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公眾號“拾八集”

這篇文章提及的俘虜嚴格來說不算是軍人，只是一名軍屬。但由于其自述提到工農學校，乃至于日軍俘虜的經歷，筆者還是將之翻譯為中文。

山下好之在 1928 年 5 月 10 日出生于山口縣宇部市。1944 年 4 月，他從宇部一所私立工業(yè)學校畢業(yè)后，隨即加入了位于神戶的貿易公司大通商會。但入職僅 1 個月，公司的船只全被海軍征調，而山下自己亦被分配到上海的第一海軍軍需部。

山下日后才知道，大通商會在太平洋戰(zhàn)爭末期一直肩負著征召日本各地船只和人員支援軍隊的任務。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 10 艘船只在長崎縣五島市福江港集結，耗時一周抵達上海。抵達上海 4 個月后，在他第二次出航期間，時年 17 歲的山下被八路軍俘虜。他在接下來的 14 年間一直待在中國，直到 1958 年才返回日本。

我在第一海軍軍需部的工作是為日軍運送武器、彈藥和其他軍需品到中國各地的港口，返程時再裝載當地特產回上海。我第一次出航是向連云港運送武器、彈藥、罐頭食品、食用油和其他物品。返程時，船上滿載著當地生產的棉花、小麥、礦產和煙葉。

裝卸貨物的工作全部由中國勞工完成，他們都穿著單薄的黑色衣服。我后來才知道他們都是戰(zhàn)俘。第一次航行結束后，我看著貨物被卸到碼頭上，瞥見有幾個勞工撿起掉在地上的一塊白糖。一個衛(wèi)兵發(fā)覺后立即跑了過來，用鞭子抽打他們。

那年 9 月，我們 3 艘船從上海出發(fā)，準備向青島運送武器彈藥。但當時臺風來襲，海面波濤洶涌，我們那條船與前方的船只失去聯系。雪上加霜的是，我們的領航員誤讀了海圖，導致我們駛過了青島、進入了海陽縣附近的一個小海灣。這片海域淺灘眾多，而我們果然擱淺了，無法進退。從擱淺地點到岸邊大約有一公里。

由于海水逐漸涌入船艙，我們等到天亮后便用一艘小艇將行李運上岸。船上有十名船員，包括船長和輪機長。上岸當天晚上，我們突然被八路軍的一支武裝工作隊包圍。敵人約莫有 20 個，我們不經抵抗即被俘虜。

此前，我們并不知道這片區(qū)域是八路軍的地盤。就連八路軍這個番號我們也未嘗聽聞，我甚至一直以為整個中國都是日本的領土。在我們能反應過來前，我們已被押送到萊陽，也就是八路軍膠東支部的所在地。抵達萊陽后，我們遇到了渡邊三郎、小林清和其他被八路軍俘虜的日本士兵。聽了他們的介紹后，我才意識到這片土地并不在日軍的管轄之下，而是 “土匪” 的地盤。

直覺一度告訴我們，日軍最終會來拯救我們。在我們的認識中，日本是不可能戰(zhàn)敗的，我方一定會獲取最后勝利。抵達萊陽后，反戰(zhàn)同盟的人詳細地向我們講述了日軍在這里犯下的種種惡行，但我們并沒有真正理解。我們當時最渴望的就是盡快回家。時間越久，我們就越害怕，擔心會被送上軍事法庭。被俘的士兵一般只準自殺，但因為我們只是軍屬，上級應該不會迫使我們走到那一步。

然而，讓人難以承受的卻是當地的生活方式。那是我們所從未體驗過的，可謂是一個原始社會。那里沒有電、沒有廁所，甚至連火柴都沒有。而當然也沒有香煙、紙、鉛筆和牙刷。居所里沒有浴室，到處都是臭蟲和虱子，夜里則睡在高粱殼上。我們唯一的食物是用平底鍋煎成的玉米粉或小米粉，但我們根本咽不下口。我們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只想盡快回家。

1944 年底，我們獲悉濱海軍區(qū)大店鎮(zhèn)有一所日本勞農學校，遂決定動身前往。出發(fā)前，膠東軍區(qū)的八路軍告訴我們說，他們不知道該如何處置我們。由于濱海軍區(qū)是山東軍區(qū)的司令部所在地，我們在當地或許能獲安排任務。船上 10 個人中，有一個中國人、一個朝鮮人，但他們從一開始就被分別對待。剩下的 8 個日本人，年紀較大的那些可能在中途被遣返回日本，反正后來沒見過他們的蹤影。

順便一提，我們那條船擱淺幾天后，一艘從仁川開往青島的大型運輸船也在類似的海域擱淺，船上的人也被八路軍俘虜。那艘鋼船要比我們那條大許多，船上配備了自衛(wèi)機槍，船上還有士兵護航。船上的 20 名士兵和軍屬統(tǒng)統(tǒng)被八路軍俘虜，而末松千里也在其中。該人積極參與反戰(zhàn)活動，戰(zhàn)后前往東北加入林彪的第四野戰(zhàn)軍，后來隨軍南下解放海南島，現居別府。

我們這兩批人共有 20 人，當中有 15 個年輕俘虜、2 名翻譯和 3 名持槍警衛(wèi)，一起奔赴大店。萊陽到大店之間肯定超過 200 公里，但我們卻徒步走了全程，沿途還目睹了日軍的討伐。與其說是討伐，不如將之形容為掠奪、燒殺搶掠、把人擄走。

我們走著走著，看到成群結隊的人和牲畜都紛紛逃往八路軍根據地。我們意識到又一場討伐開始了。日軍放火燒毀村莊，農民帶著自身的狗、牛、馬、豬也都跟著逃入根據地。當時日軍自身的糧食也已面臨短缺，于是用這種方式盡可能地搜集食物。

在搜刮糧食的同時，日本兵還把年輕人擄走了。后來我才知道，當年有個叫劉連仁的中國人在我居住地附近的高密被捕，被日軍押送到北海道的一個煤礦。但那里的條件極其惡劣，以至于他逃了出來，戰(zhàn)后在山里隱居了八年。看到這種討伐帶來的破壞，我心里不由自主地覺得恐怖，開始覺得這和之前在日本所聽到的宣傳完全不同。

連接濟南和青島的鐵路名為膠濟線，從萊陽奔赴大店的途中，必須跨過這條鐵路。但穿過這條鐵路卻絕非易事。鐵軌離地面大約有 4 米高，臺地約莫有 20 米寬，鐵軌從中間穿過。日軍還在鐵路沿線建有碉堡，監(jiān)視游擊隊的動向。這是為了防止土匪，特別是八路軍，炸毀火車。然而即便有了這些防御措施，八路軍為了奪取車上的貨物，還是不斷發(fā)動炸毀火車的作戰(zhàn)。

我們在越過這條鐵路的過程中，竟然有兩個俘虜逃跑了。當時我們稍作休息，他們在不知不覺間就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猜他們是因為看到鐵路，以為日軍就在附近才決定動身。據末松說，逃跑的其中一個俘虜以前在皇宮警察部隊工作，后來才被海軍征召到這里。

沒多久，負責護送我們的八路軍戰(zhàn)士讓我們立即動身，據報日軍已進至附近一帶。我們當時已經走了很遠的路，但迫于無奈，只好繼續(xù)往前走。前面道路兩側是高聳入云的大山，路面狹窄，僅夠一輛獨輪車通過，卻似乎永遠走不到盡頭。

大店是八路軍山東軍區(qū)的司令部所在地，同時也是抗日軍政大學山東分校、日本勞農學校山東分校、和朝鮮獨立同盟支部的所在地，這三個組織協(xié)同運作。八路軍之所以將山東軍區(qū)司令部設置于此，乃因該地易守難攻，周遭的地形使其化作一座極其安全的天然堡壘。

我們住在毗鄰大店的老牛腰村，而每當大店舉辦集市，周圍村莊的農民和商販都會帶著貨物趕來這里。我們若錯過了集市就買不到任何東西，所以連我們也要趕集。但即使來到了勞農學校，那里的伙食也不適合我。我受不了油、辣椒、大蒜、韭菜和豬肉的味道，因此就連餃子也吃不下。此外，包子、炸玉米、小米等食物我也受不了，所以根本沒什么能吃的。

總務主任濱田一男軍曹看我可憐，認為這樣下去我肯定活不過來，于是就給我做了些水餃。這些水餃很樸素，就是把揉好的面切成小塊，放進熱水里，再加些蔬菜，但我卻為此非常感激。另一個我永遠忘不了的人是木暮重雄（現名筒井重雄)。木暮的飛機因引擎故障迫降，他因而被八路軍俘虜，后來輾轉來到勞農學校與我一起學習。星期天我們包餃子的時候，他會切腌菜給我包。

戰(zhàn)爭結束后，濱田軍曹和木暮被派往不同部隊，負責跟日軍談判，要他們向八路軍投降。然而，濱田此后卻再也沒有回來。他似乎跑了去青州附近，投奔駐扎當地的的第五獨立混成旅團，但似乎被日軍槍決了。 . 勞農學校的校長名叫本橋朝治，講師有來自延安的上田正雄和市川昭一，教務主任為國保康治。他們主要講授國際形勢和日本國內的情況，校內大約有 60 名學生。我懷疑這些學生中有很多都是日軍的間諜，凡是聲稱自己逃離日軍的人都令人懷疑。

有些人說自己受夠了在軍隊里沒完沒了的欺凌，但這話真假難辨。甚至有人說自己信服八路軍的宣傳才跑了出來，但日軍上下都認為八路軍是土匪，士兵中間有人自發(fā)投奔八路軍是不可想象的。他們根本不可能從日軍手中逃脫，肯定會在路上被抓到的。

日軍不斷派出間諜，而八路軍對此亦心知肚明，但似乎放任不管。反正不管是間諜還是俘虜，一旦到了大店就逃不掉了，逃跑肯定會被抓住。周圍的農民都為八路軍工作，俘虜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便會自動打消所有逃跑的念頭。學校里有個學員關系跟我不錯，起初看起來像個間諜，但后來卻積極參與反戰(zhàn)活動。我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證明他是間諜。

我在學校里待到 1945 年 5 月。那時，戰(zhàn)爭誰勝誰負已漸見分曉。在工農學校，我們幾乎每天都獲灌輸關于國際形勢的知識。至 4 月底，墨索里尼被處決、希特勒自殺，意大利和德國這兩個軸心國相繼崩潰。日本戰(zhàn)敗只是時間問題，這一點顯而易見。于是，學校決定派人到魯中、魯南和膠東支部加強反戰(zhàn)活動。我感覺自己好像已下定決心，為八路軍做些工作。

在那之前，即使我聽聞日軍犯下的種種暴行，也只覺得很正常，內心深處仍堅持自己必須回到日本。但后來我便意識到，過了這么久才投奔日軍，想必難逃被槍斃或送上軍事法庭，不會有什么好下場。但與此同時，我也覺得這種原始的生活難以忍受。但當我確信日本必敗無疑時，我便放下了這些不安。

1945 年 5 月，我決定返回萊陽。由于日本戰(zhàn)敗在即，我們決定盡可能地活動在前線，開展反日宣傳活動。于是我加入了膠東支部的武裝工作隊。每支工作隊大約有 30 到 50 人，人員被分成不同的小組。有的小組負責炸毀鐵路，有的小組負責炸毀橋梁，有的小組負責印發(fā)宣傳單，如此類推。

萊陽附近有一座名為牙山的巍峨高山。它的形狀會隨著觀賞角度的變化而迥異，換言之，我們可以通過觀察這座山的形態(tài)來判斷自己的方位。對于我們在這一帶工作的人員來說，這座山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地標。我們開始在膠濟鐵路右側，也就是青島到濟南這段線路的北側，開展反戰(zhàn)宣傳。正如我之前所說，要跨過鐵道絕不容易。

我們開展宣傳的做法是在夜里接近日軍碉堡，拿著擴音器向守軍喊話，比如 “你們不能襲擊和劫掠村莊！你們不能殺害無辜的農民！” 或 “日本很快就會戰(zhàn)敗！日本戰(zhàn)敗后，向八路軍投降！八路軍絕不會殺你們！” 有些碉堡里的守軍只是靜靜地聽著，有些則對我們破口大罵，甚至向我們開槍。

碉堡有大有小，大型碉堡之間散布著許多小型碉堡。小型碉堡由保安隊把守，大型碉堡則由日軍把守。保安隊是汪精衛(wèi)的軍隊，也就是日本的傀儡軍隊。就人數而言，保安隊的人數大約是日軍的兩倍。此間，我們也和中國人一起開展了反戰(zhàn)活動。中國人用中文對保安隊喊話，我們則用日語跟日軍交談。我們還散發(fā)宣傳單，并將慰問包系在樹上。慰問包是送給日偽軍的禮物，里面裝著肥皂、香煙和毛巾等物品。

在青島附近一個叫即墨的地方，我們曾俘虜江連一夫和他的部下，他們后來成了我們的戰(zhàn)友。抗戰(zhàn)勝利 60 周年之際，江連、末松和我都應中國政府之邀請，返回中國參加紀念活動。當時有 10 個日軍躲在一座碉堡里，我們向他們喊話，他們卻破口大罵，并開始射擊。我們覺得很危險，但心想他們或許會在翌日或后天出來，于是我們等到第二天，果然等到日軍出來檢查，便趁機抓住了他們。

我們俘虜了三個人：一個叫木內的兵長、江連和另一個士兵。我們把俘虜帶到了萊陽，而江連日后跟我說，那時他們的戰(zhàn)斗意志極其低落，覺得反正日本快要戰(zhàn)敗了，寧愿把戰(zhàn)斗任務交給保安隊。這片區(qū)域的大部分士兵都來自茨城縣。

回到膠東后不久，我便聽說日本戰(zhàn)敗了，但局勢卻絲毫沒有改變。這是因為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下令禁止官兵在蔣軍到來之前，擅自向八路軍投降。所以，即便過了八一五，駐扎在華北的日軍仍然拒絕投降，繼續(xù)戰(zhàn)斗。

大約是在當年 9 月，也就是戰(zhàn)爭結束一個月后，我所屬的那支武工隊在膠縣附近的南村活動。我們五個人正在制作宣傳單，并溶解石灰準備在墻上寫標語，突然就被敵軍包圍了。我不知道是日軍還是保安隊，反正我們聽到槍聲，便意識到自己被包圍了。

當時 1 公里外有個解放區(qū)，我們拼命奔跑，知道只要能跑到那里就能得救。我們當中一人跑在前面，穿過田野，我和另一個朋友緊隨其后。隊長和另一個朋友則留在原地殿后這時。突然，幾乎和我并排突進的朋友中彈倒地。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死定了，只能憑本能繼續(xù)奔命。到達解放區(qū)時，我已接近虛脫，隨即昏迷不醒。

后來才得知，我們被抬上擔架送回根據地。最終，只有我和跑在最前面的那個人成功逃脫，其他 3 個人要么被殺，要么被俘。他們都是中國人，此后都沒再聽過他們的消息。大約是在 10 月，戰(zhàn)爭結束后不久，柴山大隊長和另外兩名士兵在煙臺被八路軍俘虜。顯然，他們是在巡視途中被俘的。我受分部委派去勸說柴山大尉。

我向柴山大尉詳細解釋道：“八路軍中有很多日本戰(zhàn)俘，但他們從未被殺害或屠殺。相反，他們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如果你們投降，我們絕對會保證你們的安全。這就是八路軍的政策。”

從一開始，我們就沒打算采取什么大膽的行動，比如讓大隊長反思自己的行為，并爭取他加入我們的陣營。畢竟，像他這樣意志堅定的軍人是不會改變主意的。我們的目標是讓他相信八路軍最終會發(fā)起進攻，而如果他認為戰(zhàn)局不利，就不應該繼續(xù)抵抗，而反應放下武器投降。八路軍款待了柴山大隊長，并把他送回了日軍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