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平壤的雪還沒化，前線醫(yī)院里傳來通知：王建安必須立即回國治療。高燒、氣短、血壓飆到二百，他卻盯著墻上的作戰(zhàn)地圖不肯合眼。醫(yī)生苦勸，他才勉強點頭：“好，我先修理自己，再回來修理敵人。”這句玩笑般的話，日后竟成了他錯過1955年授銜大會的關鍵伏筆。

列車進北京的那天，軍委評銜委員會正開最后一次名單確認會。王建安在人事卡片上被標注了一個讓人頭疼的詞——“住院”。因為人在病榻，評銜程序無法當面宣讀，他被暫時擱置。外界風言風語不脛而走，有人說是“驕傲”，有人說是“缺席”，真相就這么被層層誤讀。直到1956年1月，他的肩章上終于補上那枚上將星。

授銜典禮后沒幾天，他拄著拐杖跑去野外看部隊實彈射擊。為了避開歡迎隊伍，他提前一小時到達，站在射擊線后面暗暗記錄射擊成績。第一輪打完，他叫來連長：“分數(shù)高得離譜，重報。”原來連隊把兩個槍法一般的老兵請去后勤擦槍，分數(shù)自然漂亮。王建安當場把紙團撕碎：“弄虛作假，戰(zhàn)場會要命。”隨后整連降獎勵指標，這支部隊后來出了名的實打實，再沒人敢在他面前“演習作秀”。

1958年至1969年，他一直只擔副職。有人私下抱怨為他不值，他卻笑說“副職也能干正事”。當年葉劍英到武漢軍區(qū)視察，聽匯報才知王建安已連續(xù)三年帶隊拉練，行程兩萬余里，葉帥拍桌：“這才是打仗的作風。”

他在日常小事上同樣苛刻。秘書托關系弄到十斤花生油，以為能補補將軍的高血壓，結果被狠狠訓斥。“憑權買油，這事看著不大，實則害人。”秘書當晚退貨賠禮，差點寫檢查登報道歉。

1963年春，他到上海一家收音機廠調研。晚飯后回駐地，桌上赫然擺著兩臺最新型號。廠長想向上將示好，王建安臉色瞬間沉下來：“帶回去！以后誰再送東西，直接報告紀委。”廠長紅著臉搬走收音機。留下隨行人員直冒冷汗。

更有意思的是飯?zhí)檬录Ｄ悄瓴筷犜跍_聯(lián)席會，按規(guī)矩師以上干部上十一樓用餐，家屬只能在一樓。王建安上樓后發(fā)現(xiàn)扶梯口擠著一堆家屬，他立刻停步，高聲提醒：“規(guī)矩在哪？全都下樓！”現(xiàn)場靜得能聽見筷子落地，幾分鐘內十一樓清空。

對家里他也一貫“冷硬”。中央曾批準他調一個兒子回京工作，他擺手拒絕：“我還在，孩子不缺飯吃，不必走后門。”夫人牛玉清多次勸，他始終不松口。子女們理解父親，后來都在地方自謀職位，沒有任何“將門特權”。

轉折出現(xiàn)在1980年初。電視里播到某國前總統(tǒng)國葬鏡頭，車隊長龍看不到頭。王建安靠在沙發(fā)上說出那句讓妻子難忘的話：“太浪費。我死后骨灰撒田里，追悼會一律免。”牛玉清點頭，心里卻隱隱發(fā)酸。

不久，高血壓并發(fā)心衰，他住進北京總醫(yī)院。臨終前三天，他按鈴找護士：“麻煩把我病歷交給醫(yī)學院做研究，別浪費。”護士久久站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1980年6月25日凌晨三時三十分，呼吸機停止，享年73歲。

遵照遺囑，家屬匆匆在醫(yī)院太平間完成火化手續(xù)，沒有遺體告別，沒有花圈橫幅，甚至沒有通知任何戰(zhàn)友。骨灰第二天被撒向京郊試驗田。院方想登訃告，也被婉拒。一個月后，老戰(zhàn)友們才從小道得知噩耗。有人連夜趕到牛府，拍著大腿嘆息：“老王這回真是‘自作主張’。”

消息報告到中南海，李先念受指派到家里慰問。屋里陳設簡陋得驚人：舊藤椅掉了漆，唯一的彩電還是部隊退役處理品。李先念握著牛玉清的手，沉默許久，只說了六個字：“這就是王建安。”隨后批準《解放軍報》整版報道他的事跡，標題只有一句——“把最后一粒塵土獻給人民”。

戰(zhàn)友們后來談起他無人吊唁的葬禮，給出相同答復：“這是老王自己定的，他覺得這才配得上他一輩子的清白。”一句話，道盡軍中硬骨頭的風骨。