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榮毅仁到北京開會，鄧小平對他說：希望你能減少一些其他工作

1979年1月17日清晨，北京的西長安街被輕霧籠住，人民大會堂里卻暖意升騰。來自各行各業的代表陸續簽到，準備參加國務院召集的“利用外資、發展經濟”座談。會場中央，一位身材高挑、鬢角已染霜色的企業家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六十三歲的榮毅仁。

從上海趕到首都前，榮毅仁在無錫老宅與家人告別時說過一句話：“國家要做大事，這趟非去不可。”同行者回憶，他當晚只帶了一只舊手包，里面裝著幾頁筆記——那是他連夜寫好的建議書，全部圍繞如何把外資引進中國制造。

時間往前推三十年，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33歲的榮毅仁站在愚園路自家陽臺，看到解放軍戰士席地睡在馬路邊。那天他對妻子低聲說了一句：“城是新的，中國也要新生。”選擇留下，投身工業復蘇，便成了他之后全部行動的指南針。

解放初期，他把祖輩在面粉、紡織領域累積的股份悉數交國家，又接連出任華東財委委員、上海副市長，仍保持商人特有的精細。有人問他圖啥？他笑答：“賬算清了，國家就是最大的股東，我們跟著干才能贏。”

進入五十年代，中央醞釀建立專門機構，讓少數有見識的黨外人士參與宏觀經濟恢復。毛澤東點頭后，鄧小平把榮毅仁的名字寫在推薦名單：“既能看賬本，又懂世界行情。”不久，榮毅仁赴京，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一半時間在北京，一半在上海。周恩來體貼他水土不服，準許“半年在滬，半年在京”。榮毅仁卻回話：“干事業，哪能挑地方？”

風云多變，六十年代的政治風暴讓他蒙受沖擊，半年多被要求“寫交代”。等到1978年春暖回潮，中央重新啟用這批“少壯派”元老。第三屆全國政協會議，他被推舉為副主席，仍舊只說一句：“能做事就行。”

此刻的中國，正站在抉擇路口。廣州之行后，鄧小平提出“把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對外開放被寫進議程。然而，怎樣把外國資金和技術真正引進來？一碰到“合資”“外企”這類詞，許多人心里就“哐當”一聲，擔心資本主義會趁隙而入。

所以人民大會堂的那場座談，既是宣示，也是試探。會上發言者眾多，但真正讓鄧小平頻頻點頭的，還是榮毅仁。他用不到二十分鐘的陳述講清了三件事：外資并不意味著出賣主權；中國必須學會用市場手段談判；要成立一家“既連接內外、又不隸屬于部委”的新機構，集中辦大事。

散會后，鄧小平把榮毅仁拉到走廊窗旁，壓低聲音道：“榮毅仁同志，希望你減少一些其他工作，多干點對外開放和經濟建設的事。”榮毅仁立刻明白，這是讓他挑頭。于是回答也干脆：“我還不到八十歲，肯定干得動。”

春節剛過，他遞上報告——《設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初步設想》。文件只有三千多字，卻層次分明：資金來源、股權結構、人員組成、盈利模式，甚至連外匯風險都計算到小數點后一位。陳云閱后批示“可行”，鄧小平圈了三個字：“立即辦”。

中信公司籌備組成立時條件寒磣得可憐。北京和平賓館東側樓幾間客房當辦公室，連文件柜都是舊的。交通工具只有兩輛老式轎車和一排“飛鴿”自行車。閔一民、莊壽倉這樣在人民銀行、財政部當過處長局長的人，重新握筆謄抄文件，像回到學徒時代。有人半開玩笑：“咱們這是從零開始啊！”

錢也是硬傷。國家財政撥款原定兩億元，最后只先到位兩千萬。雜項費用竟得靠榮夫人楊鑒清掏出一千元救急。有意思的是，外界卻盛傳“榮家獨資十億”，引來不明真相的圍觀。榮毅仁笑著擺手：“我一介平民，哪來十億？先把公司跑起來再說。”

要吸引外資，光有機構遠遠不夠，法律環境得跟上。全國人大法工委提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草案，其中“外方股份不得超49%”一條爭議最大。榮毅仁連夜起草意見，凌晨兩點交稿。他的理由簡單：“資本逐利，比例卡死，資金自然繞道而行。”最終，鄧小平、陳云支持放寬，這才打開閘門。

第一炮挑的是江蘇儀征化纖項目。工程因資金短缺瀕臨停工，紡織工業部急得團團轉。榮毅仁建議在東京發行債券，利率略高，卻能迅速到位且不附帶政治條件。反對聲不小：“辛辛苦苦幾十年，好不容易沒外債，為什么主動舉債？”榮毅仁只說：“看賬本，算成本。”債券成功發行后，儀征得以續建，“儀征模式”成為當時財經口中的熱詞。

短短三年，中信簽下的大項目超過八十個，遍及能源、交通、電子、化工。老員工回憶：合同一份接一份堆在桌上，常常連夜審簽。榮毅仁每次都會問一句：“能不能帶來長期收益？”如果答案模糊，他寧可推掉。也正因此，中信早期幾乎沒有虧損項目。

1985年，美國。基辛格與榮毅仁握手時說：“貴國最大的幸運，就是擁有一位既懂計劃又懂市場的企業家。”這句評價在華爾街傳開后，摩根、大通、花旗紛紛主動登門，希望與中信合作投資。當年年底，北京東長安街的那排辦公樓燈火通明，不少項目談到凌晨三點才結束。

榮毅仁始終記得鄧小平那句“不要猶豫”。中信內部規矩因此格外簡單：看數據說話，以合同為準，不靠行政命令撐腰。對于用人，他也堅持一條，年齡學歷都不是硬杠杠，誰能把項目談成，誰就能拿到職位。有年輕人問：“出差連機票都買不起，怎么干活？”他拍拍對方肩膀：“跑出第一單，你就有資源。”

八十年代后期，中信已從十幾個人發展到上千人，總資產以年均三成速度攀升。外媒稱其為“中國經濟的破冰船”。榮毅仁卻給自己定了兩條不變：一是重大合同必親自過目，二是每周至少抽一天到車間碼頭看一線工人。有人勸他多休息，他搖頭：“一旦坐慣了軟椅子，就忘了市場的涼熱。”

外界常把榮毅仁與鄧小平的關系描繪得傳奇。事實上，兩人更像配合默契的棋手。鄧小平提供政策空白區，榮毅仁拿具體方案去填補。一次聚餐，兩位老人舉杯，鄧小平笑問：“這些年累不累？”榮毅仁只答一句：“動腦子不累，閑著才累。”

1990年以后，榮毅仁逐步將日常管理交給后輩，自己轉入策略層。墻上那張與鄧小平握手的大幅照片仍在，走進去總會先映入訪客眼簾。很多青年員工對照片指指點點，然后加快腳步，似乎在對自己打氣。

有人說，如果沒有那場冬日的對話，就不會有如此迅疾的破局；也有人說，如果沒有年輕時面對新中國曙光的那份信念，榮毅仁也未必在耄耋之年依舊選擇奔波。歷史往往如此，關鍵人物在關鍵節點的一個決定，能讓一座城市、一家企業，乃至一國經濟，攀上新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