單位也不以重金獎勵論文發表。論文統計的目的是顯示作者的學術成果和水準，用以作為提職稱的主要依據，而看研究成果主要看其代表作的質量，是否獲得同行的認可和重視，而不是只看數量。美國大學晉升一名正教授通常只要有幾篇論文就行了，而中國大學目前都在十多篇以上。相當一些大學已經要求必須主持國家級項目才能晉升正教授。

不注重質量單純追求數量的后果是論文創新越來越少，相當一些論文和著作無中心論題和思想，洋洋灑灑，不知所云，連總結現有成果的文句都很少，卻照樣被統計為“重要創新成果”。本來，被引率是論文受關注程度的一個指標，但不是絕對的。如果總體學術規范意識不強，這種引用率本身也可能成為造假的工具。一些導師招收大批學生，然后指示他們在論文中必須引用本人的成果，制造虛假的引用率。甚至有一些雜志為了提高本身的引用率，也在作者文章中硬是大量插入不相干的引用。

關于各級科研項目的申報和管理，行政主導的色彩也相當濃厚。雖然有同行通訊評審打分和專家最終投票表決，但是，從設定課題指南到劃定初評的分值線，再到指定由誰來擔任最終評議委員，大多由行政部門所主導。入選評議委員的大多為擔任行政職位的教授，相互間提攜自己人，就成了比較普遍的現象，變相地變成了分贓。集中目標把項目經費給予一些人，而同時又要求所有副教授和教授在提職稱時必須有省部級或國家級科研項目，這就又把整個導向的指揮棒涵蓋所有學者，制造更大的壓力。不按照他們的意志選擇研究課題，或者不順從某些評議專家和權威，就很難得到科研經費。本來，以項目申請的方式分配科研經費，主要是為了促進經費的合理和有效率的使用，以推動科技創新。但是，目前這種行政主導、長官意志指導下的項目管理，難以實現這一目標。

行政主導項目管理人并不真正了解科學研究的規律，存在認識上的一些誤區。比如，他們以為經費越多越集中，就越能夠出成果。教育部前幾年實施的985二期工程，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實行大項目制，全國排列前20位的高校，每家只能取得幾個研究項目，而每個項目均高達千萬元。由于各校自身的審批制度，幾乎都是擔任高校行政職務的少數教授獲得了主持這些大項目的資格，然后由他們再劃分若干個子課題，把部分經費分配給相關的教授。結果，大項目的主持人就像工程的總承包商，分包給各個承建商。

目前看來，做出來的成果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并未真正出精品，實現科研上的創新突破。官員主觀意志指導甚至直接涉入項目的分配和管理，然后以此為指揮棒調動所有的科研人員，讓那些自己設計項目進行研究的人員幾乎得不到承認，甚至得不到正常晉升，這對于公共科研資源是很大的浪費，也難以杜絕徇私舞弊。

外行的行政官員主導、包括名義上為專家實質上并不懂得教學和科研的官員主導，熱衷于表面文章和首長主觀意志，這種狀況必須改變。人才培養、職稱晉升、成果評定、項目評審，都需要由學術界真正的專家來主導和實施。各專業的學術活動、成果評估，均應當由專業協會和專家委員會來組織，并且擁有實權。當然，專家權威本身也不能權力無邊，不受制約，也需要建立正常的、完善的監督機制，以防止裙帶風和關系網妨礙學術創新和公正。對于抄襲和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必須嚴懲，不留情面，才能糾正普遍的不端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